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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2)

http://www.newdu.com 2020-03-02 《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鲁西奇 参加讨论

    二、石鹿山神庙的背后
    《南史·阴子春传》云:
    子春仕历位朐山戍主、东莞太守。时青州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祷糜费,毁神影,坏屋舍。当坐栋上有一大蛇,长丈余,役夫打扑不禽,得入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人通名诣子春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既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二日而知之,甚惊,以为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人相闻,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子春心喜,供事弥勤。经月余,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子春设伏摧破之,诏授南青州刺史,镇朐山。又迁都督,梁、秦二州刺史。
    据上引《水经注·淮水》,知南朝时朐山戍即在汉朐县故城之侧(汉朐县城在朐山东北不远处),与上节所论东汉朐县东海庙相距甚近。而其时侨置之青州则位于郁洲岛(在今连云港市云龙山一带,汉唐时期尚未与大陆相连)上,石鹿山神庙属于青州,也在郁洲岛上,与朐山戍、朐县故城隔海相望。
    南北朝后期郁洲岛上的石鹿山神庙,又称“谢禄庙”。石鹿山,当即谢禄山,初见于《隋书·地理志》东海郡东海县原注。《太平寰宇记》海州东海县“谢禄庙”条:“在(东海)县西一里谢禄山南岭上。本名海祠,后人改之,因名谢禄庙。”同卷“谢禄山”条:“在县城西一里。按《汉书》云:‘王莽时,东海徐宣、谢禄等击王莽将田况,大破之。’曾屯兵于山,因名。”《太平寰宇记》述谢禄山得名之源,上溯至西汉末,则谢禄庙可能早在汉代即已存在。据上引东海尹湾所出简牍,知西汉后期在郁洲岛上置有盐丞分治,其时郁洲当集中大量从事盐业生产的人。袁宏《后汉纪》谓天凤四年(公元17年)琅邪吕母起事后,“莒人樊崇、东[莞](宛)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并为盗贼,一岁间,众各数万人。”徐宣,或即出东海郯县徐氏;谢禄,很可能就是郁洲岛上的人。徐宣等人或是控制海盐产销的土豪大姓,或是从事盐业或渔业生产或运输的盐户、渔户。因此,石鹿山神庙(谢禄庙)很可能最初就是在郁洲岛上从事盐业、渔业生产与运销的人群奉祠的庙宇,称为“海祠”。盖因众人均赖海为生之故。谢禄聚众起事失败后,当地人改庙名为“谢禄庙”,或含纪念谢禄之意。
    南北朝时期,郁洲岛上侨置有青、冀二州及齐、北海、西海等郡。《梁书·王神念传》谓王神念出为青、冀二州刺史,“时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使令毁撤,风俗遂改。” 从中可知其时石鹿山神庙显然是得到当地民众崇奉祭祀的一座神庙。汉晋南北朝文献中所说之“妖巫”,多指所谓“鬼道”。如《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184),“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脩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则知“妖巫”就是五斗米师。刘宋孝武初周朗上书称:“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亦以“妖巫”与“鬼道”并列。《陈书·后妃传》谓陈后主妃张丽华“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更直接指“妖巫”为“鬼道”。据此,梁时石鹿山神庙很可能就是“鬼道”的活动据点之一。
    据上引《南史·阴子春传》,在南北朝后期,石鹿山神庙中已塑有“神影”。“神影”应当是人形,很可能就是阴子春梦中所见的“朱衣人”形象。神影被毁坏后,海神现形为一条大蛇,攀在庙宇栋梁上;役夫扑打追踪,却并未擒拿,让它游入了大海。朱衣人与大蛇的形象,亦或与“鬼道”有关。
    陈寅恪尝引《后汉书·襄楷传》所记于吉“于曲阳泉水上”得神书170卷,及李贤注定此曲阳为东海郡之曲阳县,说明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乃与此滨海地域有连。据《太平寰宇记》,汉曲阳故城在唐宋海州城西南110里,与朐山、郁洲相距不远。石鹿山神庙的“鬼道”与于吉所传神书之间当存有某种关联。然则,石鹿山神庙所奉之“鬼道”亦当起源甚早,或可上溯至东汉时期。
    东晋南朝时期,郁洲为天师道的重要基地。《晋书·孙恩传》记东晋隆安五年(401)孙恩在江上为刘裕所败,乃“北寇广陵,陷之”,复“浮海而北”;“刘裕与刘敬宣并军蹑之于郁洲,累战,恩复大败,由是渐衰弱,复沿海还南”。孙恩于战事不利时,领军浮海而北,至于郁洲,其意或在回归其故里琅邪,然郁洲即使不是其目的地,也当有“同道”接应。
    因此,当宋齐梁之世,郁洲岛上“鬼道”势力较大,石鹿山神庙即为其活动据点之一,其信众则主要是郁洲岛上的土著人群。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二月,“萧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斩送衍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降附北魏。郁州,当即郁洲。徐玄明,《梁书·张稷传》作“徐道角”,很可能是天师道徒。据《魏书·奚康生传》,徐玄明乃萧梁直将军,戍于郁洲,并非普通民众。在此之前,有梁郁洲军主徐济受命进扰北魏边境,为魏南青州刺史奚康生所擒。徐济当为徐玄明之族。则郁洲土著人群亦颇有参加南朝军队者,惟受到排挤,地位不高。徐玄明杀张稷北投,或有其故。
    在此之前,天监十年,琅邪郡民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治朐山戍)刘晣(《南史》作“晰”),据朐山,投附北魏。《魏书·卢昶传》载时任北魏徐州刺史卢昶上表称:
    萧衍琅邪郡民王万寿等款诚内结,潜来诣臣,云朐山戍今将交换,有可图之机。臣即许以旌赏,遣其还入。至三月二十四夜,万寿等奖率同盟,攻掩朐城,斩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带朐山戍主刘晣并将士四十余人,传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戍副张天惠率骁勇二百,径往赴之。琅邪诸戍络绎继援,而衍郁洲已遣二军以拒天惠。天惠与万寿等内外齐击,俘斩数百,便即据城。
    卢昶称投附北朝的王万寿为萧衍(梁)琅邪郡的郡民,乃是就其身份而言。然《魏书·刘芳传》附记刘晣之事,谓晣“历萧衍琅邪、东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万寿斩晣,送首,以朐山内附”。《梁书·马仙琕传》记同一事,作“(天监)十年,朐山民杀琅邪太守刘晣,以城降魏”。则王万寿当为朐山人,其所率之“同盟”亦当以朐山人为主。其时北魏方面的主将卢昶出自范阳卢氏,世奉天师道;关于范阳卢氏世奉天师道,北魏的郯城戍(在今山东郯城县,距朐山百余里)副张天惠赴援朐山,与万寿互相呼应,得据朐城。天惠、万寿之名,颇令人怀疑其为道徒。若然,则王万寿等皆当属信奉“鬼道”的土著人群,与张天惠以及卢昶等北朝官员皆为“同道”。
    王万寿等朐山人所杀害的朐山戍主刘晣则出自彭城刘氏,与海峡对岸郁洲岛上的青徐侨流属于同一人群。自汉末三国以来,郁洲岛上即颇有青齐大姓移居。如《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谓北海朱虚人邴原,在黄巾起义后,“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至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魏,青州刺史沈文秀应之,世居青州的平原刘氏举族南迁,其中刘僧副“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即郁洲。此前即已南下的另一支平原刘氏刘怀珍,则率领以“青、冀豪家私附”为核心的马步三千人沿海北上,经朐山、郁洲,北援青州,后未果而退。随同刘怀珍南来的青齐之众亦或有留居郁洲者。刘氏的另一支则由刘善明率领,门宗部曲约有三千人,辗转南来,初居海陵郡;元徽二年(474),刘善明受任为青冀二州刺史,率部曲移屯郁洲。《南齐书·州郡志》曰:
    郁州在海中,周回数百里,岛出白鹿,土有田畴鱼盐之利。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为之,高可八九尺。后为齐郡治。建元初,徙齐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齐郡故治,州治如旧。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分居土著,盖无几焉。
    其时屯居郁洲者,或有数千乃至近万户,多为青齐侨流,故昇明元年(477)刘善明改任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之后,由刘怀珍部将、同为平原人的明庆符继任青、冀二州刺史。在此前后,徐州部分侨流人群也在垣崇祖、皇甫肃等人率领下,集居于朐山一带,宋因置北琅邪兰陵二郡(齐改为东莞琅邪二郡)于朐山。
    郁洲、朐山一带青徐侨流人群的信仰与当地土著人群显然不同。《魏书·地形志》东海郡下密县原注称:“有尧庙。”《太平寰宇记》谓尧庙在唐宋时东海县治西北三里的谢禄山上,并引[青]州《旧记》云:“宋泰始七年,刺史刘崇智称刘氏本宗尧后,遂造此庙,以时飨祠。”据《宋书·明帝纪》,刘崇智于泰始五年由海陵太守任侨置于郁洲的冀州刺史。当时刘怀珍、刘僧副所率由青齐撤退的流民刚到达郁洲,刘崇智受任为侨置于郁洲的冀州刺史,显然意在安抚南来流人。刘崇智到任后即营建尧庙,且亦置于谢禄山上,其凝聚南来青齐侨流、以与当地土著人群相抗衡之意,甚为明显。
    王神念出任青冀二州刺史、镇郁洲,与阴子春出任琅邪东莞二郡太守、朐山戍主,正在王万寿与徐玄明相继叛梁、刘晣与张稷被杀之后。所以,王神念以强力毁撤得到当地人奉祀、很可能是“鬼道”活动据点的石鹿山神庙,自是为了抑压徐玄明(徐道角)等为代表的当地土著人群的势力;而戍守朐山的阴子春却正需要利用或至少是安抚朐山当地的土著人群,故将石鹿山神庙所祀之神迎入朐山戍,“安置一处”。阴子春果然因此得到当地土著人群的支持——当北魏图谋袭击朐山戍时,阴子春通过“间谍”预先获知了情报,“设伏摧破之”,并因功得授南青州刺史。
    王神念出自太原王氏。《梁书·王神念传》说他“少好儒术,尤明内典”,“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则王神念毁撤石鹿山神庙,或与其儒家文化的立场亦不无关系。阴子春之迎祠石鹿山神,却与其自身之信仰当没有关系。阴子春是武威姑臧人,曾祖于东晋末年南迁。《梁书·阴子春传》载:
    父智伯,与高祖邻居,少相友善,尝入高祖卧内,见有异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后必大贵,非人臣也。天下方乱,安苍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于是情好转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
    “五色光”出自佛典。阴智伯显然是将萧衍比于“放五色光”的“自在天子”。所以,姑臧阴氏当世奉佛教,至少没有证据显示阴子春是天师道徒。因此,阴子春奉迎郁洲岛上的石鹿山神庙所奉之神明,大抵不会是因信仰天师道之故;“朱衣人”托梦云云,更不过是一种“话语”。
    郁洲、朐山隔海峡相望,王神念、阴子春均为萧梁军政官员,对于同样的石鹿山神庙,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除了其自身的知识与信仰背景的差异之外,很可能更因为他们可依靠的人群有所不同:郁洲岛上青徐侨流集居,占据优势,而土著人群力量较为薄弱,故王神念压制土著人群,毁其神庙;而朐山一带虽也有北人集居,但土著人群不少,甚至占据优势,故阴子春迎神立祠,以安抚并进而利用当地土著人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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