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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1.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 首先,立足现实是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特征。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出发点是立足现实,解决当时民族关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刘裕总是立足于当时民族关系的具体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紧贴现实,很少进行纯理论的思辨和针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其次,目标明确是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另一特点。无论是“平齐”思想、“当取关、洛”思想,还是以册封为主要手段的羁縻少数民族思想,目标都非常明确。如刘裕“平齐”思想的目标,就是消灭鲜卑族建立的南燕,为收复中原迈出重要一步。他的“当取关、洛”思想的目标,就是消灭羌族建立的后秦,收复中原地区。在出兵后秦前几年,刘裕就明确告诉后秦使者:“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3]提前把自己的目标告诉对方,既反映出刘裕一统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又体现了他的高度自信。 最后,务实管用是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刘裕是一位很有谋略也很重实效的政治家,因此,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实际,都务实管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显著成效。刘裕虽然没有对他的思想观点进行系统阐述,但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效地指导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所以,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刘裕关于民族关系相关问题的著述和言论并不多,我们能够看到的多是他的相关实践活动。因此,研究刘裕的民族关系思想应当主要考察其相关实践活动。 2.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不能忽视的是,刘裕的民族关系思想上承东晋下启刘宋,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终极目标是“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12],天下一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裕极想借助西北诸民族的力量抗衡北魏,或者使北方诸民族相互牵制,以保障东晋政权的安全,并在适当时机出兵北伐,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目标。 其次,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内政外交态势。刘裕所处的“四夷擅华,五都幅裂”[1]、“戎狄横骛,虎噬中原”[22]的时代,对其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刘裕打交道的政权多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南燕、后秦、夏、北魏、西秦和北凉等),在处理与这些政权的关系时,往往会夹杂着一些民族因素。刘裕征伐的南燕、后秦都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联系密切,无疑增加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复杂态势。东晋时期,南北方各个政权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而且总是相互利用。东晋与其他政权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既会结盟,也会翻脸。东晋上层也会时常演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大戏,而且,卢循、西蜀谯纵政权、后秦、桓玄余党桓谦等各种政治势力均与少数民族有一定联系。东晋内部的民族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有时会被不同政治势力所利用。更为重要的是,从东晋末至刘宋初,汉族建立的政权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的矛盾、华夷之间的矛盾、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等各类矛盾都比较突出。这些都使刘裕会从各种角度思考和处理内外大事,巧妙利用各种矛盾,妥善处理好多角关系。因此,分析和认识刘裕的民族关系思想不能孤立地仅从民族关系入手,而应当结合东晋的内政外交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 最后,刘裕民族关系思想在巩固政权、开疆拓土、强化一统意识、协调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指导作用。东晋安帝曾多次对刘裕予以高度评价,尽管他从多方面赞颂刘裕,但他更看重的是刘裕在平定南燕、消灭后秦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刘裕在这方面的功劳。如刘裕指挥东晋大军进入洛阳时,晋安帝在诏书中就称赞他“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庸、岷顺轨,克黜方难,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内外,仰兴绝风,傍嗣逸业。秉礼以整俗,遵王以垂训,声教远被,无思不洽。爰暨木居海处之酋,被发雕题之长,莫不忘其陋险,九译来庭”[1],“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1]之功。刘裕消灭后秦之后,晋安帝又在诏书中称赞他“匡复我社稷,重造我国家”,“内纾国难,外播宏略,诛大憝于汉阳,逋僭盗于沂渚,澄氛西岷,肃清南越,再静江、湘,拓定樊、沔”[1]。晋安帝一再强调刘裕使东晋“海南肃清,荒服来款”,“许、郑风靡,巩、洛载清,伪牧逆藩,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扫涤”[1]。晋安帝的这些话虽有言不由衷和故意拔高的嫌疑,但也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刘裕两次北伐尤其是代晋建宋之后,出现了南北朝对峙局面,刘裕更成了北魏政治家的心头之患。即便如此,北魏著名政治家崔浩仍对刘裕敬佩不已,对刘裕“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10]之功大加称赞,认为刘裕是难得的杰出人才。崔浩对刘裕的评价比较客观,也非常公允。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对刘裕给予很高评价, 他说:“宋武兴,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拓拔嗣、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后乎此者,二萧、陈氏无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23]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应对刘裕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实践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当然,刘裕在消灭南燕和后秦时的一些残暴做法也应当予以彻底否定。刘裕或许受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的影响,也许为了报复南燕,刘裕在攻下广固城之后屠其城,“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22]。刘裕大军进逼长安时,年仅十一岁的后秦主姚泓之子佛念就已料到“晋人将逞其欲,虽降必不免,不如引决”,遂“登宫墙自投而死”[10]。姚泓携妻子到垒门投降,其抚军将军姚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于江南”[14]。随后,刘裕将姚泓杀于建康。刘裕的这些做法非常残暴,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也很不人道,缺乏仁义,自然遭到后世的批评和斥责。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就说:“晋自济江以来,威灵不竞,戎狄横骛,虎噬中原。刘裕始劝王师剪平东夏,不于此际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使群士向风,遗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22]司马光对刘裕的批评代表了主流看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