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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心态秩序的提出、基本要义及结构分析 （一）民族心态秩序的提出 民族作为社会群体的一种组成方式，始终与社会秩序及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在任何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因此社会学界对于“社会心态”的关注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涂尔干的“集体欢腾”，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英格尔斯的国民性或者“众数人格”，福山的“怨恨政治”和鲍曼的“温馨家园”等学者的讨论，都蕴含着“民族心态”的重要内容。就我国而言，潘光旦先生的“位育论”，特别是其对道家思想“安其所、遂其生”的解读无疑是一种从“生态”到“心态”的秩序表达；费孝通先生曾希望在天假以年中延续老师的研究，曾想“把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虽然他终究也只是在其文章中几次提到“心态”研究的重要性而未能系统展开，然而他对于心态秩序危机的觉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后人对此项研究的重视，可见基于价值规范下的心态秩序构建显得十分必要。 作为一种结构形式的存在，民族心态必然与民族性紧密相关，表现为相应的“秩序”存在。哈耶克曾对社会秩序进行了分类：一是成长的秩序（a grown order）或由内形成的秩序（endogenous order）；一是人造的秩序（a made order）或由外产生的秩序（exoenous order）。这两种秩序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度是否介入与干涉，或者是否人为地使之进入法律结构层面。当我们回归“民族”词义进行考察，原生论与建构论两派的争论无疑正好符合了哈耶克这两种秩序的表达。原生论主要代表安东尼·史密斯强调血统、文化、语言等集体历史记忆是民族得以存在的基础，肯定了“现代主义坚持把现代世界的民族类型与过去的集体文化认同区分开来是正确的”。而建构论代表盖尔纳则直呼“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同理，安德森也指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就中国而言，尽管斯大林用“四个特征”描述了民族的基本内涵，为民族话语体系定下了基调，但也未能合理解释中国的民族实际。不过“民族”作为一个具有结构性、动态性、发展性的概念，却是民族国家及多民族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元”概念与核心议题。从这一逻辑理路来讲，对民族心态秩序的讨论正好符合“民族”的结构性、动态性、发展性特征，体现了对“民族”元概念的尊重，也是本话题得以成立与生长的关键。 （二）民族心态秩序基本要义及结构分析 当前学界对于“民族心态”的提法与运用还处于尝试性阶段，没有较为成熟的论述。娜拉曾经提到民族社会心态构建的重要性，认为“民族社会心态（包括政治心态、经济心态、民族心态、宗教心态等）是民族社会成员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心态存在于社会心态的大框架之中，属于社会心态的内容范畴，但它与社会心态实质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分性。“民族心态重点考量的是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族性因素的介入”，因此民族心态更多地把关联因素聚焦在“族性”这一范畴之内。族性涉及到复杂的民族心理特征，但基于民族既是自身内群体的存在方式，也是不断与外群体产生族际互动的存在方式，故而族性逐渐从民族内群体心理特征中凸显出来，成为民族政治研究中更贴近现实的表达用语，也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质。因此，民族心态是遵从族性结构的一种表达，是民族心理社会化的体现，重在对族际关系的现实观照。而当族际关系含摄进来的时候，必然诉求一套适宜时代性的价值规范体系，以有效促使族际互动的正确导向，由此则使民族心态必然具有秩序化特征。简而言之，民族心态秩序是民族在日常族际互动中和既有价值规范体系下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群体心理状态，是民族情感的集中反映。从其内在结构来讲，民族心态秩序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对民族文化的守望，主要指对民族原生结构与基本特征的守护与尊重，这是个体民族得以延续的基础，在心理上主要表现为具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其二，民族情感的唤醒。民族情感是影响民族心态秩序结构的核心要素，本身容易受到客观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可唤醒性。就像特纳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中讨论的主题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条件将唤醒什么样的情感，这些情感将对行为、互动、社会组织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因此，必须重视对民族情感的调适度。其三，理性选择，主要表现为民族群体受民族情感主导后滋生的民族态度及行为取向。当民族群体受到外部条件（比如社会动员、族际互动、国家话语体系等）介入之后，一定程度会唤醒或改造民族情感，引发新的民族态度及行为意向，此时民族群体的心态秩序内部会发生松动，进而会导向新的民族关系（见图1）。  在实际运行中，民族心态秩序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自圆闭合的系统。一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民族心态秩序某种程度体现为对自发性的尊重与维护，预示着民族个体往往会在相应的行动与目标追求中自然遵循民族群体内在的一致性，表现为对本民族语言、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的守望与依恋。民族心态秩序中的这种自发性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民族群体的压力，而是从民族群体内部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效平衡，使得民族群体可以依照某些规则行事，在无意识中逐渐形成稳定的民族心态。另一方面，从调控论来看，因为冲突是族际关系讨论中绕不开的话题，民族冲突带来的危机与失序必然会引起既有政治体系的反弹与干预，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治调控，以促使民族群体在理性选择中与既有的政治体系趋于一致。因此，在此阶段中通过族际互动、社会动员及相应的媒介介入等手段，引导民族群体在相应的理性选择中产生新的社会情感与认知，以调和新的民族关系。这是民族心态秩序构建中极具共时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