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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限界群”叙事 前述研究表明，吴文藻、陶云逵、任乃强等研究者旨在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强调“边缘人”理论视野下边地汉人作为“枢纽人”对中国边疆政治、经济建设以及边地人群的“国族化”具有正面、积极影响力。事实上，社会学家眼中的“边缘人”，原本指一种社会状况，通常呈现出以下七个方面的形态：（1）两种文化长期接触；（2）由于权力与传统，其中一种文化占据主流地位；（3）两者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有时候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会慢慢内化于主流文化之中；（4）从整体上说，两种文化难以完全协调；（5）那些原本处于边缘化状态的群体，会在获得回报的承诺之下，逐渐融入主流文化群体；（6）在受歧视和被背叛的情形之下，两种文化人群之间的隔阂会进一步强固；（7）当冲突持续超过一代人之后，两者之间的边际性会变得尤其强化（Aaron Antonovsky，1956）。根据该理论，边缘人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对特定区域社会状况之影响可谓实然，然则到底产生何种社会状况、形成何种影响，显然不具有应然性：一方面，基于以知识、经验传播为基础的交流，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可形成渗透、交融，则可促进不同人群间的交往与交融；另一方面，在“受歧视”和“被背叛”的心理暗示下，不同人群间则可能加深隔阂、强化边界。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吴文藻、陶云逵等两位具有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较早地掌握了“边缘人”理论知识，但在迻引该理论诠释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之时，却是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有意无意地对该理论进行一番“本土化”转换，剥离了“边缘人”的消极属性，惟塑造了一个能动性强的“边政枢纽”人群形象。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略显浪漫化的情感倾向在当时遭受了若干质疑。检索这一时期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关的调查报告、私人日记等文献资料，即可了解到，边地汉人之形象决非如“枢纽”“钥匙”之类褒义性词汇所能囊括，除却此类基于“民族国家构建”诉求而生成的宏大叙事，一些研究者亦揭示了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边地汉人的“限界群”形象。 彼时，民族学家李安宅（1946:33-35）透过对藏区的田野调查提出，前往边地的汉人，“不是发配充军的，就是铤而走险流离失所的”，因此之故，藏人称当地汉人为“汉丐”，因来源为逃难者；蒙古人称当地汉人为“黑民”，因系蒙古人佃户之佣工，以别于普通人（佃户）与贵族。这两种称呼的生成与传播，实际反映了边民对于边地汉人的观感以及汉人在边疆的历史、现实地位。在李安宅看来，此类边地汉人作为“开发边疆”的基本力量，与辽阔的边疆地方相比，顶多产生“少数群”的作用，“不但不能开发边疆，反被边疆所开发了”。其结果： （边地汉人）没有习得边民的好处，反而习得边民的坏处；没有保留内地的优点，反而传播内地的劣点。这种进退失据的“少数群”，或者可以叫作两种文化的“限界群”；他们作了“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的先锋队，致使一切后来者均被视为一丘之貉，此之谓因为最初接触不幸而有的困难。（李安宅，1946: 35） 在此，李安宅创出了“限界群”这一概念来描述边地汉人。所谓“限界”，其言下之意，即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边地汉人原本不能代表汉人的整体形象，但由此而在边地人群中塑造的负面形象，有如“前人撒土，后人迷眼”一般，阻断了内地与边疆两种文化的接触；从最终结果来看，基于现实的生存需要，边地汉人群体自身经历了一个从“客民”到“土著”的过程，逐渐融于边地人群之中。 李安宅有关边地汉人窘迫无依、进退失据情形之描述，在同时代的研究报告中亦颇不鲜。1934年《铁道部云贵段经济调查报告》指出，云贵一带各地汉人“呈一种苟安之象，不复如前之努力进取矣，尤其吸食鸦片者日盛，民性日习疏懒，体力日变衰弱，社会状况，亦日趋于衰落矣”（佚名，1934）！此诸有关边地汉人的消极性描述，同样可见诸范长江、陈碧笙等人的文本书写当中。范长江（1937:76-77）、陈碧笙（1941:38-42）分别在西北与西南边疆地区的考察报告中刻画了边地汉人贫穷、懒惰、愚昧、衰弱的精神状态，并指出，边地所见的非汉人群比起边地汉人，“简直有优秀与落后之分”。 除对边地汉人心理状态作消极性描述之外，一些研究者基于边地日常生活的观察，还对边地汉人群体“牟利”的本性提出了批评。有论者在谈到新疆开发问题时即指出，偌大的新疆只有两类汉人：“一种是只知谋利的商人，一种是只知发财的官吏。”（二戈，1930：115）此种议论固然偏激，但也反映了一部分汉语知识精英的观感。岑家梧（1992：10-14）对广西嵩明花苗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边地汉人对土著苗人之土地的掠夺关系，遂造成彼此间感情之恶劣，“当作者指着一位老苗妇褶裙上刺绣着一条一条的横间花纹，问她是什么意义时，她答：‘那是水田，因为我们苗家从前有许多水田，后来完全给汉人霸占了，我们只好在褶裙上绘着水田的花样，纪念这些事情’”。 时任广西省政府特种民族调查官员唐兆民在《徭 山散记》一书中，则将边地汉人直呼为“徭山的寄生虫”（1942：78-79）。至于边地汉人“图谋骗利”的具体情形，梁钊韬（1942：114）通过对粤北傜山的调查，曾作如下描述： 按照傜人俗例，贷款出门无论一天或二天，必以双倍奉还，汉商贷款与傜人，其目的在于欺骗他们之杉山或厚利，这种剥削，实在见所未见。据粤北边疆施教区施教人员去年调查油岭汉商情况，其中汉商的家庭状况，居住在傜排里而得温饱的生活。利用政府不向傜民征兵，因此一方面可以逃避兵役，一方面可以养活一家十余口，同时更可以运用高利贷夺取傜人的杉山田产，遇着傜人械斗，不特不愿排难解纷，而且从中鼓动把小事煽成大事来从中渔利。 基于此诸事实，梁钊韬（1942:114）认为，边地汉人在借贷、营商与械斗等方面给国家的边疆治理带来了挑战。为此，他进而提出，边地汉人群体“只知图利，而无国家民族思想”，不但不会代国家向当地民族解释国家法令与国民义务，“反而因为汉人社会不许他立足而怀怨恨，挑拨汉傜的感情”，故在事实上对政府的边政实施造成了妨碍。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经由广西的田野调查指出，边地汉人在日常生活中原本担负着沟通汉、瑶文化的角色，并深得当地瑶人信任，但他们不欢迎新式的学校，拒斥边疆社会的进步，乃因他们能够在边地生活，全赖于该地方的落后，借此“寄生”，从而获得利益，以至于当地官员称边地汉人群体是“阻挡着政府开化政策的势力”（费孝通，2009：350-351）。大约基于此诸情形，当时有论者提出，边疆问题之所在，“在汉不在夷”，故为正本清源计，似应从改造边地汉人入手（曾祥竑，2014：374-375）。 综上所述，如果说，“限界群”的表述从心理意识层面揭示了边地汉人阻隔内地、边疆文化交流与国族统合的形态，那么，“寄生虫”的比喻则是在日常社会层面构建了一个附着边疆的食利者形象。显而易见，无论是“限界者”的形象描述，还是“寄生虫”的形象构建，实际上均将边地汉人视为一个“问题”。种种迹象表明，“限界群”构建者虽未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地参照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但这种趋于负面的边地汉人形象构建，与前述“枢纽人”之正面形象一起，在田野层面与“边缘人”理论形成了对话，恰恰呼应了“边缘人”理论所要表达的多元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