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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应是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目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主要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的话语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从基本概念的厘清与界定入手，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中国”及“中国的边疆”既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两者密切关联，前者对后者作出规定，后者则依托前者而存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且由于学术立场和国家利益观念的不同，其中还存在着某些偏见甚至陷阱，所以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首先加以厘清和界定。 从现实层面上来讲，我们当今所讲的“中国”指的应该而且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同），即具有领土、主权和国民等“三要素”的当代民族国家。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自然是近当代形成和确定并得到国际法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其疆域范围内的各种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现实问题无疑应属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 从历史层面而言，当代“中国”一方面是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前近代历史形态（王朝国家或历史上的中国）中曲折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又是近代民族国家（共和国或当代中国）构建的直接产物。两者之间在形态上虽有明确的承继性，但也具有某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而在直接造就当代中国疆域形态的同时，也带来了所谓的边疆问题。 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常态，也是馈赠给近当代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内化为凝聚与稳定中国疆域基本形态的强大力量，一直延续至今。就历史传统与当今现实而言，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个或某些民族的中国，中国的边疆与内地一样，都是中国各民族共有的家园。这些应当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边疆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我们避免落入所谓“民族-国家”理论陷阱的自信底蕴所在。这里引入了“疆域形态”或“边疆形态”的概念，以“疆域形态”或“边疆形态”的概念或话语总结和分析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成、演变的规律，也许更符合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发展实际，也是我们在话语层面上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起点之一。 二、关于中国疆域与边疆形态的形成 当今中国的疆域与边疆的具体形态虽然有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蚕食及其所主导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更是前近代多民族国家自身长期发展与延续、继承的结果。在前近代特别是秦汉以后的中国疆域内，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系的互动与博弈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型塑了近代以来中国疆域的基本形态——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北抵大漠，南括岭南，并以400毫米与200毫米等降水线之间（农牧交错带）为界，在政治生态上呈现出南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汗国长期、持续的互动与博弈。中国特色边疆学理论与学科体系的建构自然应以此为基础加以展开。 在通常情况下，边疆总是相对于中心而存在的，没有中心也就没有所谓的边疆。在前近代相对独立的这一区域内，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权无疑均有各自的政治和统治中心，而400毫米与200毫米等降水线之间所形成的自然农牧交错带既是双方共同的也是相对的大致边疆（或结合部）。在两大文明体系对峙与对抗的状态下，这一区域是双方共同的边疆，而在大一统状态下，即游牧政权南下和农耕政权北上并实现一统的情况下，双方这一所谓的边疆就会被打破，而由此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民族融合则进一步消解这种边疆对于双方的实际意义。这既是前近代中国边疆演变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疆域形态形成的内在原因，并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凝聚过程中成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传统，影响和延续至今。 所谓的中心或边疆观念的存在，首先是一个视角和立场问题。在前近代多民族活动的这一区域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经过长期持续的交往、交流和融合，不断地打破这些所谓的边界，并在大一统的政治状态下形成共同的中心和边疆，其疆域或边疆的形态由此基本形成。且不说历史上或当今所谓的“汉族”原本就是各个时期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具有不同的涵义，而且随着各族所建王朝的更迭，包括疆域形态在内的这些所谓“民族特征”或“民族属性”中的一部或大部分，往往会作为历史遗产为后世各民族所继承乃至发扬，构成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刻意去除所谓的“汉族中心论”，强调某些王朝的“民族因素”，不仅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悖论，更与多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和规律不符。 事实上，这一区域在前近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前，通常首先都是农耕文明区和游牧文明区的局部统一，再由其中的一方实现最终的一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主导下的大一统，其统治方式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统治中心和疆域形态却大致是相似的，即以农耕文明区为中心，统治或控制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而无关大一统王朝统治者的民族属性。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疆域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以农耕文明区为统治中心，整合南部农耕与北部游牧两大文明区，由此也就确立了大一统状态下的疆域格局和边疆形态。其中王朝的正统性，成为在思想上和区域上确定统治中心，凝聚疆域形态的主要内在动力。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今学术界所谓的“内亚”“内陆欧亚”或所谓“亚洲腹地”等话语，是伴随着近代以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兴起，西方所主导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导致的人类知识体系的拓展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用这些话语和理论研究乃至解构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历史是否适合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脱离乃至无视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则是存在的。 三、余论 我们在讨论和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理论的时候，一方面必须正确认识、借鉴和吸收当今国内外的一切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应当回到中国边疆发展与形成的历史情境中，用符合当时历史情境的话语去理解过去，建构符合自身历史实际与规律的话语和理论体系，并以之阐释中国边疆的现在，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某些理论甚至以此曲解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的历史事实。 明乎此，当代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似乎可以(但不限于)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在前近代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凝练出有关疆域和边疆的本土化话语；厘定本土话语表述的基本概念并使之系统化，进而厘清其与当代话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系统化的本土话语阐明前近代中国疆域与边疆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分析其近代转型的复杂历程；在此基础上，从思想、制度、实践等层面上建构符合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并具有自身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原题《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