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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缘人”理论范式与边地汉人研究 1928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发表了《人类迁徙和边缘人》（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一文，首次提出了“边缘人”这一学术概念。根据罗伯特·帕克的观点，人群迁徙往往伴随着各种偶然的碰撞与冲突，并由此引发族群、文化的融合，从而成为引领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样，也正是在人群迁徙过程中，造就了一种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边缘的“边缘人”（Marginal Man），——这一人群既不愿意完全割断他的过去和传统，也不能完全被现地社会所接受，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被称为“陌生人”，因此，这一人群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亦具有更为紧迫的危机感。在罗伯特·帕克看来，“边缘人”的到来，可以形成一种以知识、经验传播为基础的交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精神交流相比较那种以物品贸易为基础的交流更为重要，故透过“边缘人”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Park，1928）。这篇极具开创性的论文所提“边缘人”概念是如此的形象，以至于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共鸣，并在很短时间内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文献使用的一个基本术语，从而在大众传播中影响深远（参见Everett C. Hughes，1949；M. Estellie Smith，1980）。 彼时，中国学术界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社会学、民族学学者亦深受“边缘人”理论的影响，并将之引入边疆研究领域。原来，边疆地区恰恰存在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力，并从其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每一个边疆社会必然有其力求本身发展、超越另一种文化的企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边疆的接触和相互渗合，“边疆社会”事实上成了一个过渡地带，——它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二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赵敏求，1946:1-2）。社会学、民族学家吴文藻1942年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即称引“边缘人”理论，用以描述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两种人群，亦即“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和“被土著化”的汉人： 复有若干混合民族——即中华民族所赖以构成者——分布于幅员辽广的边远省区以内，其涵化程度，介乎纯内地人与纯边地人之间，能通两种语言，过惯边缘文化生活，如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及去自各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是。这种生长于边缘文化中的人民，在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上，名之曰边缘人。（吴文藻，1942：5） 上述一番论断可谓是对中国边疆地区“边缘人”文化、社会身份的绝妙写照。不言而喻，在吴文藻看来，相较于“纯内地人”和“纯边地人”，身处内地、边疆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和“土著化”汉人，“因受文化交流的冲击，性情尤为活泼，在沟通边地与内地的民情上，在融洽民族的感情上，尤处于重要的地位”，“边政之能否有效促进，实以此辈边缘人为关键”。基于此，吴文藻提出，凡从事边政学的研究者，对于边缘文化及边缘人，应该予以特别重视（吴文藻，1942）。 吴文藻将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和“土著化”汉人纳入研究视野，实与彼时边疆研究学术旨趣之转向有相当的关联。如果说，1937年以前的边疆研究，乃以“实际的边疆问题”为重心，每每注意于“地理”、“土地”与“主权”，而对边地民众如何认识、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加重视；那么，因抗战军兴之故，大批有过西学背景的研究者得以亲历边疆地区，才将“边民”与“边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徐益棠，1942）。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边民研究虽处于边疆研究之初级阶段，然则此种学术工作却是边疆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惟有认知边民，方能推进民族同化、疆界划分等重要工作（参见柯象峰，1941；卫惠林，1942）。不过，与多数研究者汲汲于边地民族分类与民族起源等经典理论议题有所不同（参见徐益棠，1942），吴文藻所列“边缘人”和“边缘文化”选题，实为一种宏大的“现实性”问题研究。 如果对吴文藻与罗伯特·帕克笔下的“边缘人”群体作一比较，即可发现：罗伯特·帕克界定的“边缘人”，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群体，而吴文藻所称“边缘人”，不仅有移入边地“被土著化”的汉人，还包括一些“被国族化”的边地非汉人群。进一步说，罗伯特·帕克仅将“边缘人”界定为一个被动的受体，它需接受主流世界和主流文化的辐射；吴文藻则视“边缘人”为一个身处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既接受“他者”文化，亦以自身文化重构边地社会的能动主体。从问题意识的生成缘起来看，罗伯特·帕克提出“边缘人”概念，其初衷在于思考如何让大规模移民尽快“单向度”地融入美国文化圈，以实现美国的国家社会整合；吴文藻文章以“边缘人”指称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和“土著化”汉人，自有其独特的现实关怀，即强调在中国边疆这一特定区域内，因两种人群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进而产生一种“关系”，借以服务于这一时期中国国内蓬勃开展的边疆开发和边政建设运动。 其时，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陶云逵通过对云南边地社会经济、民族、语言、宗教的调查，基于一种学者特有的敏锐性而意识到，边地汉人在边疆建设工作方面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之激发了要对边地汉人做一番“专门的精密的大量研究”的热情。时至1943年，陶云逵在《边政公论》上发表《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在这篇讨论边地汉人活动及其影响力的文章中，陶云逵亦使用了“边缘人”（Marginal Man）概念： 他们（系指边地汉人，——引者注）在生活样法上，一方面存了中原文化若干特质，另一方面又采纳了边胞文化若干方式，多少受到双重文化的陶熔，事实上成为人类学上所谓“Marginal Man”(边缘人)。尤其是一些与边胞建立有友好关系的，实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桥梁。（陶云逵，1943:28） 相较吴文藻精细化地以“边缘人”指代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土著化”汉人等两类人群，陶云逵对“边缘人”的界定显得较为粗线条和具体化，——勿论“土著化”与否，他只是从地理、人群的角度，将“边地汉人”纳入“边缘人”的范畴。基于陶云逵的观察，边地汉人无疑是一群地理、文化上的“边缘人”：他们生长在内地中原，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但却身处边疆，久沾边地风俗；他们内心认同中原社会，却迫于生计而与边地社会交往交流交融。不过，与一般文学作品渲染“边缘人”刻骨铭心的“漂泊感”“边缘感”不同，作为一位致力于以学术服务于边疆行政建设的社会学家，陶云逵更多地从积极性面向探讨边地汉人在沟通“内地—边疆”文化、架构“汉人—边胞”友谊之桥等方面的作用。 这一时期吴文藻、陶云逵等两位学者对“边缘人”理论的迻引，决非简单移植西方理论，实则基于本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实践而发，具有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从罗伯特·帕克与吴、陶两位先生对“边缘人”群体范围的界定来看，三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罗伯特·帕克基于本国的现实国情，用“边缘人”理论来解释和探讨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群体；吴文藻最早在中国学术界以“边缘人”的概念来诠释身处内地、边疆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边地“国族化”边胞、“土著化”汉人；陶云逵则具有更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将“边缘人”理论与中国边疆治理的现实进行对接，用以阐释边地汉人这一群体的社会历史作用。尽管两位中国学者所理解的“边缘人”群体范畴并不一致，但都接受了罗伯特·帕克有关“边缘人”之积极性功能的解释，亦即吴、陶二人均借此理论，施展学术服务政治之抱负，希冀呈现身处中国边疆地区的“边缘人”在边疆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若作更为深入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吴文藻、陶云逵迻引“边缘人”理论来解释边地汉人之社会历史意义，实际上反映了知识来源的多样性：首先，他们使用了最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其次，他们认同传统视野下汉人被视为边疆治理“国家化”之代表的知识体系，展现了历史主义的传统；再次，他们还参照了边疆田野调查的实际经验，以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呈现了民族学、社会学家对边地社会问题的思考。正是由于西学理论、历史传统与民族志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赋予了边地汉人的“边缘人”社会历史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