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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宏大国家叙事中的“枢纽人”形象塑造 20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透过对中国北部边疆的考察提出，亚洲腹地商路的形成是由“地理的”“社会的”“历史的”等三种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原动力“实乃由于人民移徙”，历史的原动力“乃游牧部落与其文化不同的所发生的接触”，其中最重要者，实为汉人。因此，内陆亚洲商路的起源，并非肇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应归因于地理因素、游牧迁徙与不同文化间接触三者的相互作用（欧文·拉铁摩尔，1994：124）。换言之，边疆图景是由边疆汉人、边疆非汉民族以及周边跨境民族等力量共同塑造而成，这种动力的来源则是基于“内地—边疆”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需求而产生；这其中，生活在边地的汉人成为各方联系的“枢纽”，——正是由于边地汉人的存在，才使得边疆中国与内地核心地带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交往和联系，也正因为有这种交往的存在，才使得边疆地带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 如果说，拉铁摩尔从理论构建层面阐释了历史时期生活在“长城过渡带”的边地汉人所具有的“枢纽”意义，那么在十余年后，陶云逵《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则从边疆社会文化交流层面对边地汉人的“枢纽”形象进行了再构建。该文指出，“设如我们讨论到建设工作的效率，途径或捷径，也就是寻找建设工作的钥匙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忘记在各边地中居住着的或往来着的汉人”，“边地的汉人当然不是边建的唯一钥匙，但不失为重要钥匙之一”（陶云逵，1943）。陶云逵将边地汉人主要归类为地主、商贩、土司属员三种，分别阐述了此诸人群在边疆建设中的“钥匙”作用。 （1）边地汉人地主。“边地汉人，特别是久居其地变为地主的与土人发生密切关系的汉人，对土人的风俗人情多半是很清楚的。否则他们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他之能够发展是靠工作上能得到土人的合作。一个人在边地能得到土人的合作，在心理上也就是得到土人的钦佩与信任。土人于是听他的话，供他驱使。同时也就是他的言行能够吸引众多的土人了。” （2）边地商人。“无论赶街子的行商或是开号的号商，他们在边地售卖汉货，收买山货，他必得把各地的生产情形、社会状况、以及货品的需求数量弄个清楚之后，方敢涉深入险来此营生求利。因此我们可以说，边地汉商实在是一种‘边疆经济通’，虽然他们的知识是零散的，没系统。因为他们是实际的商人，他们从实际经验之中获得的认识，关于经济、商业、人事，特别是一些细微而重要的节目，决非普通观察者可能望尘，尤其可宝贵的是他们所建立的人事关系。” （3）边地土司的汉人属员。“尤其关于土司的政治的认识，高人一筹，而对于土司以及各官员的个人性情、嗜好、意向、衷爱也相当的明瞭，否则无从迎合应付终将不安于位。如能应付得法，博得土司信任，同僚爱护，则掺与司内实际政务，左右土司意向，并非难事。不过大多数的接嘴，以云南边区土司而论多庸碌刁狡之徒，精干明达者甚少。但他们对土司政治深刻之认识，高于一般的观察家是不容置疑的。”（陶云逵，1943：31-32） 鉴于政府对于边地之自然、人文情形多有隔膜，而边地汉人地主、商贩、土司属员可以在“人事”“关系”两方面为边疆建设工作效率的提升提供助力，陶云逵（1943：32-33）充满期待地指出，政府在实际的边疆建设工作中，应对此类边地汉人群体加以利用，“使他们担任实际工作者与边胞间的‘枢纽人’”。至于“枢纽人”之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当时当地的情局，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详细的报道，以补专家调查与研究之不足”，这对边地实际工作的开展具有特别意义，乃因工作人员和边地汉人、边地汉人和土人在语言上没有隔阂；（2）因熟悉人的“信任便利”，借着他们，宣传各项工作之意义及其对边胞与国家之重要性；（3）实际工作之积极推进，如开矿、筑路、设工厂、办学校、施医药等，“则是桩桩件件都要直接加在边胞身上的，需要他们的积极参加、合作”。至此，陶云逵首次使用了“枢纽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由此亦构建了一个能动性颇强的“边缘人”形象：它可顺利对接边地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用以服务于政府组织实施的边疆开发和边政建设。 此外，亦有论者从国家治理和边疆领土维护的角度阐述了边地汉人在边疆政治稳定方面所具有的“枢纽”作用。任乃强（1934:10）《西康图经·民俗篇》一文饶有意味地提出了一个观点：“西康各县，汉民较多之地，即治权最固之地，亦即国防最坚之地。”当然，这一论点更多地建立在经验式的观察之上。根据他在西康省的亲历调查： 就全区而言，汉人最多之地，为打箭炉附近，卡拉一部。其次，为南北两路大道沿线。民元以来，迭经丧乱；惟卡拉一部，始终完固。南北两路大道沿线，始终倾向中华，难于陷失。即近世仅存之十五县言，仍以康（定）泸（定）丹（巴）九（龙）为上缺，……昌都一区，虽历未隶属四川，但以清代曾设台置戍，兴市通商之故，有汉民数十家，故民元民七诸役，独能死守；兵尽矢穷，乃为藏方所陷。桑昂杂隅，近在巴塘边外，为藏方政治势力最弱之区，清末复经赵尔丰派队经营二年，一切建置皆有头绪，然因未暇移民，民元之乱，忽焉丧失，至今无望规复。 巴塘自民八以来，孤悬西陲，逼近藏军；历届汉官，视同弃地；赖有汉户三百余家，遥奉正朔；虽四境皆已梗化，惟此一区，始终不渝。最近格桑泽仁之乱，藏兵渡江来攻，该地民团荷械抵御，苦战连月，击退藏番；北道军事，恃无后顾之忧，遂复德格全境。古云：“有人有此土。”其是之谓欤。（任乃强，1934:11-12） 任乃强显然认为，生活在西康地区的汉人群体与边疆局势之稳定有密切关联，在客观上承担了“巩固边圉，维系治权”的政治功能。在探究少数汉人何以能够承担如此重要之戍边任务时，任乃强（1934:12）似乎无法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惟以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表示，“此理殊未易解，要其事实固彰著明，毫无反证也”。不过，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立场，任乃强（1934:12）尝试性地从文化“互化”角度作了解释：汉人较多之边地，之所以治权相对比较稳固，“大抵因番族文化较汉族低，汉族同化力较番族强，故汉民表率番族向化甚易，而番族强迫汉族受治甚难故也”。 以汉人之多寡为衡量边地局势稳固与否之准绳的观点，在当时并不鲜见。通过对云南裸黑山的田野调查，方国瑜（2001：553）就指出，“近数十年，思茅、普洱数县汉人开辟斯土，办团守卫，全乡数十寨得以安静”。探寻其原因，方国瑜认为，边地汉人所发挥的领袖作用，胜过当地外国传教士之怂恿，“故得裸黑民众之信服”。身为吴忠信入藏随员的朱章曾在《拉萨见闻记》中述及：“拉萨汉人，连同土生者在内，约有二千人之谱。壬子事变后，彼等至不敢自承为汉人，直至最近数年，情形始好转，然多已娶土妇，生子女且不懂汉语矣，此种情形，在交通路线上之较大地方，如昌都、江达等处所在多有，实一值得注意之严重问题也。”（朱少逸，1947:125-126）显然，朱章所称之“严重问题”，即一些边地汉人在拉萨逐渐“土著化”，以至于汉人总体数量趋于下降之现实。蒋君章（1936:54-55）《新疆经营论》一书亦谈到，“新疆汉人不过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十五，总数不及回教徒五分之一”，且因“流刑”之废除，内地汉人赴新者比年稀少，“致遗边疆之大患”。不言而喻，任、朱、蒋三位均认为，汉人忠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故边地汉人实系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延伸，其在边疆地区的规模性流动与定居，可视为边疆治理“国家化”的代表，乃因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知与接纳，多数时候是透过汉人与汉人文化来感知的。 事实上，伴随着大量内地汉人迁徙边疆，当边地汉人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国内一般社会知识精英均将边地汉人群体（抑或“汉化”的边疆民族）视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最可靠力量。具体来说，多数研究者均将“开化边民”的出路寄托于边民之“同化”抑或“汉化”（参见吴泽霖，1943；卫惠林，1943），至于其具体演进路径，即如民族学家杨成志（1939）所言，“恃我汉族应尽其领导之专责，使彼等尽脱野蛮之生活，同沾中华之国风”；或如社会学家张少微（1942：370）所言，因抗战时期人口之流动，推进“汉化运动”，“藉以破除民族的畛域，而实现名实相符的举国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