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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天下一统为目标的“当取关、洛”思想。 “当取关、洛”即消灭羌族建立的后秦,收复中原地区,进而统一天下。其实,刘裕的这一思想早在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时就已经产生。刘裕曾对前来阻挠东晋出兵的后秦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国主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3]。后来由于后秦上层发生内讧,给刘裕出兵提供了天赐良机。 第一,夺取关、洛的动机。 对于刘裕夺取关、洛的动机,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根据《魏书·刘裕传》和《宋书·武帝本纪中》的记载,刘裕出兵后秦、夺取关、洛的动机,不外乎如下几点。 一是借此建立功名、树立威望,为将来代晋称帝打基础。刘裕非常清楚,在此之前,东晋的祖逖北伐、庾氏北伐、褚裒北伐、殷浩北伐及桓温北伐等五次大规模北伐都没有成功,而这次北伐一旦成功,就能建立起绝对权威地位,扫清代晋称帝的障碍。《魏书·刘裕传》对此就说的很明白,刘裕担心自己缺乏功名,他人不服,必须通过征伐后秦建立功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左仆射刘穆之和龙骧将军王镇恶都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北伐之前,刘穆之对王镇恶说:“公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王镇恶则说:“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4]很显然,刘穆之和王镇恶都把这次北伐视为刘裕建立功名、扩大影响、进而代晋的基础工作,因此,他们都信誓旦旦地保证万无一失。刘裕对此更为迫切,更为直截了当。他先派遣左长史王弘到建康“讽朝廷求九锡”[9],以试探晋安帝的态度。晋安帝早就看出了刘裕的心思,于是诏令“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9]。但是,当时刘裕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晋安帝还只是“备九锡之礼”,因此,没有接受。刘裕消灭后秦后,晋安帝进封刘裕“为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拟旧制”[4]。刘裕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二是攻下长安,夺取关、洛,为将来称帝做好“正统”的舆论准备。刘裕自称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2],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刘裕生擒姚泓、进入长安后,“谒汉高帝陵,大会文武于未央宫”[1]。在刘裕心目中,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消灭后秦,占据长安,夺取关中地区,将来篡夺政权自立为帝名正言顺。三秦父老挽留刘裕时,就拿这些事情来说事。他们对刘裕说,汉高帝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文帝霸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皆在关中,都是你家坟墓。长安、咸阳宫殿“皆汉故迹”,都属于你家“室宅”[10]。平定关、洛后,刘裕曾一度想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但太尉谘议参军王懿(字仲德)坚决反对,他认为:“非常之事人所骇,今暴师经载,士有归心,故当以建邺为王基。迁都宜候文轨大同”[11]。刘裕仔细一想,觉得王懿言之有理,遂打消了这一念头。刘裕迁都洛阳的动机比较复杂,但与制造“正统”舆论有一定关系。 三是刘裕具有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深知关中地区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想把夺取关中作为统一全国的跳板。晋安帝在赞扬刘裕时就提到了“声教远被”、“九译来庭”[1]的政治理想。刘裕在永初元年(429年)即皇帝位时,特别强调了“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12]的理想,希望最终实现天下一统。 第二,夺取关、洛思想及实践。 刘裕在基本将异己排除干净和统一南方之后,便将北伐后秦提到了议程上来。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发兵北伐到次年消灭后秦,刘裕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刘裕夺取关、洛思想及实践之所以进展得很顺利,而且能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刘裕妥善处理好与匈奴族建立的北凉的关系。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匈奴族北凉沮渠蒙逊与刘裕建立联系,希望共同攻打后秦,并上表言:“伏闻车骑将军裕欲清中原,愿为右翼,驱除戎虏。”[13] 二是刘裕妥善处理好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及西秦的关系。后秦与北魏由于和亲(415年姚兴之女出嫁北魏拓跋嗣),双方建立起比较牢靠的同盟关系,因此,刘裕争取北魏支持难度很大。然而,妥善处理好与北魏的关系,对刘裕来说至关重要。刘裕为此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刘裕出兵后秦,首先打着“以重币假途”北魏的旗号,“先遣使假道于魏”[10],而且后秦“以晋师之逼”[14],也派使者向北魏求救。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召集大臣们商量此事,多数大臣都认为,“潼关天险,刘裕以水军攻之甚难;若登岸北侵,其势便易。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且秦,婚姻之国,不可不救也。宜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10]。而博士祭酒崔浩则主张:“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15]。最后,北魏采取了静观其变的策略,坐山观虎斗。 为了得到北魏的支持或使北魏保持中立态度,无论是刘裕本人还是刘裕的部下,都对北魏非常客气,均表示不敢与北魏为敌,希望能够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刘裕以重金借道的名义搪塞北魏,既达到了目的,又不至于使北魏彻底翻脸。但是,北魏与后秦毕竟是姻亲关系,在后秦遭到侵扰时总要有所表示。而且,北魏也想借此机会显示自己的实力,因此,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给晋军制造一些麻烦。为了保证北伐后秦的顺利进行,刘裕不得不对北魏予以打击,有效保证了北伐的顺利进行。 由于刘裕非常重视与北魏的关系,所以,刘裕在建立刘宋后向北魏“频请和通”[4],并主动派其中军将军沈范、索季孙等人向北魏朝贡,希望与北魏长期保持“和通”关系。他的侍中谢晦也充分认识到与北魏保持“和通”关系的重要意义,因此,向刘裕建议:“结好北虏(北魏),北虏亲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矣”[16]。 相对而言,刘裕处理与鲜卑族建立的西秦的关系,就比较简单。西秦对帮助东晋出兵后秦颇感兴趣,因此,刘裕与西秦搞好关系非常容易。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北伐期间,鲜卑族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使者向刘裕请求效力讨伐羌族后秦,“枹罕虏乞佛炽盘遣使诣公求效力讨羌,拜平西将军、河南公”[1] 。 三是巧妙利用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刘裕北伐后秦之前,后秦已经被各个联盟所包围。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授意益州刺史朱龄石联络匈奴族建立的北凉,希望双方共同攻打后秦,北凉首领沮渠蒙逊积极回应,表示“愿为右翼,驱除戎虏”[13]。同年,匈奴族建立的大夏主动与北凉首领沮渠蒙逊联系,派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沮渠结盟,沮渠蒙逊遣其弟湟河太守汉平“莅盟于夏”[13]。夏首领赫连勃勃听到刘裕出兵后秦的消息后,厉兵秣马,“进据安定”。为了使夏成为自己的牢固同盟,刘裕主动给赫连勃勃写信,与赫连勃勃“约为兄弟”[10]。后秦虽与北魏建立和亲关系,但都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崔浩就建议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10]。明元帝拓跋嗣则对长孙嵩说,刘裕“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则裕首可不战而悬”[17]。在此之前,鲜卑族建立的西秦首领乞伏炽磐与北凉首领沮渠蒙逊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岁岁交兵”,到义熙十二年(416年)二月,双方罢战言和,结为姻亲关系。义熙十二年(416年)十一月,西秦又派使者拜见刘裕,希望与晋军联手攻打后秦,乞伏炽磐“求击秦以自效”[9]。刘裕求之不得,立即封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刘裕巧妙利用了各种复杂关系,与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或联合打击后秦,或孤立后秦,或声援晋军,使刘裕顺利收取了北伐战果。 四是后秦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公开化,为刘裕消灭后秦提供了有利契机。后秦在姚兴执政时期,因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其子姚泓“懦而多病,兄弟乖争”,姚弼、姚懿和姚恢“皆与(姚)泓争国”[14],为后秦埋下了祸根。并州刺史尹昭就曾劝谏姚兴说:“广平公(姚弼)与皇太子(姚泓)不平,今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社稷必危。”[13]但姚兴根本没有理会尹昭的意见。后来广平公姚弼虽被囚禁,但党派斗争已势不可遏。姚兴死后,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姚泓借故杀了南阳公姚愔、大将军尹元、安定太守吕超等人,还怀疑姚恢“有贰心,恢由是惧,阴聚兵谋作乱”[9],致使姚恢后来举兵,亲“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14],姚懿也想废姚泓取而代之,遂于义熙十二年(416年)“举兵称帝,传檄州郡”[9],北地太守毛雍也举兵反叛,“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泓”[14]。对此,姚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本人就公开承认自己“不能崇明德义,导率群下,致祸起萧墙”[14]。 五是顺应了汉族民众的人心,得到了汉族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后秦是由羌族首领姚苌建立的政权,其主体民族是羌族。姚苌和姚兴在位期间,先后消灭前秦、西秦及后凉,极盛时占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全境及山西、河南的一部分。尽管后秦在当时属于西部的强国,但作为汉族民众来说,多数处于被统治地位,民族矛盾比较突出。刘裕自称“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2],其汉室后裔的身份使汉族民众看到了恢复汉族政权,提升汉族地位的希望。因此,刘裕北伐就很容易得到北方汉族民众的支持和响应。当北伐军队遇到军粮困难时,龙骧将军王镇恶亲自到弘农“说谕百姓”,筹集军粮。当地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振”[10]。粮援问题得以解决,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及关中平定,刘裕准备离开长安时,三秦父老听到刘裕即将离开的消息后,都痛哭流涕地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刘裕也颇觉伤感,并为之动容,于是宽慰他们说:“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诚多诸君怀本之志,今以次息(即次子)与文武贤才共镇此境,勉与之居。”[10]尽管刘裕说得挺动感情,但三秦父老并不傻,他们普遍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3.以册封为主要形式的羁縻思想。 羁縻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民族政治家的共同精神财富。刘裕的羁縻思想是东晋联系、笼络和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主要体现在刘裕对西北诸政权和朝鲜半岛两个政权首领的册封等方面。 第一,刘裕对北凉首领沮渠氏的册封。 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年),匈奴族建立的北凉首领沮渠蒙逊遣使到东晋,奉表称藩,东晋以沮渠蒙逊为凉州刺史。刘裕即位之后,册封沮渠蒙逊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州诸军事、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张掖公。 第二,刘裕对西秦首领乞伏氏的册封。 义熙十二年(416年)十一月,刘裕北伐大军一路高歌猛进,西秦首领乞伏炽磐遣使拜见刘裕,希望联军攻打后秦。刘裕很高兴,遂册封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之后,乞伏炽磐遣使到东晋上表归顺,被册封为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平西将军。刘裕即位之后,又册封乞伏炽磐为安西大将军[18]。 第三,刘裕对西凉首领李歆的册封。 西凉是十六国之一,李歆在位时虽然国势已经衰微,但在西北尤其是河西走廊还有一定影响。义熙十四年(418年)九月,李歆遣使到东晋通报他袭位的情况。十月,刘裕就建议册封李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16]。永初元年(420年)七月甲辰,刘裕即位不久,又册封李歆为征西大将军、酒泉公。 第四,刘裕对略阳清水氐族首领杨盛的册封。 略阳清水氐族杨氏,自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19]。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首领杨盛“遣使附魏”[20],被北魏封为仇池王。隆安三年(399年),杨盛遣使到晋称藩,奉献方物。刘裕登基不久,即永初元年(420年)七月戊戌,就将杨盛进号为车骑大将军。永初三年(422年)四月乙亥,刘裕又将其封为武都王,并以其长子杨玄为武都王世子,加号前将军[19]。 第五,刘裕对朝鲜半岛两个政权首领的册封。 高句丽和百济的首领虽与刘裕直接联系不多,但刘裕从一统天下的大局出发,对高句丽和百济高度重视。永初元年(429年)七月甲辰,刘裕册封镇高句丽王高琏为征东大将军,册封百济王扶余映为镇东大将军[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