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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及问题所在 虽然在官方文件中鲜有“中华民族”字样,但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逐步开展一系列的国家建设准备工作,开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步伐。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还规定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对国家的最高及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国家的行政区划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首都、国旗、国徽也进行了规定。中宣部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组织专家编写新教材,成立教材编写委员会,并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负责编写、出版和发行教科书。另外,从新中国成立,中国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多方面展开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组织进行全国民族大调查,进行民族识别工作,为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奠定基础,继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又建立了四个民族自治区,相应地建立了其他各级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进一步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整合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向前发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不足。 首先,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华民族实现了全体自觉,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设想的具体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以既定疆域为基础的政权建立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肯定与巩固,稳定的疆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基本前提。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获得了国家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为爱国主义,成为具有鲜明政治价值的思想观念。而“中华民族”作为重要的政治符号在国家层面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强调不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中,并没有“中华民族”字样。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件中也几乎很难查到“中华民族”字样,“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缺乏中华民族的内容”12。也鲜有以“中华民族”为题的研究,只有考古学家陈梦家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出土文物会展”后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尽管有这样长的历史,占据了这么大的地面,有很多的民族,而它表现在万千的古代文物上却有毫无疑问的共同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指出了时代的延续性和地域的普遍性。……在大同之中见小异,不可因小异而忘大同。”13他明确指出,有的考古学者有意强调和寻找地域性和差异性,忽略共同特性,应该注重文物之间的连续性和普遍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这是当时少有的珍贵的理论努力。学术杂志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前期也几乎没有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一直到80年代中期后才有零星的论述。另外一个理论研究的不足体现在民族理论中,几十年来,从目前已出版的民族理论的教材看,中华民族理论一直未纳入到民族理论的范畴中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教材几乎都是围绕国内少数民族平等、自治权利、团结、发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设计。这样使得民族研究仅限于对少数民族研究,无法认清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中的位置,形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对少数民族也多谈权利很少谈义务。这样做的后果一是对汉族的忽视,二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忽视,缺少汉族研究的中华民族研究是不全面的,还会造成中华民族发展的畸形化和进一步的虚置。14 再次,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后来很快对我国主要矛盾判断就作出调整。频繁地调整叙事方式,使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形态存在的“中华民族”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有效接续,错失了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良好时机。在实际工作中一系列失误也破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切断了本应与国家建设同步的中华民族建设,并一度被搁浅,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时期。 最后,在国家基本政治框架既定、国家层面主流意识形态中中华民族缺位的情况下,民族政策成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性补充因素。如上所述,在我国的民族理论中缺少中华民族理论,以此为指导的政策层面也缺乏相关设计。另外,我国的民族政策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少有涉及。 总体来看,很长时间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被双重忽视,这与我们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认知及相关思想的模糊有关,没有形成完整的复合性民族国家思想。也与频繁的历史叙事方式的调整密切相关,无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稳定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摒弃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外交思维,国家利益成为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标准,“中华民族”重新回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视野中,“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15“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6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对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进行过讨论。学术界也开始关注相关问题,理论努力的最突出成果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提出,既肯定“多元”,又突出“一体”,中华民族凸显出来。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理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支撑中华民族认同的具体元素尚存缺陷。进入新时代以来,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发展也进入新的时期。新的时代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为理论上澄清中华民族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实践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拓宽了思路。 三、“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 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到现在,中国社会经历了根本性转变,中华民族几次被凸显。从提出时只指汉族逐渐成为各民族的统称,是适应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讨论是对国家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积极回应和顽强抗争;“振兴中华”高潮迭起与改革开放号角交相辉映;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被提上日程。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同样贯穿在诸多不同层面的工作之中。 1.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互持”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与新中国成立后其他时期国家发展目标不同,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国家发展的目标与民族复兴的目标并列,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双翼,这显然是十九大报告的一大亮点。从功能来看,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发展史,绵延不断,几经沉浮,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密码,中华民族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具有凝聚民心、社会动员的重要功能;从目标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也确实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二者的关系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形成一种“互持”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族柔软的身段提供了坚硬的外壳、地域和心理边界。而中华民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精神力量和来自历史的延续性,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样一方面弥补之前中华民族强调不足而造成的两个层面民族构建失衡的状况,另一方面,彰显国家对“中华民族”的重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再次被强调。而在对中国梦的解释中,“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8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二者又合二为一。“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最高战略,这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顶层设计,可以非常肯定地认为,“中华民族”已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在党和国家的会议文件中被反复强调并写入宪法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在习近平所作的报告中,“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被高频次使用,报告还指出“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会议主题、党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等方面都使用了“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成为贯穿大会的主线,并以此来确定国家新时代的历史任务,鲜明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报告将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要求。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修正案的序言中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华民族”首次入宪。 3.“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相关议题成为学术热点 与政治上备受关注相一致,学术界也就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掀起了研究热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和年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公关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项目都有相应指南条目,《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重要报纸的理论版也都发表相关系列文章,学术期刊设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就相关文章进行刊载,“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为近几年民族类学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19费孝通将这种具有内在情感纽带外有政治规制的格局概括为“多元一体”,那么,56个单元民族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支点。这一观点既强调来自共同经历的统一,也承认和尊重单元民族的民族认同及各项权利,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民族政策相契合,正当化了相关的制度安排,成为当下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也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的基本遵循。以这一理论前提为基础,目前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相关研究基本围绕“单元民族→中华民族”的基本框架进行。 4.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途径选择 “中华民族”是主流意识形态,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基本方面,但是思想观念的传布不能单独进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主张与思想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传递过程,要依托制度安排、法治建设、政策支持和机制创新等具体措施,又要以传播对象的认知逻辑和生活逻辑为基础,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两方面对接和融合才能有效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途径的选择一方面要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又要精心设计,从具体细微处着手。 比如国家通过与之相关的项目进行贯彻,乡村振兴计划、兴边富民计划、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项目都是培育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再如,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宣传相结合,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支撑中华民族认同的元素。近些年来更加重视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并将很多传统节日确定为法定假日。又如为了鼓励学习传统文化,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中国诗词大会”“指尖上的传承”“见字如面”“汉字听写大会”等传承传统文化的节目,目的就是要“长中国人的根、聚中国人的心、铸中国人的魂”。上述这些途径都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