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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学术史释读 有关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的阐释提醒我们，彼时国内社会知识精英笔下边地汉人形象并非一律，而是呈现出两种矛盾性的群体像——“枢纽人”与“限界群”。不过，现有文献资料似乎表明，彼时社会知识精英并未就边地汉人形象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和认知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塑造问题带来了困难。如此，一个重要问题浮出了水面：如何理解边地汉人形象构建的分歧性？ 正如清初士大夫将学术与时势相接合，大谈“无五百年统治中国者”一样（梁启超，1923），民国时期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论述“边地汉人”，亦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学术研究服务于时代需要”的诉求。就此意义而言，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生成，实则反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知识精英群体认知边疆、民族视角之差异性，要理解边地汉人形象的复线叙事，或须梳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得以窥其一斑。 一般来说，历代中国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的文本书写当中，经常会呈现这样一种图景：由于来了一批中原汉人，“野蛮”的边疆地方最终变成了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国”的一部分。正是从这样一种刻板而熟悉的历史叙事出发，传统的边疆研究描绘了一幅“以中原汉人为主动，四方民族为宾位”，由中原到边疆、由中央到地方、由国家到社会的扩张历史画卷，进而构建起了国家强势扩张的历史面向。建立在这一边疆知识体系之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开发与边政建设运动中，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和一般社会知识精英，希冀将更多的内地汉人引入边疆，以实现边疆“内地化”之目标（冯建勇，2017）。 当时，一些社会学家、民族学，如吴文藻、黄文山、杨成志等人探讨边政建设问题的时候，于学理上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民族话语，强调“打破偏见”，“以民族平等态度对待边疆民族”；另一方面却仍保留了传统“以夏变夷”的残余，主张单向度地“开化”“汉化”边民（参见黄文山，1936；杨成志，1941；吴文藻，1942）。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即这些学者将边地人群划分为“我群”与“他群”，——“我群”即汉人，“他群”则为非汉人群，从终极目标来说，乃是以“我群”涵化“他群”，使得“他群”渐与“我群”融为一体（参见黄文山，1936；吴文藻，1942）。至于其具体的历史进程，大致是这样铺展开来的：边地汉人与当地人混居杂处，甚至通婚融合，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边缘文化之中，从而铸成了最活泼的“边缘人”；这种族群混杂、文化交流的现象，对于促进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混合同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进而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大有裨益（吴文藻，1942：11）。 上述以边地汉人为“枢纽”开发边疆的主张，在构筑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内政治形势下，颇受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欢迎，但在学术、经验层面仍然遭到了一些论者的质疑。江应樑透过对广东北江瑶族的个案研究，阐述了“华夷隔阂”的生成历史及其负面影响： 国人一向的错误是对蛮夷民族的轻视，这种由历史上给我们的一贯传统的恶劣见解，直到现时还不能完全打破。历代统治者及士大夫，对于边境蛮夷民族，都存着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因而对蛮夷民族，自来便将其摒之治外，国家政治力量所施给蛮夷民族的，不外是残杀、压迫、驱逐、羁縻、同化诸种手段；不仅不将之视作“齐民”，且比之为虫、为犬、为豸。在此种情势下，使几千年来本可作为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良好人民，却被隔绝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个体，两方面隔绝愈深而相互间的了解亦愈不易，因此，其生活、习性、文化，均长时期的隔绝演变而形成大不相同的两个个体，由于生活文化之不相同，于是所谓汉民族者，拥有高度的文化及自居统治者的地位，便看不起这为时地所迫使其文化落后生活简单的蛮夷民族，在蛮夷民族本身，则为着一向受汉民族的高压欺凌，对汉民族便抱着一个仇视畏惧的心理；有着此种隔核（阂），因而使整个中华民族，分为数个对立的甚至敌视的个体，这实是今日言民族复兴者所应首先设法解除的一种民族联系间的大障碍。（江应樑，1937:2） 这段论述不仅对历史上形成的“华夷隔阂”态势进行了深刻检讨，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汉化”的历史阐释模式不断影响着历史的书写与记忆，忽视了边地非汉人群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给当下的国族构造带来了些许困扰。吴泽霖（1943：5-6）进一步提出，在边疆地区已然成为国家政治势力范围的大前提下，尽管国族构造具有紧迫性，但“同化”的手段可以更灵活和宽容，因为“我们所求的是统一（unity）而不是划一（unifority）。得到了大同，小异尽可让其存在。在文化上于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趋于同一，在初并不求其彻底的同化，结果反而可能达到其目的”。此外，他还对边地汉人能否承担“同化”边地非汉人群的重任表达了疑虑：原来，边地汉人群体远离故乡，家庭、邻里、亲友的制裁力已然失却其效用，故“常常就放荡起来，为所欲为，反可增加社会上的种种纠纷”，进而给边地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具体来说，“枢纽”“钥匙”之类的形象构建，显然站在宏大国家叙事的立场，假定边地汉人群体天然地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然则若仅从人的本性考察，“限界群”“寄生虫”的形象生成表明，日常社会生活当中的边地汉人大多是自私的，以获利为目标（吴泽霖，1943:3-4）。 其实，将边地汉人视为“问题”，非自民国始。追溯历史，明末迄至清中前期的官书档案，通常使用“汉奸”一词指称与“生苗”“生黎”“夷匪”“生番”“野番”“逆夷”等西南边疆所谓“化外”民族交往、教唆作乱、侵占田宅、违禁取利、违法滋事的边地汉人（参见吴密，2010）。大体来说，边地汉人给中央政府、边地官员带来了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突破内地与边疆的界限，打破了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思想，而这种游移在边界外的人群往往被视为不安定因素。不过，与传统社会知识精英基于经验主义，从国家治理和边地秩序维护的角度来评判边地汉人之“奸人”属性不同，这一时期研究者所构建的“限界群”形象，决非出于“预设”，实则体现了一部分社会知识精英强烈现实关怀的另类表达，——他们透过对边疆社会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更多地将边地汉人“限界群”形象之构建作为“反求诸己”的缘起，用以建立臻于平等的边地民族关系。持“限界群”观点者，如费孝通（参见杨清媚，2015）、李安宅（参见汪洪亮，2013）、梁钊韬（参见徐杰舜，2016）、范长江（1937）、陈碧笙（2013）等，均有在边疆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的经历，故对边地社会、边民日常生活颇具洞察力。从上引梁钊韬、吴泽霖之论说即可了解到，持“限界群”观点者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建设边疆”“开化边民”政策应当以边地汉人为枢纽来进行的观点，看似合理，但深究起来有其弊病，乃因其着眼点仅顾及政府、内地方面之意旨，而未能从边民立场及其实际生活形态予以考量：一则“汉化”的国族构建路径是否确当，尚存疑问；二则边地汉人能否承担“开化”重任，亦存疑虑。 总体来看，本文所呈现的民国时期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构建历程，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了对话：如果说，吴文藻、陶云逵从长时段、宏大叙事出发，致力于阐发“边缘人”理论的积极性一面，并对边地汉人形象的描绘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那么，费孝通、李安宅、梁钊韬、岑家梧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所得的结论，实则反映了“边缘人”理论所揭示的消极性社会状态，对日常生活中边地汉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写实性。两种不同叙事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 ，实际上揭示了不同评价主体的国家—社会现实意图：“枢纽人”形象的生成，代表了一种“国家化”立场，亦即自上而下地借助边地汉人同化边民、改造边疆社会的治理政策；“限界群”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表达了对前者观点的质疑，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审慎的批评。尽管在表述上有判然之别，但这并不能磨灭“枢纽说”和“限界说”对边地汉人怀有共通的关怀与期待。不过，相对于“枢纽说”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应然性表述，“限界说”显然倾向于从实然层面来检讨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 进一步说，两种相互矛盾的边地汉人形象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汉语知识精英有关边疆问题之认知角度的差异性，还引申出了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的一个结构性难题：如何看待边疆民族的“国族化”？结合前述讨论可知，“枢纽”论者主张以边地汉人为枢纽，“汉化”边民，从而造就文化上无差别的“国民”；“限界”论者尽管未对“汉化边民”这个目标提出质疑，但主张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并对边地汉人能否承担这一重任仍存疑虑。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折射在行政层面，即以调和式的、“内外有别”的形态予以呈现：一方面，在社会舆论场合，国民政府强调“切实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之义，消除歧视边胞之谓”（卞宗孟、赵公皎，1940）；另一方面，在政府内部文件当中，则力主维护汉人在边疆之地位，用作巩固中央在边疆之势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