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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断与差异：边界视域下的磨憨、磨丁 在不同的语境中，“边界”常与“国境”、“边疆”等术语密切相关，相对于“中心”，这样的区域往往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上呈现出一种作为“边缘”的地理现实。但所谓“中心”或“边缘”都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相对关系的言说。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国际关系格局中，边界的意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边界所具有的“中断”和“差异”的特质也将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在对磨憨、磨丁的调查中发现，边界决定着当地人的生活，同时又一再被当地人的生活所改变。因而，只有从边界的角度才能理解磨憨与磨丁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只有从磨憨与磨丁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看出边界是如何存在的。 （一）模糊的边界 边界既然是一种“人工制品”，即喻示着其并非天然存在的，甚至可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未被明确划定，反而在这一区域形成了一种模糊的，但相对稳定的态势。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边界更多的具有“边缘”的意味，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所以，我们对边界的探讨，应从更为宽泛的“中心地带”的文化观念开始。 西双版纳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历为烟瘴之地，人皆视为畏途。元代之前，汉文史籍中对该地鲜有记载，从元代至清代末年，虽然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土司制度，行使主权，但其势力并未深入该地，当地傣族人依然按照原有的民间政治制度管理这一方土地。与西双版纳紧邻的老挝，直到20世纪晚期，仍然在中国人的视线外围。其中原委，大致可作如下层面的解读。首先是自然地理层面的阻隔。传统地理学多以地理特征划分地理区域，而詹姆斯·斯科特则以“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来解读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形成的政治空间和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地形阻力”所导致的“区隔”、“遥远”意象，与我们对中国西南边疆“治外”或“化外”的印象大体相符。云南本已偏居西南一隅，而西双版纳则更是山重水复，帝国的统治自然鞭长莫及；其次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断裂。“边陲”本身具有一种碎裂带（shatter zone）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上。正如王明珂所言，“因远离政治、文化与相关社会秩序核心，边疆人群较有能力摆脱各种核心典范的约束，或能在两个或多个政治文化体之典范间作抉择，因此从政治文化体的核心观点来看，边疆社会是失序、野蛮、混杂与危险的。”西双版纳处于中华儒家文明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明的交接之处，总体呈现出一种“混杂”和“碎裂”的意味，显然很难于被“大一统”；再次是政治经济层面的轻忽。在近代以前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对于任何形式的国家来说，东南亚山地区域人口的价值远甚于土地的价值。如格尔兹在描述十九世纪巴厘的政治秩序时曾说道：“在这一分散的、变幻无常的场域的每一个点上，斗争更是为了人——为了他们的服从、他们的支持以及他们的个人效忠——而非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东南亚国家的霸权观念并不以土地的占有为目的，而是以人口的辖治为取向，人烟稀少的边地并非统治者的必争之地。 如此看来，磨憨、磨丁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中华帝国的权威和秩序之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磨憨、磨丁之类的边陲山地，在中华帝国与东南亚传统王国之间非但没有确分的边界线，反而在此形成了一片模糊的缓冲地带。 （二）潜隐的边界 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始，一种外来的强制力量开始介入中国边疆地区，也即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境领土的觊觎与蚕食，使原有的稳定态势被打破，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觉醒，边界的划定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国家层面的边界，却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地方性意义。 我们在调查中问起磨丁村的历史时，不少老人都会说道：“磨丁原来是属于中国的，后来被清政府卖给法国人，才归了老挝。”尽管他们不太熟悉具体史实，但也说出了一部分实情。磨丁原属西双版纳（明清时期为“车里宣慰司”）辖地。1895年，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中，十二版纳之勐乌、乌得及勐腊县南的磨丁、磨别、磨杏三盐井地被划归法属越南。1897年，中法双方签署《滇越界约》，中老边界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时至今日，29号界碑永远地树立在磨憨与磨丁之间。法国之所以觊觎这片土地，无非是垂涎于当地的盐、茶资源，以及对该区域作为交通要冲和战略要地的谋划。与东南亚国家不同，西方列强进行殖民统治的目的更为直接地表现在对土地、资源和市场的占有上。在老挝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殖民者首先强调的就是清晰的领土边界，意在表明其“势力范围”，其间潜在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却在当地逐渐生发起来。但是，正如麦克尔?赫兹菲尔德所认为的，“清晰的分界线只是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实际上真正的、纯粹的具有边界的实体在历史上或许就从未长久过”。赫兹菲尔德接着用“孔隙”一词来说明，“即便是那些防守最为严密的边界也是很容易穿越的”。法国殖民政府未能对当地居民实施有效的统治，其所划定的“疆界”也并未成为鸿沟，无数条穿越边境的“小道”即为明证，这些小道至今仍被当地人频繁使用，但外来者知之甚少。譬如在2015年1月30日的磨憨老陶寨苗族“丢包节”中，就有不少老挝南塔、丰沙里、磨丁的商贩从山间小道抄近路过来摆摊，而我们在磨丁村路边也常碰到几个背着“松明子”贩卖的老陶寨村民。又如在磨憨南嘎傣族村的养牛场中，每天有近百头泰国牛被贩往内地，这些牛大部分是磨丁村民组织的“赶牛队”穿越这些山间小道从磨丁的货场赶到南嘎的，每次赶牛少则20、30头，多则400、500头，通常在100头左右。等等。 可见，自然状况下的人口和土地，与国家政治语境中的公民和领土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以至于人口在国界线两边的流动既难以避免，也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磨憨、磨丁居民仍一如既往地跨境游猎耕牧、互市经商、通婚结亲，两地也因共同的生计经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而形成了一种区域整体性。对于长期处于国家体系边缘的当地人而言，国界只是一种虚拟的、潜隐的存在。 （三）凸显的边界 随着民族国家模式的发展，边界由一种意识而逐渐成为政治地理现实，这是在国家制度和政权的一体化过程和两国关系的实际操演中得以建构的。同样重要的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不断塑造着边境居民的国家意识，并在其观念、情感、行动等层面上体现出来，使边界的存在形式进一步发生改变。我们在进行个人生活史的调查时，访谈对象大多会极其自然地说到一个词语——“中老国家关系”，这种表述方式使我们意识到“边界”与当地人生活之间密切而深刻的关系。 老挝于1945年10月12日宣布独立，并于1961年4月25日与中国正式建交，基本上维持着友好关系。1964年老挝亲美势力进攻解放区，老挝爱国阵线开始领导抗美救国战争，中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虽然战火并未燃到磨丁，但荷枪实弹穿行于此间的军队、村外修筑的工事等仍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磨丁村的岩大爹说，“当时打仗害怕啊，最紧张的时候，全村人都逃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躲了半年多，我家新建的房子也不敢住，只能偷偷地回去看一眼。”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老挝奉行亲越、靠苏、反华的政策，导致中老关系恶化。在此期间，磨憨与磨丁之间的通道被封锁起来，两地的连接在政治上已被切断，边民的跨境流动也随之被阻隔，甚至慑于中老（越）双方的军事管制，两国边民的居住和耕作都有意远避边境线。磨憨回金立村的盘大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深有忌惮：“在田里干活，听到一声枪响就赶忙跑回家，成天担惊受怕”。于1977年从磨憨到磨丁与妻子结婚的王大叔，原想遵循当地习俗在妻子家居住2年后就回磨憨，但却一直滞留在磨丁，甚至在父亲于1986年去世时也未能回去，现在已成了地道的磨丁村民。中老两国政治上的对立不仅使磨憨、磨丁之间的人口流动被阻断，也使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陷入停滞，两地居民在生活中、心理上逐渐疏离。直至1989年10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华，两国关系才逐渐正常化。2000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老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的全面合作关系。此后，老挝政府决定借鉴中国经验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则决定加强对老挝的援助，其中即包括负责修建昆曼公路老挝境内以磨丁为起点、靠近中国的三分之一路段。作为中老两国交接点的磨憨、磨丁，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得以展演的重要舞台，而国家的在场，使“边界”在某些层面上开始凸显出来。 国家的意志在地方的行动中得到了具体的回应，磨憨与磨丁之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口流动变得日益频繁和深入。这其中，“边民证”的出现，既具有实用价值，也满含象征意义。磨憨村民的“边民证“全称《中老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该证“身份”一栏赫然印着“边民”一词，当地年满16岁的村民可在尚勇派出所免费办理，可以通行老挝北部4个省。磨丁村民的“边民证”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过境证（老-中）》，需向老挝边检站缴纳10万基普（约为人民币80元），可以在中老边境地区活动。两国“边民证”有效期均为一年，可以有两个未满16岁者偕行，但都只能从磨憨、新民、曼庄3个口岸出入境。边民每次出境或入境，老挝边检都会收取1万基普（约为人民币8元），中国边检则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对于普通的磨丁村民来说并不便宜，这也是山间小道成为村民另一选择的重要原因。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边民证”的多重隐喻，一是边民证类似于护照的作用喻示着确证的国民身份，而两国边民证不同的办理和使用办法又体现出“你”、“我”之别，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当地人的国家意识；二是同为“边民”的身份，使磨憨、磨丁村民之间形成了某种认同，加之共通的语言与文化，产生了一种地域性的群体意识；三是边民证仅当地人能够凭身份证办理，其使用又比护照更为灵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当地人的边陲意识，并使他们的观念和行动具有了更多的外向性特征。 由上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磨憨、磨丁之间的边界表现出模糊、潜隐或凸显的特质，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展现出丰富的层次性。政治边界以确立的界碑及界碑之间的连线直观地表现出来，是相邻两国国家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确分界线。国家意志以制度、政策、价值观念等方式对边疆社会总体环境的变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社会边界，标示出边界两侧社会环境的差异和社会联系的某种中断。基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环境的持续适应，文化又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形成文化边界，表达着不同人群在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距离。可见，政治边界具有明确的物质形式，社会边界以实践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化边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想象。但这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分离，而是密切相关，当其中之一发生异动，则可能使另两者随之产生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