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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磨丁的变迁 磨丁与磨憨虽在地理空间上紧密相连，但毕竟分属老、中两个在世界系统中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已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对于磨丁而言，在面对口岸所导致的区位特征转换时，边界和通道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桎梏。 在昆曼公路开工不久，老挝政府批准设立的“磨丁经济特区”即交由香港福兴实业公司开发“黄金城”。黄金城以博彩业为主，并利用紧靠边界的优势，引诱中国游客前来赌博，其中就有不少磨憨人在这里将刚拿到手的征地拆迁赔偿款输得精光。在赌客欠下高额赌债后，保安就对其进行羁押、恐吓和殴打，甚至出现多起致人死亡事件。其中内幕被中国媒体披露后，中老边界和昆曼公路蒙上了一层阴影，最终被中老两国政府联合关停，曾经繁荣如市的黄金城一度萧条而如“鬼城”。云南海诚集团接手新的“老挝磨丁经济开发区”后获得了90年的租用资格，享有除国防、外交、司法之外的20项权利和义务，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和旅游业，力图使其成为“中国与东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集散中心和平台”以及“新兴自由港”。在一定程度上，磨丁已具有了格尔兹所说的“商港飞地”的总体特征，即即在政治上与国家相对隔绝，在经济上以国际商业为取向，以至于形成了由受地方权力庇护的“外国人”所掌控的局面。 为了让位于黄金城的开发，原磨丁村已于2005年被整体向南搬迁7公里。磨丁村民也获得了一定的征地、拆迁补偿，但这笔钱基本只够向邻近的磨别村购买宅基地和搬迁的费用，加之失去了大部分耕地，原有生计难以为继，在刚搬到新村时，磨丁村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下降。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还有一定土地或有养殖特长的村民会将自种的蔬菜和自养的猪鸡供给黄金城的餐厅，获得了一定的收入。磨丁村民王大叔除了给黄金城送自酿的白酒之外，还托人把小儿子送到赌场里当保安。但小儿子刚干了一个月就退出来了，原因是“赌场的保安要打人，我家老五心太善，下不了手。黄金城太乱了”。实际上，当时磨丁村有数十个年轻人在黄金城谋到了职位，主要是当保安、服务员或翻译等。不久之后，这些年轻人的语言、行为、装扮等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村中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用磨丁老村长岩大爹的说法就是：“黄金城把磨丁的年轻人教坏了”。在2008年昆曼公路通车后，有条件的人家纷纷在公路边建起了新房，寻找新的营生。现已开起4家旅馆、5家饭店、3家汽车修理店，村中的13家小卖部也有6家开在了公路边，而如卡拉OK、美容美发店、冷饮店、斗鸡场等也在公路边出现了。此外磨丁村还有10辆客运面包车、60多辆货运大卡车往返于南塔—磨丁—磨憨之间从事客货运输。磨丁村民前往磨憨做生意、打零工等现象也极为常见，不多赘述。总之，昆曼公路的开通和口岸经济的发展给磨丁村民带来了机会，但是否能抓住机会获得发展则与更多因素有关，如能力、身份、资本等，不同人家各方面条件的差异正在使磨丁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分化。 实际上，现在的磨丁可被视为两个截然分离的社会空间，其一便是“老挝磨丁经济开发区”（当地人仍习惯将其称为“黄金城”），另一则是“老挝南塔省南塔县磨丁村”。虽然两者都在朝着外向型社区的方向发展，但显然前者是主动的，而后者是被动的。相较而言，磨憨人已被口岸所容纳，而磨丁人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口岸所疏离。 由上述可见，通道是对边界的突破，而边界又给通道提供了节点。在边界和通道的双重视域中，磨憨与磨丁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关系。一方面是双方互为外部，由于边界的中断和差异，以及磨憨、磨丁之间不同的群体、地域属性和国家背景，双方在资源、市场、资本等方面表现出一种竞争和交换关系，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此时边界是凸显的；另一方面是双方同为内部，由于道路的连接和连续，以及两国的相互开放、边民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两地正在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甚至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此时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又发生了潜隐。一般而言，当同一区域中的两地与区域外部相对隔离和疏远时，两地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出互为“他者”和互为外部的特征，而当这一区域与更宏大的外部区域连通和互动时，两地间原有的异质性反而可能被忽略，同质性则得以凸显，区域自身发生了再结构化，以加强与共同外部的区分或竞争，因而也就表现出更强的认同和内部性特征。仅就时下而言，磨憨与磨丁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内部性特征，但两者“互为外部”的关系也并未就此消失，反而会在某些条件下再度凸显。 五、结论与余论 边界作为政治地理现实或社会文化空间的分界线，是一种人工制品和历史现象，表达了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的中断与差异，可能展现出模糊、潜隐、凸显的历时性特征；通道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连接与连续使其具有无限延展的特性，而节点则成为了必要的停顿和汇集。边界和通道在地理空间上的线状分布，又使两者在某些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交叉并形成口岸，成为一种具备媒介属性的空间。 磨憨与磨丁之间的边界和通道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脉络，又有紧密的、有机的联系。在不断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下，边界和通道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建构，又相互解构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人口、商品、信息的洪流汇集于此，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跨界本身成为了一种社会事实，使两个社会的多种边界并置于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场域，体现出“之间”和不确定或流动的特性。在这里，新的要素可能被引进，而各种要素也可能以新的规则结合在一起。边界和通道的不同形式本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但地方性的策略和实践也显现出重要的价值，当地人基于某些历史记忆、现实经验、前景预期等进行的选择和行动，正在促成新的区域主体性，甚而使“国家在场”的意义被消解。磨憨与磨丁在互为对方的“外部”并相对地保持各自内部性特征的同时，又因不断产生的同质性而被联结为一体，进而形成新的“内部”，成为与更为广阔的“外部”进行交换和互动时进行动员和促成团结的基础。 我们是在全球网络的视域之下将“磨憨-磨丁”作为一个“内部”而展开讨论的。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节点的区位将地域性与整个全球化网络连接起来，并在网络中形成有层级的组织。实际上，由于大致处于昆曼公路的中间节点上，磨憨、磨丁的区域性地位常以其与中国景洪和昆明、老挝琅勃拉邦和万象、泰国清迈和曼谷的距离而被衡量，因而被置于一种全球网络之中。并且，“每个网络所满足的功能界定了成为网络里优越节点的地方的特性。在某些情况里，最不可能的地方成为了中心节点，由于历史特殊性，最后导致以某个特殊地域性为中心构成特定的网络。”而郝时远也认为：“古代社会的‘中心’与‘边缘’，现代国家的‘内地’与‘边疆’，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后方’，在‘一带一路’开放发展的布局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区位转换。陆路边疆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内联外通的‘中心’。”显然，这种“转换”必须在“全球网络”的背景下才可能发生。英国《经济学人》曾对磨憨、磨丁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认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实施，位于中国西南部与多国接壤的云南将迎来发展的机遇。该文引介了云南大学杨先明教授的观点，其认为云南应该成为亚洲新的经济中心。对云南成为“亚洲经济中心”的想象，有其实在基础，一是基于云南在整个亚洲的地理位置，其在空间上大致具有某种“中心”的意象；二是出于云南省规划建设中的多条出境公路、铁路、水路等通道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三是云南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特征使其更能包容不同的外来文化，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对于磨憨、磨丁而言，其地理位置所处的中老边界，以及昆曼公路和已开建的泛亚铁路中线的穿越，使其显现出一种“亚洲的交叉点”的意味。如此说来，磨憨、磨丁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因其作为节点的意义，已逐渐显现出成为“中心”的特质，极有可能“围绕其而构成特定网络”。 如果阿帕杜莱“当今世界的互动已达到了新的秩序与强度”的判断确如其实，那么这种态势将打破旧有的平衡和稳定，使世界体系出现新的变局。“互联互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前提，其本质在于建立连接、消解区隔，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势所必然，也是对当前大规模全球流动的顺势而为。这一过程中，通道的不断升级和延伸将使其连接与连续的特性更为显著，甚而超越道路本身的物质属性和地理学范畴，一方面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上使边界所带来的中断和差异进一步消解，另一方面则在全球化网络中使地方的区位特征不断转换。其结果是，地方在国家行政区划上的意味不断弱化，而其作为全球网络节点的意义则不断增强。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一种颠覆，其意义正在于为“区域性”（locality）带来了无限张力和对“中心”（center）的重新界定，势必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