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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物种民族志的实践 多物种民族志的兴起与人类学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理论取向和实践探索紧密相联。首先, 人类学界不断挑战自然和文化二元论, 探索自然和文化的边界。近年来, 西方的学术研究都在寻求对根源于笛卡儿哲学所带来的一系列二元论的突破, 包括身体/精神、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等等。而自然和文化的关系一直贯彻于人类学的研究始终, 人类学一直以文化为研究对象。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到列维—施特劳斯对人类文化的结构剖析再到格尔茨对人类社会的蓝图解释, 文化是人类学界不争的研究领域, 而这种文化的理解必然制造出“自然”这个范畴。对自然和文化关系的讨论自始至终是人类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文化/自然是否可以突破, 突破后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是什么, 这决定了对自然和文化边界的讨论必然是人类学的理论热点。其次, 人类学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生态平衡与环境危机, 用自己的民族志成果参与因生态危机引发的相关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界的讨论。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相关, 从马林诺夫斯基对殖民体系的批判到弗朗茨·博厄斯对种族生物决定论的声讨, 包括萨林斯对经济体系的分析和乔治·马库斯对世界体系与全球化的研究。人类学不是精英知识分子智力游戏的产物, 而是时刻关注并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结果。而当今的生态危机正是人类乃至地球生死攸关的问题, 人类学对它的关注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 多物种民族志的出现和兴起也正是这两个学术取向扩展融合的结果。 2007年, 人类学家爱德华多·康 (Eduardo Kohn) 20提出了“生命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life) , 主张“人类学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人, 也要关注与人类缠结在一起的其他生命主体”。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扩展至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的生物体的生活世界, 比如昆虫 (Raffles, 2010) 21、森林 (Kohn, 2013) 22、松茸蘑菇 (Tsing, 2015) 23和海洋微生物 (Helmreich, 2009) 24。从事多物种民族志的实践者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学、环境研究 (Environment Studies) 和动物研究 (Animal Studies) 三个领域, 并且都是礼貌的“拜访”者。拉图尔也希望人类学家承担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的“外交”工作, 而哈拉维的“拜访” (visiting) 则来得更加真诚。“拜访”是人类学家的研究工具, 它要求人类学家好奇而不猎奇, 对不同的事物保有话题兴趣并具有与之对话的能力。汤普森 (Thompson) 25的共舞 (choreography) 很好地捕捉了拜访的过程——各个主体一起共舞, 生成主客体, 其中只有“共同生成” (becoming-with) , 而没有界限分明的个体存在。比利时科学哲学家、动物研究学者文西安·德普雷特 (Vinciane Despret) 26就通过观察多学科, 包括生物学、社会科学对动物的研究, 敏锐地指出:科学家在田野里面的研究行为本身就会影响动物的回应, 因为它们是通过科学家观察自己的方式来活动的。科学家及其研究的生物是互相生成的关系, 就像德勒兹描述的兰花和黄蜂27那样。人类学家不仅要学会拜访人类的他者, 在新的人类纪/资本纪也要学会和生物科学家一起拜访其他的物种, 学会探索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是如何实现“共同生成”关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不仅仅是我们解释、认识一个社会、族群、国家文化体系的镜像, 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 是与我们共存的伴侣。将多物种相伴的现实描述出来, 这也是多物种民族志实践者的初衷。通过文化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的合作, 实践哈拉维笔下的“思辨的虚构” (SF, Speculative Fabulation) 追踪模式, 从而产生新的跨界生命。多物种民族志既摆脱了以往社会科学家由于视域局限带来的窝心的忧郁, 也没有沉浸于身份政治的狂热, 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包容的愉悦和出乎意料的惊喜。 多物种民族志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网络式铺陈、情景化联结 (situated connections) 和开放与希望并举。 首先, 多物种民族志探索的是多物种的“接触地带” (contact zone) , 这是自然从文化中断裂的地方, 也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相遇的地方。我们从最近比较有影响力的民族志中可以明显感到它的魅力在于“解节”、“追踪”和“铺陈”。这让人们认识到多物种就在我们身边, 却因为对文化/自然的人为分割而“潜藏”于无形的网络世界。网络中的多物种民族志时常提醒人类不要沉浸于自我的世界。它通过详细描述物种间的联系, 让人们看到人类的无知和人类世界的荒诞。它时刻提醒人们不要把习以为常视为现实, 真正的现实是各个物种在互相联系中产生和制造出来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学家希瑟·帕克森 (Heather Paxson) 近年的匠心之作《奶酪的生命》28就是一本优秀的多物种民族志, 其中的奶酪获取了自己的生命。它多纬度地展示了奶酪作坊主、牛、山羊、绵羊以及微生物的生活世界, 对后巴氏消毒时代的微生物政治 (microbiopolitics) 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在巴氏消毒法盛行的今天, 很多微生物细菌被当作必须彻底消灭的有害敌人, 而帕克森笔下的手工奶酪作坊主却有意避开巴氏消毒法, 恢复了古老作坊式手工制作方法, 于是微生物菌种成为美味奶酪不可或缺的伴侣。这本民族志中时常出现很多被忽视的“常识”, 它们让我们重新审视大写的“人”的傲慢和无知。比如在牛奶成为我们早餐的首选, 成为“每天一杯, 强壮一个民族”的物质资料的今天, 牛奶消费者中有多少人会想到“牛奶”的生命故事?有多少人会想到产奶的是处于刚刚生产了小牛犊的哺乳期的母牛呢 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教会消费者关注奶源地这个概念, 一时间对自然的想象充斥于各种乳制品广告市场。吸引消费者的当然是蓝天白云下广阔的大草原及其上闲庭信步、悠闲自得的奶牛, 其中暗喻的是自然原野带来的食品安全感。对于消费者来说, 产奶的只有“奶牛”这个称谓, 却被屏蔽了母牛、母牛的生殖、母牛产后的照料和恢复等一系列的动物生理学。多物种民族志的解释和实践与马库斯29在1995年提出的“多点民族志”有很多相同之处。民族志作者致力于跨越地缘, 既追踪人类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融入和创造出不同物种中的“共同生成” (becoming-with) 新型本体, 也探索其他物种是如何潜入人类进行这种融入和再造的。 其次, 民族志是特定文化情景下的描述, 多物种民族志也不例外。它提出的必然是一种情景化问题, 而不是普适性问题, 相同的联系是不可能推而广之、大而化之的。多物种民族志铺陈的联系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我们需要再一次重申:民族志从本质上和大地相连, 它的视角是平视甚至是仰视, 而不是俯视。哈拉维在《与麻烦同在》中也讲述了一个包括绝经期女性健康, 雌性激素药品, 人类的伴侣物种狗、母马, 孕期母马的马尿, 牧场主和动物保护组织在内的复杂的跨物种生存故事。哈拉维为治疗与之相伴数年的母狗的遗尿症, 喂它吃了以前治疗女性绝经期病症的雌性激素药品, 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焦虑, 促使她展开对雌性激素的研究。她追踪雌性激素药品的发展, 获取了被常人忽视的知识, 比如这些雌性激素药品的来源开始是孕后期妇女的尿液, 后来为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 研发了从怀孕后期的母马马尿萃取雌性激素的技术。北美市场一度销量最大的口服雌激素倍美力 (Premarin) , 就是从加拿大西部牧场获取的母马马尿。但是这个药品一经研发并投入市场, 就受到诸多社会组织的关注, 他们收集的资料都直接影响着加拿大西部牧场数千头母马的生死存亡。这些组织包括女性健康组织和动物保护组织等。女性健康组织有关雌性激素对女性健康有负面影响的报告, 导致倍美力市场销量大幅度降低, 牧场主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大规模屠杀母马, 尤其是不能成功受孕的母马;动物保护组织则要求改善孕期母马的生存环境。多种因素促成另一个产业的兴起——牧场主在网上销售配种小马驹, 良驹得以生存, 卖不出去的马驹就难逃被宰杀的厄运。哈拉维讲述的这个故事并不是简单地呼吁保护动物, 她非常清楚地指出, 在这些故事中, 没有任何一方是天然的受害者, 或者邪恶的受益人。他们是一个多物种跨界生存的显示, 其间跨界连接处的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关注对象。在这里, 需要的不是像公理一样空洞无物的声明——“所有事物都是有联系的”, 而是在具体时空下的具体联系——“所有的事物都是和一些事物相联系的”。 多物种民族志就是追寻这种联系, 生产物种之间具体联系的知识。这些故事让我们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有知和无知, 并学习新知。假如我们响应哈拉维的倡议, 主动对自己的思考进行这种“解节”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和其他物种跨界共存的现实。可惜相关的知识被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经济学、市场研究所屏蔽, 并被当作“自然”的一部分, 拱手交给了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农业学家等所谓的自然科学家去处理。这种做法无疑再一次强化了“文化”和 “自然”的分离: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自然是生物学的研究范畴。然而问题在于, 这些人为划分的范畴本身对当前千疮百孔、生态危机频发的地球来讲, 显得非常苍白无力。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人类学学者自身的挣扎。在后结构主义哲学理论中, 福柯的生命政治赋予我们强大的批判武器, 去研究各种不同的“人” (比如精神病人、女人、同性恋等等) 是如何作为生物的主体在各种权利关系中生产和再生产的, 并成为现代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治理工具。但是“人”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 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是怎样的, “人”如何与其他物种, 如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共生共存, 却恰恰是多物种民族志邀请人类学家前来探索的领域。它希望联合生物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甚至生物艺术家来共同畅想, 创制新的篇章。 最后, 令人惊喜的是, 与上世纪90年代民族志那种酣畅淋漓、入木三分的批判文风不同, 多物种民族志的叙事风格给人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如安娜·青 (Ann Tsing) 的《世界尽头的蘑菇》。作者跟随松茸蘑菇所编制的网络, 实践着哈拉维所说的“共同诗性” (sympoietics) 。当下, 一种不可测的危机感遍布全球, 缺乏安全感的焦虑也成为常态。面对被破坏的生态世界, 安娜·青意识到资本的“回收积累” (salvage accumulation) 和 “补丁资本主义” (patchy capitalism) 是在尚未资本化地区存在的常见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早已不能兑现关于进步、安全的承诺, 但却有着巨大的力量将现有的危机予以扩展和强化, 使得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 每天都要承受危机带来的恐惧。而这些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 不仅当地人不能安居乐业, 其生态系统也早已遍体鳞伤。安娜·青的民族志没有玩世不恭的愤世嫉俗, 也没有去寻求所谓的救赎。面对危机, 她既不忽视也不简单地把它归因于空洞的毁灭性的结构力量, 比如资本主义、市场, 而是在废墟中寻找出乎意料的勃发生命, 这也是为什么她的书中会不经意地冒出很多漂亮的小蘑菇, 给人以惊喜和希望。她想探寻的是“在一个千疮百孔星球上生活的艺术”, 也是在资本主义废墟上获取生机的可能和希望。松茸蘑菇展示的正是一个在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中的一种合作共存。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思考的实践, 故事怎么讲, 既尊重现有事实, 又成为一个开放体系, 给读者与后来者以希望和改变的潜力。这正是我们人类学面对危机时的回应:多物种民族志讲述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展现的是当代人类学家敢于思考和实践的勇气与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多物种民族志的出现也促使人类学家和来自各个领域学者的合作, 创造性地借鉴不同领域的工具和手法展开研究工作。比如2008—2010年三年间, 在美国人类学年会上的多物种沙龙, 就是由一系列讨论小组、圆桌会议以及艺术画廊组成。它云集了人类学家、艺术家和生物科学家。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对跨界共生的理解, 阐释多样的生物体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缠结在一起的。从一开始, 多物种民族志就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新形式探究, 打破了传统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主体和客体、文化和自然的界限。它也是人类学家从1980年代“文化”危机以来一直进行的一个实验。在这里, 艺术家成为民族志作者, 民族志作者也成为了艺术家, 这种对其他领域的勘察和实践, 再一次证明了一种跨界合作的共生新型本体的存在。笔者不久前发表的文章已经介绍了合作民族志的产生, 并以安娜·青的世界蘑菇集团项目及其成果, 包括但不限于她个人的民族志《世界尽头的蘑菇》, 对合作民族志进行了评议。但这个“合作”引起了界内人士的很多望文生义的误解。其实我们所指的“合作”, 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产物, 也非那种流水线作业, 或者讲求高效的协调一致及分工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不是“和谐”更不是“高效”, 相反是一种共生的生存, 是“与麻烦同在”当下的一种心态和状态。我们看待自己的研究和作品也是一样:它们不是边界分明的个体创作, 而是一种共同生成, 与合作者一起的共生, 一同实现着向对方的转变。合作民族志在多物种民族志中的合作者扩大到非人类物种, 人类学家必须学会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代, 与他者共生同存, 一起变化。如果一定要用“遗产”来说明问题, 那么我们沿用的是后结构主义以来与生物学呼应的理论谱系,从德勒兹的根茎植物式的生成 (becoming)到后现代女权主义哲学家哈拉维的跨物种伴侣的共同生成 (becoming-with) 。“合作”试图发起一种集体性的思维和实践, 用以生产更多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既不限于传统的家庭、血脉、基因, 也扩展到其他物种。最终我们都是一个星球上的生物体, “人的本性即是物种间的关系”30, 与大地上的生物联姻是人文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