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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鲜明的巴蜀、荆楚地域特色 “乡园是直接影响家族成员生活、成长的地域环境，其中蕴含着家族长期隐性传承的地域文化。”[14]四个家族都处于巴蜀、荆楚文化圈内，无可选择的带有地域的烙印。尽管他们走“雅”文化路线，刻意向汉文化的高标准看齐，忽视从土家族的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在民族特色的展现上，不如彭勇行、彭淑等作家鲜明，但本土文化对自己的骨血渗透，是抹之不去的印痕，家族文学群体作为乡园性的群体，乡园色彩必定会显性地呈现在文学作品中。 首先，在题材上：土司文人对乡园内的风景名物多次题咏，诗文流露出对故园深深的热爱之情和强烈的自豪感，精雕细镂地描摹当地风土人情，流淌着浓郁的地域色调。在前文已做过统计，写景咏物的诗歌有一百七十二首，约占现存诗歌数量的三分之一。他们对家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眷恋不已。如马宗仁《乾隆戊寅咏仙崖古迹》： 崖前古迹谪仙遗，石剥碑残谁复知。半壁紫藤横铁画，千年文藻发青芝。 风来天上松留韵，春到人间鸟和诗。蔼蔼溪南云树里，一樽携处好相思。 歌咏了石砫境内秀丽多姿的仙崖古迹，山高水清，花繁树旺。面对如斯良景，诗人不禁大发感慨，既有对先贤的怀念，又有对闲适生活的向往，但更多的是诗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再如田圭的《澧阳口号》： 高髻螺鬓尽野妆，短衫穿袖半拖裳。儿夫不习衣冠语，逢着游人只道卬。(其一) 家家临水作岩楼，半是村街半是浮。十八小娥槛内绣，停针坐看上滩舟。(其三) 为我们描绘了“高髻螺鬓”“短衫穿袖”的穿着打扮，野趣盎然的土家族传统服饰展现在读者眼前。“半是村街半是浮”指的是土家族最富有特色的民族建筑——水上吊脚楼；妙龄少女绣花，上滩之上行舟，相得益彰，富有诗意的地域特色跃然纸上。 其次，语言方面：文人乡音难改，自然而然的将方言俚语入诗，故园情怀浓醇。如田圭的《澧阳口号》其二：“夜深响彻呜呜号，争说邻家唱大傩。”“大傩”，是土家族驱疫逐鬼的禳灾仪式，为巴蜀俚语；田甘霖《儿子庆对经史闷闷不快，谈稗官口若悬河竞日忘倦志叹以勉之》“开言人拟是书厨，阿大中郎亦丈夫”，《儿子舜从白珩兄受经志喜》“但使阿翁开口笑，不须章句远求知”，阿大、阿翁此类南方方言掺杂于诗中，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族文人在思想上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在作品中充分展露了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内质。巴蜀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有少许佛道思想，切人事重抒情，尚节气重操守，有着原始宗教神秘氛围，具有异端色彩，浪漫绮丽。荆楚文化特质是以老庄哲学和楚辞为代表，有着极丰富的想象力，充满浪漫主义色调，极富理想主义精神。文人们敬慕屈原，纷纷学习其作品，对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做出了高度肯定。如田宗文自己所住之所命名为“离骚草堂”，诗集即定名为《楚骚馆诗集》，在诗歌中更是多次怀念屈原或化用其典。土司家族文人的诗歌中充斥着浓厚的巴巫气息：田商霖《喜少傅主君还自虎营》“虽有智勇全，亦仗神灵福”，田霈霖《封侯篇》“呜呼鬼神何弄人，变尽将来与往古”，他们相信鬼神有灵，心怀恭敬，相拜虔诚。在地域文化的潜移默化下，家族文人的创作受其濡化影响，必然会带有地域特色。土司家族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风貌，表明了他们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四)女性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匮乏 明清两朝思想开放，女性主体意识复苏，是女性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文学世家出现了一代或数代的女性创作群体，“明清时期全国出现了七十余家有女性文人群体出现的文学家族，其中尤以江南地区分布最为密集”[15]，如吴江沈氏(第一代文人沈奎)一门二十一位女作家、吴江叶氏(第一代文人叶绍袁)一门六位女文人、桐城方氏(第一代文人方以智)一门五位女诗人，等等。然四个土司文学家族中，仅有一位女性文人——秦良玉，与江南文学世家相比，略显逊色。 明清时期，朝廷虽对土家族实施了大规模的除旧布新措施，但一个民族所固有的内在特性，并不会因几张诏令而消除。土家族聚居处山多地少，他们尚武尚勇，勤劳淳朴，女性是日常社会劳作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不仅要承担针凿纺绩、洗衣煮饭的家庭重任，也必须从事种植放牧等田间劳动，根本无暇于文娱活动。尽管土家族在明清时期文教事业得以巨大发展，但相比中原还是很落后的，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特别少。纵观土家族古代文学史，也只出现了秦良玉、彭冉氏、彭春芝三个女性文人而已。 秦良玉是石砫宣抚使马千乘的夫人，深通韬略，精于文艺，丈夫亡故后，因子幼，代袭宣抚使一职。《明史》载：“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16]《补辑石砫厅新志》(道光)亦载：“良玉，忠州人秦葵女，字贞素，性颖异，饶胆略，幼通经史，工词翰，且与兄邦屏、弟民屏同习骑射，究心韬略。”[17]可惜的是其诗文皆焚毁无传。《石砫乡土志》：“帅忠堂”条云，“土司前堂有‘帅忠堂’三字匾额，秦夫人良玉笔迹也，字大尺六寸，笔力遒劲”[18]，这或许可视为秦良玉具有文艺能力的旁证。其仅存的《固守石砫檄文》一文，内容充沛，逻辑清晰，感情激越，有振聋发聩之效。在文中言道“本使以一弱女子而蒙甲胄者垂三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报；下赖将士推戴之力，思其功名。石砫存与存，石砫亡与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责也”，豪情壮志盈篇，尽显巾帼本色。秦良玉一介少数民族女子，其赤胆忠心和慷慨英勇的形象格外动人心弦，历代诗人对她吟咏不断，“咏秦”诗歌盈箱充篋。围绕秦良玉这一特定历史人物而形成的相关文化，是土家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有必要一提的是田甘霖的原配夫人——覃美玉，她识文断字，通晓音律，是如今仍盛行在鹤峰一带“柳子戏”的早期传人，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虽无文学作品传世，但其音乐天赋与表演才能对儿子田舜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田舜年幼年随父母流放僻远的陶庄，整日随着母亲练音辨律，从而为识音打下良好基础，听曲唱戏成为他终身癖好，是土家族文献记载中仅有的戏曲创作者。可惜的是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却遭族人忌恨，性情刚烈的覃美玉为护丈夫和子女周全，在田舜年十二岁时遭谤投缳，死在铜关山顶。 “一门风雅”的家族文学现象，是研究多民族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明清时期土家族的文学创作主体是世代传承的土司家族，他们文学创作的活跃期也是土家族作家文学从发轫到成熟的历史时期，有着独特的内涵和特色，是家族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家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份子，对它的文学研究至关重要，土家族的盛门望族不但构筑了鄂渝地带传统文化地标，也参与了该地区文化环境的构造，其数代的著述、创作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美学意蕴，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对明清时期土家族的酉阳冉氏、永顺彭氏、容美田氏、石砫马氏进行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深入调研，有助于我们整理、保存家族文献，构建完整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参考文献： [1]多洛肯，朱明霞.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明清土家族土司文学家族[G]//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2]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容美土司史料汇编[G].荆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3]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M].汪蔚林，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365. [4]冉氏族谱：天章公传[M]//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81. [5]王承尧，罗午.土家族土司简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26. [6]脱脱.宋史：下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编，2003：2635.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三十册[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严如熤.严如熤集：第二册[M].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3：708. [9]冉氏族谱：大生公传[M]//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91. [10]冉氏族谱：公表公传[M]//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83. [11]顾炎武.日知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630. [12]马氏家乘[M]//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329. [13]张戬坤.三教文化古今谈：上册[M].香港：光大出版社，2007：379. [14]罗时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63-182，209. [15]娄欣星.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综述[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 [16]张廷玉.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529. [17]补辑石柱厅志：卷六[Z].刻本.王槐龄，纂修.1843(道光二十三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