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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馆休闲：赌博、游戏与社会热度的再生产 除了饮茶，乡村茶馆中最为常见的休闲方式莫过于各种形式的游戏和赌博。无疑，在官方和文人叙事中，赌博乃是“旧时代的一种瘟疫”，甚至在一些研究中，赌博也被视作茶馆文化“庸俗性”的代名词。不过，在做出此类价值判断之前，我们应当首先搞清楚茶馆里所谓的赌博究竟是些什么把戏？它们的形式是怎样的？这些“无谓”的活动在乡人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又发挥着什么作用？ 解放前，罗城茶馆里的赌钱活动可谓如火如荼、五花八门。据《罗城镇志》记载，彼时当地的赌博形式计有“花鸡笼”“红宝”“推牌九”“字牌”“码估”“麻将”“六红”“点点红”“推十点半”等十余种。在如此众多的把戏中，最为流行的有两种，叫“红宝”和“花鸡笼”。“解放以前，打字牌的很少，茶馆里都是红宝和花鸡笼。红宝就是一个兜兜，吊起后里面放一个坨坨，上面写的有字，一共四种花样。每次放一坨，放好你就去押，押到了就赔，押不到你就输钱。掌关的人每玩完一回，就把兜兜取下来，再放一个进去，再押，这就是红宝。还有一种，叫花鸡笼，就是摇筛子。一个杯杯，一个碗儿，一个盖盖，摇了就盖起，你就去押。有两种耍法：一种叫打定子，一二三四五六，压点，压中了，就赔你四倍，你压一块钱就赔你四块。还有一种叫打杠子，就是押三点。一二三、二三四、三四五、四五六。比方说他摇个六，你押四五六就押到，只要挂到，就赢钱，他摇个六，你押一二三，就输钱。打杠子就是一元赔一元”（20160726，老W）。 作为罗城有名的老茶馆，“三元号”“丰泰店”等正是过去人们开红宝和摇花鸡笼的热闹场所，“以前这些店子都是开红宝和花鸡笼的，新街头也是花鸡笼多，上节街酒厂才打字牌”。彼时，赌博不仅有形式上的区别，而且有着阶层上的分化，“以前打字牌的少，那些当官的、有钱的才打字牌。老百姓就是包包头的钱摸出来押，押了就走。为啥呢？因为打字牌时间长嘛。以前打字牌要打三十六盘，现在打一圈至少也要一两个小时。你想赶场的农民来卖点鸡蛋卖点蔬菜，卖了的钱就马上拿去押，开红宝、摇花鸡笼又来得快，押到了就赔钱，押不到输了算了也就走了。等迟了太阳又大，又要走回去下田做活路，哪儿来的时间呢？所以说，农民都喜欢开红宝，摇花鸡笼”（20160726，老W）。 由于茶馆赌博对社会秩序构成的潜在威胁，民国时期各地的地方政府曾多次对之采取措施进行整治，但总体上收效不大。直到1949年后，茶馆赌博才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根除。在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赌博不仅被视为“封建陋习”的典型，而且公然违背了社会主义所推崇的一套全新的劳动纪律和生产精神。“解放以后，毛泽东的时候就不准打牌，更不准赌钱，有段时间这街上连坐茶馆的都没有。只要看到你这些坐茶馆的，都赶你到乡下去支农”（20160725，老C）。从技术层面来看，新的政权通过基层政权建设有效克服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困境，从而形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禁赌措施的严格执行。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赌博在中国乡村地区再度盛行起来，甚至“在许多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社区行为”。集镇上，茶馆也再度成为赌博活动的主要场所。目前，罗城茶馆里涉及赌钱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三种：麻将、扑克和字牌。其中，麻将较为常见，参与者不论性别，均以中青年人居多。扑克作为另一种较受欢迎的游戏，在当地以所谓“跑得快”的玩法最为流行。玩牌时，通常五人以上同时参与，绝大多数是男性，虽然赌注数量不一，但一般都具有明显的赌博性质。与之相反，过去仅仅为官员和绅商所把玩的字牌却意外受到了更多乡民，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青睐。更为有趣是，现在当地人打字牌的赌注一般都很小，而人们对本就不大的输赢也经常一笑置之。 流行于罗城茶馆里的字牌又叫“贰柒拾”，这是一种在川南，特别是乐山一带十分常见的纸牌游戏。现在一般认为其发源地在距罗城约30公里的五通桥（今乐山市五通桥区），故民间又习惯于将“贰柒拾”称为“桥牌”或“桥字牌”。从样式上看，一副贰柒拾纸牌共80张，分红、黑两色，每色含“壹”至“拾”字牌各四张。纸牌呈狭长形，轻盈小巧，便于携带和抓握。玩牌时，可由三人或四人同时进行，形式十分灵活。从规则上看，贰柒拾在有限的纸牌数量中规定了一套颇为复杂的排列和组合方式，不仅一般的同字牌、连字牌之间可以相互组合搭配，而且同色贰字、柒字、拾字牌还被特许组成一个可以和牌的独立序列，这也正是这种纸牌得名“贰柒拾”的一个主要原因。 贰柒拾在规定和牌方式和计算和牌大小时，则严格遵守一套“符数”规则。在和牌时，讲究10符为起符，少于10符则不能和牌；11-20符为中和，20符以上为大和。在计算时，不仅每一种纸牌组合都被规定了相应的符数，而且符数会因手牌和出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三个同字红色手牌（即坎牌）为6符，出牌（即对牌）为3符，黑色手牌为3符，出牌为1符；四个同字红色手牌（即滚牌）为12符，出牌（即开牌）为9符，黑色手牌为9符，出牌为6符；“贰柒拾”红字为6符，黑字为3符；连字牌和异色同字牌（即吃牌）均无符。不难看出，要打一场贰柒拾，不仅要系统地掌握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而且要拥有相当的技巧和经验。当地人常说，贰柒拾“有扯头”便是这个意思。 与其复杂的规则形成对比的是，如此大费周章地打一场贰柒拾几乎很难有那种深度游戏的刺激感，当然，也无法保证任何显著的金钱收益。一方面，贰柒拾的赌注很小，有时甚至没有。因此当地人常说，打贰柒拾是“打耍”，是纯粹的游戏；另一方面，打贰柒拾的乡民几乎都是常年客，长期来看总会接近某种输赢均平的状态，“今天赢了点明天也会输出去，所以打牌是没得意思的”（20160722，老W）。因此，打牌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赌博，但当地人更多地视其为“混时间”的一种方法。不过，“混时间”的说法其实也不准确。实际上，打牌不仅不能保证收益，反而常常会耽误手头的工作和“活路”。不过，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种非功利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中断和欲望满足的延迟，才使得打牌变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一方面，打牌的过程类似于特纳所说的社会戏剧。牌局一旦开始，现实生活即告暂停。所有实际生活中的利益、欲望、矛盾、情绪都被悬置，人们也随即进入一个颠倒的理想化的游戏世界。另一方面，游戏的意义不仅是个体性的，而且是社区性的。当同属一个基层市场社区的乡民总是按照相同的集期前往同一个集镇，并在同一条街道上相邻的茶馆里至少打上几个钟头的字牌时，游戏这个原本“非日常性的社会范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化了。对于来赶场的人们来说，加入一场牌局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场域。在这里，他们既能直接看到共同在场的人群，也能在开始和结束一场牌局的间隙与邻座的人交谈，从而获得关于他人和社区近况的详细资讯。正如赫伊津哈所言，“游戏的长期举办恰是心灵的一种崭新创造”，“在游戏的场地内，一种专狭的秩序当道。在此，我们接触到游戏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它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而有限的完美带入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当中”。 由此来看，在“玩”和“赌”之间，当下乡村茶馆里的小额赌博在性质上可能更接近于前者。打牌不仅能让人们摆脱贫乏和重复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社区的凝聚亦有功用。正如石汉所言，“在可接受的边界范围内，赌博再生产了社会热度，即人们渴望已久的一种集体欢腾的重要形式”。不过，必须认清的是，罗城茶馆作为一个“游戏空间”，其运作之道并不像格尔茨笔下的巴厘岛斗鸡那样是对既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模拟”。恰恰相反，罗城茶馆及其所维系的游戏共同体是对既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总体性悬置。由此，我们可以说，茶馆作为社区公共空间的第二个特征即在于它不是功能化的（functionalized），而是戏剧化的（dramatized）。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