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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土司家族的文学创作风貌 由于受到政治风云、时代氛围、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土家族土司文学家族及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情，然因时代久远，兵连祸结，几经辗转，文学作品大半流散，目前只能根据现存的少量作品，对其文学创作风貌管中窥豹，探幽发微。 (一)四个土司文学家族盛衰同步 土家族土司设置为“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十二，长官司四十三”[5]，然从中崛起的文学家族只有四个，这四个文学家族的兴衰随着政宦起伏而变幻，兴衰时间几乎同步。 由唐至元，土家族虽出现了个别文人，如田英、冉茂实、谭伯亮等，他们大都能吟诗作赋，可惜未有作品留世，其子孙后代也没有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相关记载。可见此时汉文化在土家族是有所传播的，只是相对薄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家族对汉文化的积累逐渐加深，在此基础上，土司文学家族于明清时期异军突起。 四个文学家族于明中后期同时兴起，这与土司制度的发展、壮大及朝廷政策密切相关。土司制度一般认为是从元代开始的，但是具体到土家族，在五代时期已有雏形，唐宋的“羁縻制度”做了进一步补充与修正，元朝时趋于完备，永乐以后土司制度进入鼎盛之期。明朝之前，各朝政府对土家族的政策都是相当苛刻的，称其为“化外人”，如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诏禁沿边奸人，毋越逸溪洞，诱致蛮獠侵内地。违者论如律，其不防闲致逸者，亦罪之”[6]。这种民族隔离政策，阻碍了土家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无人向学，何谈文学创作?而明清两朝为笼络少数民族，对其采取安抚措施，实施一系列民族倾斜政策，加速了民族交融步伐。在中央王朝强制规定以及各土司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家族成员学习汉文化的风气大开，笔耕不辍，这为文学家族的形成乃至繁荣提供了契机。 雍正年间，朝廷对土家族进行了“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土家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同样也使土家族文学产生质的颠覆：庶族文学家族得以兴起，四大土司家族却淡出文坛，销声匿迹。酉阳冉氏的没落：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川总督黄廷桂上奏“酉阳土司冉元龄与伊子冉广烜暴虐贪淫，坏法乱纪”[7]249，雍正批示没收其家产，并“将冉广烜父子家口迁发浙江安插”[7]249，设酉阳直隶州；永顺彭氏的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土司彭肇槐，识时归命，上疏自愿改流，自称“生逢舜之世，不得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惭愧。今造其家口册籍，绘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永安插江西祖籍”[8]，彭肇槐曾奏请留母弟彭肇模留永顺原地，雍正严正告知若“愚昧”滞留，则饬令递解回籍，甚至督促将其年迈不能启程的老母尽快迎养离境，彭氏家族半自愿半强迫地背井离乡，得到赏银一万两，其领地分入永顺县及龙山县；容美田氏的衰颓：四个家族只有田氏在“改土归流”时与朝廷兵戎相见。湖广总督柱迈弹劾土司田旻如谋反叛逆，田旻如上奏辩解“承职以来，敬谨自守，不敢地越五章……然无如受恩深者，嫉忌恒多，寻疵常远及于先世，与洁不宽，限于今日，实臣无可如何之苦衷也”[2]43，湖广官员迎合雍正心意，步步紧逼，欲置容美于死地，面对如此形势，田旻如率亲信，抵死相抗，战况极其惨烈，然“改土归流”为大势所趋，田旻如兵败山倒，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自缢于容美平山万洞中，雍正下令“特免田旻如戮尸，其妻妾子女父母祖孙兄弟，并田畅如及阉人刘冒等，均得免死，照例分发陕西、广东、河南三省安插，且均给家资，以资养瞻，俾结斯案于不蔓不扰之中”[2]425，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将容美辖地改为鹤峰州；石砫马氏的衰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马俊明死后，马氏土司无人承袭，清廷以马俊明无后为由，改宣慰司为直隶厅同知。“四大家族”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下，惶惶不可终日，为家族能在缝隙中生存苦苦挣扎，于文学创作有心无力，至此四个家族分崩离析，忽喇喇似大厦倾，土司文学家族的辉煌湮灭不存。 四家族一衰俱衰，一荣俱荣，是明清政治风云在土家族文学家族的折射，是中国文学史线性时间与中国历史线性时序互文性的体现。 (二)文学创作兼容儒、释、道三教思想 文学家族具有个性化创作的特点，同时又与时代特色相协调。十五世纪以来文人们徘徊于儒、佛、道之间，三教融合的印记极为明显。土家族与汉人杂处，朝廷的强制同化政策与民间自觉的文化往来相辅相成，在文学作品中自然而然便融汇了儒、释、道三家学说。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国策，学校教材、科举考试内容也以四书五经为主，土家族在儒学的百年浸染下，儒士情怀很深。在家族文人的诗作中，儒家思想时常流淌笔端。如冉天育“幼业儒，精文翰”[9]，他谋求建功立业，洋溢着一种积极入世的儒生态度，在《辽旋舟次广陵饮朱子宣苏宅时令弟文鼎孝廉将北上·其二》言道： 戎马驱驰万里征，归舟偶次广陵城。二分明月还乡梦，两树荆花恋客情。 谏议封章传北阙，孝廉家法重西京。燕然他日铭勋处，好情磨崖笔刀横。 对杀敌立功、“燕然铭勋”满怀渴望，追求名垂青史的意向明显。容美田氏儒化程度最深，他们敬慕先贤，“屈宋李杜”是他们仿效的榜样，同时也深受同时代前后“七子”及公安三袁的影响，如田九龄：他非常孺慕文坛盟主、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云梦师寄游太和近作兼附弇州公诸刻》《王弇州先生自郧镇游太和山云梦师行且往谒憾不能从》《闻弇州公陟南司马志喜》《寄魏解元懋权》《寄呈奉常墙东居士王次公》等诗作中，表达对其或其门人的敬仰之情，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为《紫芝亭诗集》作序，称田九龄“为诗冲融大雅，声调谐和，殆与七子相近”[2]210。 明清之际是土家族土司家族积极吸纳中原文化的历史时期，由于土家族传统文化中巫术色彩浓厚，所以很容易接受与巫文化联系密切的道教文化。“四大家族”的家庭成员，频繁与修仙求道之人交往，道家风骨的精神诉求在作品中多处展露。如冉仪“性好道，黄冠羽客，盈于宾馆……道流等更相举醮，推公为铁鹤海阳真人”[10]，他道心很重，非常向往出世的生活，如《题云城》： 莫道神仙理竟无，云城犹认炼丹炉。龙降虎伏人千岁，地老天荒酒一壶。 个里机关先太极，些儿气味后河图。偷生自愧非门户，几个区区是丈夫。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11]佛教在土家族的广泛传播，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在土司的带动下，土家族大兴寺庙，如石砫土司马黼“因时信佛，多造寺宇”[12]329，马黼的次子马澄“博学好施，子踵父志，尝于各寺铸钟，增补寺院，至今碑记犹存”[12]329。佛教的影响在土司家族文人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们将寺院、禅师、禅理纳入写作题材，扩大了文学写作层面，如冉仪《崇圣禅寺钟铭》、冉天育《避暑三慧寺》、田九龄《明月寺赠太空禅师》《再过松滋望明月寺怀太空禅师》、田宗文《惠真禅师来憩石人峰倚仗访之因赠一律》、田甘霖《社集拙大师报慈禅林赋得云碎昼长阴韵》《儿舜孙炳为老人初度丐大拙禅师与百森堂升座说法下座说偈步韵和之》、田商霖的《怀三际禅师》、马宗大《游石峰寺》《咏藏经寺玉皇殿僧舍美人蕉》，等等。文人们在思想内容上也深受佛教影响，因现实的种种不如意，为摆脱尘世烦恼，他们寄希望于参禅悟道，与禅师、主持交往甚密，享受远离世俗的清幽闲适，如马宗大《咏藏经寺玉皇殿僧舍美人蕉》： 绿嫩红娇仿佛无，层层心事为僧传。风流错认昙花梦，绰约争妍白社莲。 何自空中来色相，偏从世外结姻缘。年年面壁寻真悟，暮雨朝云总是禅。 由寺中的美人蕉谈开，佛性并非是“无色无相”，而是蕴含在一切“有为法”之中，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趣盎然。 土家族是一个兼容并蓄、善于学习的民族，而明清又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儒、释、道三教调和，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土家族不可避免地受到三教的影响。土司家族文人周流三教，取其所需，“儒家的入世正统，佛家的‘传达佛理，表现悟境’，道教的‘外无可欲之境，内无能欲之心’”[13]，都在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