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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质是“民族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和稳定的想象空间,具有了国家形式,但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建设进程的终结。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文化共同体在实现民族凝聚、国家统一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的认识存在不足,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伸的一个层面,以思想状态存在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定程度上被虚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也因此未能持续跟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人们的政治视野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国家层面着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更要以历史积淀为基础,从具体细微处着手,实现各族群众自下而上的认同。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建设”;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张淑娟,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 基金：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项目编号:16BMZ003); 辽宁省2018年创新人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进入全新阶段,二者相互成就,前者成为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后者也因此成为具有完整内涵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高成就”1,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整体上转变为爱国主义,因其与国家之间的天然联系,得到国家的推崇和宣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状态存在的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整全性人格化身”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定程度上被虚置,在理论上没有对其内涵深入挖掘和阐释,在实践上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中共十八大、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共十九大等重要会议都将“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作为重要内容,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中华民族”首次入宪,“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外交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需要从不同角度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方向。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也需要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思考,为在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基础和历史借鉴。 一、中华民族的内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急于探索前进道路的民族精英们引入或提出并频繁使用一系列的集体性概念,如“群”“种”“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小中华民族”“大中华民族”“小民族国家”“大民族国家”,等等。一方面反映了民族精英在思想上“天下”观念的消解与“国家”观念的生成,从“天下”逐渐转向“国家”;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中国多民族实际与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的紧张关系。西方国家正是按照民族国家的构建逻辑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作为被动纳入到国际体系的国家,模仿西方国家的既定制度就成为其必然选择。因此,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虽然在他当时的观念中“中华民族”只指汉族2,但梁启超对它开放性的解释为其后来成为各民族的统称埋下伏笔。经过杨度、孙中山、吴贯因、常乃德等人及梁启超本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行的进一步论证,将其扩展为各民族的统称,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概念逐渐被认可和广泛传布,成为政界、学界和思想界的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并确立。这一过程彰显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东方与西方、整体与局部、情感与理智的多重张力和复杂关系,在思想界、学术界和政界又呈现出诸多纷争与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凝聚,中华民族进而走向全体自觉反映了民族精英的集体智慧及对历史的尊重。“中华民族”经历了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3的所有过程,最终成为一个可以被定义的“概念”。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所指出的,“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汉族———引者注)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4实际上,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是具有内在关联的各民族的统称。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的统称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拥有无数次共同经历后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和全体自觉的形成也是各民族在经历风雨后对中华民族的肯定与认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演变互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成熟。 首先,中华民族实体的存在是历史史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有深厚的历史纵深和鲜明的历史文化内涵,涵盖了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历史上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成为有机整体。学术界公认的观点认为近代之前的中华民族处于“自在”阶段。但是,“自在”并不意味着无序,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价值体系层面主体性特征鲜明,儒家文化以其包容开放性不断获得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历史阶段人群的价值认同,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内在文化支撑。历代统治者大一统的政治追求和有利于统一的国家结构设计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政治支撑。以中原为核心不断扩展的地域,为不同人群的交往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地域空间,也使得“入主中原”“逐鹿中原”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同梦想。“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5今天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其中“多元”是指各单元民族,“一体”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自身的结构性特征。而历史远比这一描述复杂得多,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血缘、不同风俗、不同的文化心理等等都是“多元”,这些“多元”之间又不是泾渭分明,而因经济交往、通婚、人口的正常流动,甚或战争互相影响、互相交织,难分彼此。政治上追求大一统,文化上崇尚儒家文化秩序、书同文,社会生活上追求“车同轨”、统一的度量衡都是“一体”,多个层面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所以为中国的理由。在今天看来,近代以来“一体”成为民族精英的基本诉求,实际上“一体”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思想传承和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一思想反映了丰富的政治实践,是政治实践的结果,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样,在“一体”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也应该是丰富鲜活、互相交织的。因此,在“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的今天,无论是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要时刻注意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自身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建设的逻辑,不顾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历史传承。 其次,“中华民族”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一是源于历史,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留下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政治需要推动了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政治原则,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使“华夷之辨”成为传统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承认“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6“用夏变夷”是中原王朝处理族际关系的政治目标。一是源于现实政治需要,为了维持儒家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通过对大一统的政治推崇,将“华”和“夷”从单纯的方位概念上升到理论层面,具有抽象意义,只要承认和接受儒家基本原则,无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统一王朝都会获得正统地位,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而作为文化开放性的延伸,也彰显了主体选择的重要性,显示了民族存在的相对性7、民族意识的可塑性、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性。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及“华夷之辨”的民族原则,在近代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另外一套话语体系的挑战,“民族”及相关话语如此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近代是中国民族双重构建的起点。“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8基于保全国家的需要,“中华民族”被提出并不断被阐释。中华民族首先是历史史实,而后逐渐成为社会动员的政治资源,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与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国家结构密切相关,相互呼应,互相促进,国家政权为其张目,它则在文化上浸润国家。 从宏观上讲,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政治统一的建设,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在建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使国民完成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从对君主和神权的忠诚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文化统一性的建设,即通过制度、政策和教育宣传等手段促成国内文化的同一化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一个国家一种文化”,9实现各单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及与之一致的“整全性人格化身”的认同,以实现国家认同与国家层面民族认同的“互持”,发挥民族认同在实现民族凝聚、国家统一和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功能。当然,无数实践证明将多民族同化成一个民族的想法不符合实际,“更多更普遍的民族建设是包容多样性文化和族体存在的一体性建设。”10这样既能保证单元民族的自然延续及文化的内生性和活力,促进单元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的民族建设,得到各单元民族的普遍认同,这样的安排需要执政力量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民族建设作为国家政治整合的组成部分,既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需要决策机关制定相应政策,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在一定的社会动员基础上完成民族建设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民族主义诉求表现为两个方面:民族独立与民族建设,民族独立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建设是以国家的力量整合民族的过程,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民族建设的精神和思想层面,主要包括“国家认同象征(如国旗、国歌等)的创造,被视为能代表所有团体的全国性政治机构的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以教导孩童国家认同感、共同的历史和爱国主义,以及国家荣誉的发展等等”。11可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着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