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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方多元精英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实践与西方参与民主理论的观点并不相同，呈现为四种参与类型，且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合作关系、协商关系和分歧关系。选取的三个典型案例表明，政府主导型合作性事务参与、精英自发型协商性事务参与、精英自发型分歧性事务参与是当地多元精英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三种实践形态。这一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状况及未来发展走向。 关键词：民族事务治理；多元精英参与；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陈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赵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元一体视角下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 认同研究”（编号：19AMZ012）的阶段性成果。（在实地调研及文献资料的收集等方面，本文得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洋、陶醉同学的大力帮助，特致谢忱！）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民族居住模式的变化及民族交往的逐步深入，一定地域内各民族面临的公共事务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尤其是那些地方性民族事务更是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手 段。在当前倡导社会治理的激励下，各民族群众在党政主导下积极参与民族事务治理，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了复杂多样且各具特色的实践形态。社会现实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 础，治理思维和治理模式应该根据社会事实的变化而发展创新[1]。考察地方民族事务治理的实践形态既能反映少数民族地方经济社会事务治理的真实面貌，也直接关乎当地各民族 经济社会事务治理的成效。 针对自由主义背离民主精神的社会现实，西方学术界以卡罗尔·佩特曼、麦克弗森、本杰明·巴伯等为代表，强调公民参与在民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参与民主理论。它主张把公民政治事务参与扩展到广泛的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参与方面，即以公民全面参与为路径保障其自由和平等得以实现，建立一个包括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在内的参与性社会[2]。如麦克弗森重在关注经济参与民主[3]，罗伯特·达尔着力探究企业参与民主[4]等。然而，在将公民全面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作为实现平等和民主治理的路径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前提，即他们应当具备参与重大事务治理的条件和能力。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参与多少带有乌托邦色彩[5]，更强调学术理论而非实践方面[6]，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往往并不能成功。 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党政主导下的多元精英参与作为公民参与重大事务的集中体现，是由精英自身拥有的资源条件及较高的参与能力所决定的。早期精英主义者认为，精英指在 社会机构和组织中占据正式权力位置的个人[7]，属于人数较少的社会统治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推进作用。一方面，早期精英主义者把精英参与纳入政治生活分析框架下，以维护政治统治为目标，并指出这种参与将“无法逃脱寡头统治的铁律”[8]，即容易产生精英垄断统治；另一方面，后来的精英主义者认为精英是指那些掌握社会中稀有资源的群体[9]，将精英参与扩展至经济社会领域，以推进社会治理目标更好地实现。同时，有些学者认为，在意愿表达层面上精英与民众之间可能产生张力关系，“存在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分野”[10]，即面临精英参与可能偏离民众参与目标的现实困境。 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党政主导下的民族事务治理实践需要着重回答“由谁参与治理”“以何参与治理”的现实问题。基于上述理论梳理和分析，结合实地调研发现，各民族群 众本应是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的参与主体，但受当地普通民族成员参与条件和参与能力的制约，主要由那些拥有较多资源和较大影响力的多元精英扮演着实际参与者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多元精英作为实际参与者能否成为各民族群众意愿的表达者，以及多元精英采取何种参与类型，彼此间在民族事务治理过程中是何种互动关系等，决定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最终能否实现，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能否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