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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创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关键词：边地汉人 形象构建 枢纽人 限界群 边疆 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如果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现状，我们将会发现，尽管诸如“中国国内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历史疆域”之类的观点已在当今中国历史学、民族学界成为一种共识，多数研究者仍执着于将边疆非汉人群视为“问题”或“灵感”的源泉，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边地汉人这一群体。关于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陶云逵（1943：28）就曾指出：“关于边疆建设，谈的人很多了，但大多从非汉语人群着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费孝通（1983:89）在为《盘村瑶族》一书所做的“序”中进一步提出：“为了全面了解大瑶山的社会，决不能忘记，这座山里除了瑶族还有其他的民族，如壮族和汉族。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应当只调查少数民族，因为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常常对这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陶、费两位先生之言，实际上均表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研究边地社会，不能仅将眼光聚焦于生活在当地的非汉人群之上，还应以多元的视角观察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就此意义而言，作为一个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历史社会群体，边地汉人自然不能从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缺席。 当然，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未完全忽略边地汉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研究的先行成果，常散见于一些移民史的研究著述之中。这些著述大多致力于探讨民国时期汉人迁移边疆的历史，旨在发掘汉人对边疆社会历史世界的塑造力。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这些到边疆的汉人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传向四面八方，促进了周围少数民族的发展”；其次提出，“汉族移民与汉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广泛传播，边疆才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再则强调，“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是移民造成的”（参见曹树基，1997；马平安，2009；苍铭，2004；林超民，2005）。至于对民国时期边地汉人作专题性研究的先行成果，总体数量不多，且主要以考察边地汉人的来源、数量、分布与日常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为研究主旨（参见王川，2011、2015；蓝美华，2014；周泓，2014；何广平，2014；汪洪亮，2017a、2017b）。整体来看，学术界有关对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为该领域的延展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不过亦应指出，相关先行研究多是以后来者的眼光追述民国边地汉人的历史，并考察其作为一个重要人群是如何融入边地社会、并对边疆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国家的形成产生历史性影响；然而，对民国时期的“边地汉人”的讨论，并非始自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而是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学”“人类学”“边政学”研究。这些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学者，在当时即关注到“边地汉人”在中国边疆统合与“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最新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这个群体的地位、角色、行为、影响等进行了讨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比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今人以历史眼光对“边地汉人”的描述与时人以现实眼光对“边地汉人”的分析，在问题意识和基本判断上并非一致。二者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建构者的时代关怀，以及各自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的差异性。因此，基于学术史的视角，我们有必要对时人的讨论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近代中国边疆统合中的位置与角色；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比较今人与时人之观念的异同，理解这一差异性背后的政治、文化隐喻。 基于上述先行研究之检讨，本文拟将考察民国时期（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知识精英对边地汉人形象的构建过程。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于一些知识精英来说，或许是个人的一大不幸，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颠沛流离；但从边疆研究层面来说，大批知识精英来到边疆，为边疆研究的学术发展带来了意外的良机，由于避居西南、西北边疆，这些社会知识精英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田野生活和更加充裕的时间来思考边疆、民族问题，以至于随后的十年间边疆、民族研究一度成为显学（马长寿，1947）。彼时，一些具有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术训练背景的研究者较早地将源自西方的“边缘人”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引入中国田野，并运用它分析边地汉人，进而塑造了一个“枢纽人”群体像。大约同一时期，亦有一群研究者基于边地日常生活的观察，为边地汉人构建了一种“限界群”形象。从研究结果来看，与今人学者多倾向于阐发一个偏于一律、正面积极的边地汉人形象不同，民国时期社会知识精英笔下的边地汉人形象呈现出二元形态。本文的研究表明，两种看似矛盾的形象构建，实则反映了国内知识精英不同的学术逻辑和政治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