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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民族心态秩序构建的思考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诸多的时代政治语境及相应的文化传导与输送，然而对民族因素的尊重与合理排位始终成为政治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始终不能脱离国家的视角”。因此，必须在“国家在场”的原则下，促进民族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有效统一。 鉴于民族心态秩序构建考量的三个基本层次，基于民族心态秩序构建的基本逻辑来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见图2）。  （一）基于“期望状态”的满足：激活民族原生性要素以增强民族归属感的获得，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应有的内生性条件 对“共同体意识”的探讨绕不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体民族意识”与“国家民族意识”之间的张力与契合，但总体趋势应该是一种由“个体民族意识”逐渐向“国家民族意识”的升华过程。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肯定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从对人的主体性强调来看，“自我本位的理想模式是和谐状态下的自我实现”。因此，在“个体”走向“共同体”的平衡点寻找中，回归对“自我”的认识与肯定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线索。事实上，人都有物质上与精神上交相需要的消费过程，从“期望状态”来看，一定程度表现为对美好状态的守望与努力追求的心境。“人们几乎总是带着某种期望进入人际互动。事实上，很少有谁没有任何期待的就进入某种情境。”按照特纳的观点，如果在期望不清晰的情况下进入某种情境，往往容易引起负面情绪的唤醒，形成消极的心态秩序，而这种消极的心态秩序倘若蔓延就会引发影响面扩大的民族危机。因此，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发展方位中的共同体，民族的原生性标识对于民族“期望状态”的维护变得极其重要。诸如语言、宗教、仪式、徽记、身份标记物等文化性标识，往往成为个体民族确定“自我”区别于“他者”的心理依据，也更加明确了“我们有什么不同？局限性又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等自我对话，进而会犹然增生个体民族意识融入更为宏大的时代价值潮流中的心理动力。因此，对原生论范畴的强调，不仅是个体民族身份认同得以获得与延伸的基本要素，也是塑造“温馨家园”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得以增强的精神源泉。因此，在现实情境中，我们不能因为过于强调“共同体”而消融个体民族本该具有的传统历史文化记忆，没有这些“元记忆”及诸多“元记忆”的组合，中华民族很难保持历史的延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很难找到知识建构的合理依据。同时，我们必须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存在，从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获得家园精神的传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应有的内生性条件。 （二）基于“族际互动”的需要：以共时性的价值规范引导民族心态秩序构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优化应有的思想基础 就族际关系层面来讲，我国一直倡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民族政策导向。交往作为族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在民族之间起着整合、沟通、协调、融合与促进发展的功能”。李静曾对“三交”模式进行了分级分析，认为从民族交往到交流到交融的过程中，民族情感会不断得以升级递进，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三交”模式中也是一个相应的不断获得递增的过程。当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族际互动”的直接体现，而“族际互动”背后必然有一套“利害关系”的心理运作机制，因此往往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李峻石在《何故为敌》中提到：在某个群体被强制性划界、遭到驱逐或需要和其他群体结盟的时候，人们比平时更加严格地界定“我群”、区分异己……人们计算成本-效益并决定一定数量的盟友。因此，如何使族群的理性选择在价值规范之内变得十分重要。换句话说，很有必要形成一套具有共时性的价值规范，以促使族群行动既符合族群内部的理性选择范围，也符合国家导向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利于实现民族性与国家性的统一。此外，在具体的族际互动中，必须同时兼顾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国家并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有必要在对内民族秩序的关注中与对外民族危机的防范中形成一套差序有别的价值规范，以疏导民族心态秩序的合理构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民族本身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亦不是永恒不变，在日益频繁的族际交往中民族共同体结构难免会发生松动甚至形成新的组合，这也是“共同体”产生与衰落的必然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这种社会性与民族性交互影响及其发展规律，正确面对新旧共同体交替与变迁中引发的秩序危机，以合理的价值导向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三）基于“适应策略”的选择：以情感的合理唤醒疏导民族心态秩序的积极导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的心理动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是一个由“民族内部秩序建构——外部政治体系进行规约——形成共同体意识下的民族自觉”的过程。如何保持这一路径的完整性与延续性，称之为“适应策略”的民族情感建设将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适应策略”首先是一种“策略化的自我呈现”，即表示人们是谁，他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得到怎样对待的文化目标。旨在于通过“情感唤醒”来调试人们合理的身份认同及行为选择，使其能与当时情境达成一致性与和谐性。福山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中提出“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可见民族情感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力，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主要条件之一。具体而言，当身份认同、理性选择与情感作用三者之间存在博弈的时候，理性选择未必是最合理的，通常是情感的力量在起作用。李峻石在对非洲族群关系的分析中道明了其中缘由：“身份认同的分类框架以及当事人对诸多认同的抉择，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简单地认为，讲认知人类学与理性选择组合到一起就可以解释人群的整合过程。”因此，在民族关系的构建中，对情感力量的把握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换言之，身份认同下的情感唤醒是“适应策略”的关键。然而在现实情境中，身份认同的调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选择过程，有知识的构建在发生作用。爱德华·赛义德指出：“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因此，很有必要从个体、群体和社会情境的多水平变量来促进情感唤醒因素，进而促使个体基于身份认同达成情感共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中，必须注重“适应策略”在情境性中对民族情感的合理唤醒，力争以高位的民族认同对具体的民族认同起着意识上的兼容与统合作用，一定程度上消减民族身份中因“自我”与“他者”的过于强调而带来一定的族群失落感、被剥夺感，以在国家“政治屋顶”下及“温馨家园”中疏导民族心态秩序的积极转向，促使个体民族身份认同向中华民族高层次认同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的心理动力。 四、余论 从整体性框架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涉及宏观层面的政治调控，亦涉及中观层面的族际互动及微观层面的民族心理认同。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重在于在国家政治权力运行背景下，通过民族政策的有效设计实现对民族情感的合理调控，实现三个层面的闭合与统一，促成和谐有序的民族关系。也就是说，在整体性框架运行中强调民族感情对民族心态秩序构建的关键性因素，整合积极的情感导向机制，消融消极的情感导向机制，有效地从民族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中实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型塑的良序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本文只是尝试用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解释与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问题，讨论的问题还有待深入。在社会发展重大变革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的时代格局中，民族心态秩序构建在应对民族关系问题及多民族国家构建中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