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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迈向一种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 当我们抛开公共空间的理论先见而回归茶馆生活的日常，我们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随便走进一间川南地区的乡村茶馆，简陋至极的店面首先便会让人大跌眼镜。不过，物质空间的此种贫乏恰能更好地凸显出其在符号和话语空间上的充盈。例如，不论赶场与否，茶馆总是集市上最为热闹的地方。茶馆里不仅有熟人间的问候寒暄，也不乏陌生人之间的相识之乐；茶馆不仅供人们闲坐、“混时间”，也能为客人提供各种扣人心弦的消暇之趣（如麻将等）；有时，茶馆还有其严肃性的一面，人们不仅在茶馆里谈生意，更在茶馆里讲公道并直接促成纠纷的解决。如此看来，在相当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微薄的日常收支下，乡村茶馆作为人们与他人社交的“表演空间”、打牌消遣的“游戏空间”以及谈论是非长短的“话语空间”的特质本身就值得我们予以理论性的关注。 由此，笔者希望引入当代人类学的诗学理论来捕捉和诠释茶馆与乡村生活中那些不可化约的鲜活经验与生动意象。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趋势便是出现了斯蒂芬·泰勒所谓的诗学转向（poetic turn）。在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推动下，人类学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去褒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以及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那些偶然情形与情感波动。概而论之，诗学人类学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出现了三种理论形态，即“后现代诗学”“社会诗学”和“本体论诗学”。其中，后现代诗学旨在解构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志中的科学主义范式，褒扬人类学的反思意识和艺术精神。社会诗学通过“将本质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策略”，重新评估了结构与能动性、权力与修辞、霸权与反抗、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等当代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论题。在此基础上，晚近兴起的本体论诗学进一步探索那些“未被符号化”世界中的生成动力和宇宙图式。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研究形式，本体论诗学对当代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术脉络上看，赫兹菲尔德基于他对希腊克里特岛的民族志研究所提出的社会诗学，实际上标志着诗学人类学在继克利福德和马库斯主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后现代语境下的诗学研究集中于语言和文本批判的取向不同，赫氏坚持认为诗学研究不仅关乎语言，更意味着行动。“诗性的原则引导着所有的象征性社会互动”，“任何形式的诗学总是关注着意义的建构”。在赫兹菲尔德看来，社会诗学一方面关乎戈夫曼所说的自我呈现，因为“任何成功的自我扮演都有赖于将自我同那些更大的范畴相认同”；另一方面，它也时刻关注着特纳所谓的社会戏剧，因为正是在那些戏剧化的、具有阈限性和反结构意义的社会行动和话语实践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诗性智慧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彰显。 尽管社会诗学将对表征、意义和策略的探索从语言研究拓展到实践领域，但对于言说、话语和修辞本身的关注无疑仍是社会诗学所保有的一个根隐喻。例如，赫兹菲尔德在评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时曾说，“在布迪厄的研究中，机械的符号学受到批判，公理成为虚幻，实践被赋予重要地位”。不过，在肯定了布氏实践论的理论贡献后，赫兹菲尔德转而强调应将对语言符号的诗性挪用置于实践理论的核心地位：“意义正日益演变成含有社会效验和结果的词语”。在他看来，诗学进路不仅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结构化过程，而且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实践本身的认识。 在此需要澄清的是，尽管社会诗学关注自我呈现和话语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排斥对一切权力和宏观问题的探讨。恰恰相反，社会诗学从一开始就已将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霸权与抵抗之间的内在张力作为其核心论题之一。事实上，赫兹菲尔德曾对社会诗学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他称之为“人们力图与那些将转瞬即逝的利益制作成永恒境遇的力量进行博弈，将日常互动中微末的诗性细节同那些更为宏大的官方叙事和历史编纂关联起来，从而戳穿围绕在后者周遭的那些体量幻觉（illusions of scale）的学术探索”。而在将社会诗学运用到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中，石汉就十分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社会诗学在权力问题上的分析效力。在这项讨论湖北巴山乡村生活中“社会热度”（social heat）再生产的研究中，石汉以乡村赌博为例，集中探讨了由“玩”和“赌”——两个当地人用来定义不同人群及其赌博形式的本土社会范畴——所揭示的道德边界和权力运作。在当地，有些赌博被认为是无害的，例如老年人玩的长牌；而另一些赌博形式，例如“炸金花”则被视为有败家的风险；有的赌博被官方所明令禁止，但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又恰恰是这些大额赌博的主要参与者。通过社会诗学的视角，石汉说明了在一个微观情境中不同权力主体叠写诗性意义的动态过程，“透过地方观念和社区实践，社会热度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一种灵活的建构社会关系以及展示个体成功的方式，而且，它还是检视老年与青年、农村与城市以及地方社区和官方话语之间结构张力与现实冲突的一个绝佳范例”。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诗学在分析自我呈现、社会戏剧、话语形式和权力策略等议题上的洞见，它对于探讨“茶馆作为一个诗性空间”这一本文的中心论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笔者看来，将乡村茶馆视为一个诗性而非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关键是要理解茶馆在地方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机制，厘清人们在茶馆中的表演技术、游戏策略和话语制作。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以笔者在四川罗城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集中分布在当地老街上的传统茶馆以及茶馆里的日常生活进行民族志考察。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对前人研究的批判性继承，同时也考虑到表述上的方便，本文中笔者将继续使用公共空间这一词汇，但仅仅用来陈述现实生活中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空间属性。 （三）罗城：一个川南集镇的街市与茶馆 “尽管茶叶在中国十分普及，但很少有一个地区像四川那样为使人们能轻松愉悦地饮茶而提供了如此周到的物质环境”。在四川农村，茶馆几乎全部位于集镇一级的聚落之上，“如果没有集市，乡村茶馆几乎只是一些冷清、荒僻且不值一提的场所……但如果没有茶馆，集市本身的趣味性和重要性也将大打折扣”。当20世纪40年代施坚雅在成都近郊的高店子开展田野调查时，当地的茶馆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文的田野点是一个名叫罗城的川南集镇。从地理位置上看，罗城地处四川省南部的丘陵地带，行政上隶属于乐山市犍为县，距县城28公里。作为犍为县河东地区最大的集镇和贸易中心，罗城有着热闹的集市。按照川南方言，集镇又称“乡场”，乡场有集市的日子称为“逢场”，无集市的日期称为“寒天”，而那些没有逢场与寒天之别的中心市场（如县城）则称为“白日场”。1949年前，罗城的集市为一旬三集，每旬逢农历1、4、7日赶场。1949年后，场期依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发生了数次更迭，先后沿用过五日一集（逢农历1、6日赶场）和七日一集（逢周日赶场）的场期数。1979年后，罗城的场期改由公历推算，1984年11月1日起定为双日集，即逢公历偶数日赶场并延续至今。 从历史上看，罗城兴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散见于当地的族谱和其他民间文献显示，罗城汉民中的林氏、邱氏、熊氏、张氏、王氏、李氏等几个大姓，以及回民中的苏氏、蔡氏、马氏、海氏等，均是在清康熙至道光年间陆续迁来四川的外省移民，其中尤以自称源出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和湖南宝庆府邵阳县者最多。从官修志书来看，早在乾隆十一年刊行《犍为县志》时，书中已有“罗城铺”和“罗城村场”的记载。可见，当时的罗城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场镇聚落。而到了清代末年，罗城的街市范围进一步扩大，共有9条街道、4条小巷和12道闸门。民国二十六年，罗城镇人口达26054人，居全县各乡场之首。 罗城老街，今人称为“船形街”，自罗城设场以来便一直是当地的市场和社会中心。从外观上看，老街两端窄、中间宽，长200多米，宽20余米，酷似船形；老街为典型的穿斗式建筑格局，且房屋的沿街一侧均筑有非常宽阔的檐廊，川南一带称为“凉厅子”，别具特色。从店铺类型上看，老街上最多的便是茶馆。平时，茶馆总是镇上最具人气的地方，到了逢场天更是热闹非凡。茶馆里既有高谈阔论的茶客，也有闲坐一隅的乡人；既有身怀绝技的工匠，也有肩挑背负的小贩。除了围桌饮茶的人，茶馆里最多的便要数打字牌的人。事实上，许多初到罗城的外地人，都会对眼前这满街茶馆和牌客的景象惊叹不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