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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通与连续：通道视域下的磨憨、磨丁 通道使不同节点上的人和物得以流动，在地理空间上形成连通，进而促使文化之间发生互动，在文化形式上形成连续。对于边疆而言，通道既是边缘与中心的连接，也是境内与境外的沟通，甚或全球体系的脉络。反之，边缘与中心、境内与境外的关系，以及全球体系的性质也可能促使通道具备迥然相异的属性，甚而成为一种符号。其所隐含的是，通道使节点具有不同的区位性（空间）价值，而节点则使通道体现出历时性（时间）意义。在不同的历史分层中，通道的发展使磨憨、磨丁两个节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两者又与更为广阔的外部空间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这其中，通道的不同属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凸显出了通道的不同属性。 （一）社会文化属性的通道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传统帝国对边疆的辖治更多地体现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归化，而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国家对边疆的统治则表现为更具实践价值的社会整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道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中心”与“边缘”的连接之上，使国家内部的社会文化形成连续和“一统”。 中老交接地带山岭盘结，沟壑纵横，交通阻隔和闭塞。明清时期，老挝宣慰使司（治琅勃拉邦）至云南布政使司（昆明）的“贡象下路”，应从老挝西北行，经车里（景洪）、思茅、元江一线的驿路至昆明，共68日行程，此“贡象下路”约经今磨憨、磨丁一带。但即使作为交通干道，这些驿路也多为鸟道羊肠，道远且阻。直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这种“地形阻力”才逐渐被不断发展的道路、通讯等技术和不断提高的财政能力所克服，边地被纳入国家更为紧密的控制之下已属势所必然。这一过程正是从所谓的“国家建造”而得以开始的，其中包括区划建制、人口登记、道路修建等行动，其中尤以后者的力量最为直接和有效。勐腊于1927年建县，时称镇越县，因其地处极边，界连法属越南，取“镇守越边”之意。1932年至1938年间，镇越县政府征调民工修建境内道路，以县府治所易武为中心，东通老挝勐乌、乌德，北连江城，西北至思茅、普洱，西南至车里（今景洪），东南至老挝南塔、勐悻。至此，中老边境的道路网络已初具雏形。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拒绝修路甚或想方设法破坏道路，是东南亚山地民族抵制国家权力入侵的条件和手段。若其观点确如其实，那么这一系列公路的修建和使用已然改变了这一格局。通过道路的建设与使用，边疆已被纳入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之下，“边地”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已逐渐消解。 （二）国际政治属性的通道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及之后的数十年间，民族国家的模式逐渐发展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国际关系的连横合纵成为必然，并以空间和人群的分隔、连接或者排序表现出来，通道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在这一时期，穿越磨憨、磨丁的通道是一种沟通境内与境外的实际形式，其在国际政治层面的意义明显地表露出来。 1949年11月6日，镇越县人民政府成立，出于边疆建设和巩固国防的需要，道路的建设不断加快。1958年10月1日，全长158.44公里的昆洛公路支线勐养至勐腊公路通车，技术标准为六级公路。1962年，由我国援建的老挝丰沙里公路完工，全长98公里，与中国曼庄至国境线一段（25公里）相连通。老挝境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大约5600公里公路，其中只有大约800公里能在雨季使用。1967年11月，中老双方签订关于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修建公路的协定，自1968年初起，历时10年，修建了6条总长1018公里的公路，称“68-6”工程，成为当时老挝质量最好的公路。这6条公路贯穿丰沙里、南塔、乌多姆赛、琅勃拉邦、桑怒5省，成为连接老挝上中下寮的中枢纽带，其中从中国磨憨起经老挝磨丁、纳堆、纳莫至勐赛一段全长105公里，又从磨憨、磨丁经纳堆到南塔一段全长69公里，为沥青路面的三级公路。如此，磨憨、磨丁边界两侧的道路已初具规模并形成网络。 道路的兴建展现了国家的意志，而当地人则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与策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显然，在边疆族群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建构过程之中，通道的“国家建造”与当地人的行动是有机联系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动的，而正是这种互动中展现的情感体验和心理过程促成了当地人主体性的建构。对于磨丁公路的修建，当地人还有着清晰的记忆，磨丁村民王白邵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境。在修公路之前，磨丁只有一条顺河而下的黄土路，其宽度仅够两头牛通过，当地人用牛或马将磨丁出产的盐巴往南驮运到南塔，一头牛最多驮上60块砖盐，不到900斤。往回时再驮上南塔盛产的稻米，往返一次至少要5天时间。王老伯还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开拔到磨丁修建公路时，人马就驻扎在磨丁老寨的大庙房里，修路民工多从玉溪、曲靖、楚雄、大理、保山等地的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抽调，在语言及生活习惯方面与当地人有着显著的差异，给村民们带来极大的新鲜感。当地天气炎热、草深林密，蚂蝗蚊虫肆虐，致使很多人都病倒了，但筑路队干劲儿十足，工地上热火朝天，给王大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筑路队的施工条件非常简陋，他们只能就地取材，自制手推车、滑土车、打夯机等工具施工，到后期才有了烧柴火的蒸汽压路机。公路修筑所需的机械设备、材料、工具以及筑路人员的生活物资和运输问题均由中方解决，对当地人可谓秋毫不犯。不止于此，筑路队还无偿地为当地人整修水沟、抗旱保苗、放映电影、送医送药等，“塑造了中国军人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实际上，援老部队的纪律守则中明确规定“爱护老挝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部队除了喝老挝的水外，其它东西都是从国内运来。”道路修通后，村民开始用牛车和马车来运送盐巴和大米，运量大增，且往返磨丁和南塔的路程缩短到2天，而自行车和拖拉机也在不久之后开始在村子中出现，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磨憨、磨丁而言，公路的修建使当地突破了中国“南界”与老挝“北界”的边缘地位，开始凸显其作为两国“连接点”的重要意义。同时，公路的修建与使用也促使某些社会关系被调动和唤醒。一方面，在修路过程中解放军筑路队所展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战天斗地气概”，给主要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避世无争的当地人以一种真切的“文化震撼”，外来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冲击已然显现；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援建该公路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可以认为，磨丁人在某种层面上已经被纳入当时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事件、观念、表象以及意义均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表达，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体系正在当地形成。 （三）全球经济属性的通道 阿帕杜莱认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复杂的现代政治形式正在走向末路”，虽然其并未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一趋势，但全球性流动中的经济因素正在国家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昆曼公路（Kunming-Bangkok Road）的命名方式就别有意味，它没有像“二战”期间著名的“中缅公路”、“中印公路”般被命名为“中泰公路”或“中老泰公路”，而是忽略国名并直接以城市名来命名。正是通过对“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消解，使昆曼公路作为“亚洲北南走廊”的经济意义得以彰显。 1992年10月，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会议在马尼拉召开，中国代表团云南代表提出了修建昆明至曼谷国际公路的建议，随后被编入亚洲开发银行正式文件。此方案背后是云南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寻求出海口、打破地理封闭的努力，也包含着亚洲开发银行及老挝、泰国等方对促进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综合农业、旅游业发展的愿望。昆曼公路被编入亚洲公路网AH3公路，全长1800多公里，中国境内由昆明至磨憨为827公里，老挝境内由磨丁至会嗮为247公里，泰国境内由清孔至曼谷为813公里。因老挝的经济能力有限，最终确定由中、泰两国分别负责修建靠近本国的三分之一路段，而老挝则由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以修建中间三分之一路段。昆曼公路老挝段中方承建路段于2004年4月在磨丁开工，两个月后老、泰承建路段也先后动工，最终于2008年4月通车，并随着2013年12月老、泰间会嗮大桥的建成而全线贯通。 然而，在修建和使用的过程中，昆曼公路的全球经济属性对磨憨人和磨丁人却有着不同的意味。一方面是在修建过程中，中泰两国将这一工程称为“国际援助”，而老挝则将其称为“国际合作”，不同的官方话语反映出各方在这条国际通道上的利益权衡和政治考量。但不管是磨憨人还是磨丁人，基本上都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即“中国帮老挝修路”，这除了与中方对昆曼公路更为有力的宣传之外，还与修路过程中中方员工、车辆、机械设备在道路上的频繁往返、在工地上的繁忙作业景象带给当地人的观感和影响有关，而他们对修路背后各方之间的博弈却并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在使用过程中，两国的通关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磨憨的客、货车辆在进入磨丁后即可在老挝全境通行，甚至跨境进入泰国，而磨丁车辆在进入磨憨后则只能在边境一带活动，无法深入中国内地主要城市。另据我们的观察，不管是中国车辆还是老挝车辆，在磨憨街头行驶时大多能够减速慢行，显得小心谨慎，而在穿过磨丁村时则常常呼啸而过，险象环生。磨丁村为此还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村民必须靠右行走，穿越道路时让车先行，家养禽畜一律不得上街，若违反规定发生事故，村民须对自身和车辆的损失负全责。如此，昆曼公路在两地村民间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象和心理反应，通过这条具有全球经济属性的通道，磨憨得以“走出去”，而磨丁则是“被进入”。 由上可见，磨憨、磨丁道路的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表现出社会文化、国际政治、全球经济的属性。一般而言，通道并不是简单中立的基础设施，除了作为物质层面的技术、财富、景观等方面的因素之外，还隐含着非物质层面的知识、权力、制度等方面的要素，前者更多地展现出道路的“连接”意义，它使物品得以流通；后者则更主要地实现着道路的“连续”价值，它使文化能够流动，使人们彼此相连为集合体。同时，这一过程也不断地展现出地方的主体性地位，譬如哪些文化和观念可以流动、哪些社会关系会被调动和唤醒、哪些经济形式能够发挥作用，等等，都与通道上某一个确切的节点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