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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语言对个体身份认同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语言使用的动态性与操作性决定语言与认同的关系并非既定的或排他的。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方面少数民族兼用或转用国家通用语并不代表对本民族语言文化认同的弱化或消失；另一方面，兼用或转用国家通用语也不单纯是一种工具性实践。同时，还伴有文化融合与民族融合的特点。客观认识语言与社会发展规律，辩证思考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 关 键 词：语言使用/身份认同/构建论/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民族交融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民族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研究”(17XJC850004)。 作者简介：王浩宇，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王浩宇，男，西南交通大学讲师，民族学博士，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 当前，语言使用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与认同构建的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理论上，学界关于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语言使用的改变是否必然会引起身份认同发生变化?身份认同的构建是否需要语言作为必要条件?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学者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及人们语言观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语言因素在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本文基于笔者在民族地区收集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结合“构建论”的分析范式，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呈现了语言使用对于身份认同构建的特殊机制和作用，并借此进一步探讨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传承及其与国家通用语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争议、理论和研究转向 语言经常被视为最能体现身份特征的指标之一。韩礼德曾说：“如果不考虑社会人，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探讨语言，因为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离开了社会环境，我们还能从别的方面探讨语言吗?”[1]语言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最为重要的沟通媒介，其三种特性——工具性、思维性和符号性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由此，人们也总是将语言差异视为个体或群体差异的重要标志。同时，语言之于社会人不仅在于外部表征，更是一种内心图示：“语言体现了人们对于某一群体认知，传达了对群体文化的热爱，母语最能合适地表达和描述与孩提时代有关的、记忆深处的故事，同时也是一种描绘‘落叶归根’这一人们心灵深处所蕴藏的图景的画笔。”[2] 关于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却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既然体现着人们的信仰、思维与价值观念，个体或群体本身的认同也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此语言中并通过其构建起来，从而语言的变化必然影响认同的变化。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在此类观点的形成中发挥了理论基础的作用，即“人类语言的拥有跟心智结构的特定类型有关，而不单单跟更为高级的智力有关”[3]。如费什曼所言：“许多复兴和创造都是基于语言而完成的，民族认同通过语言和符号系统被赋予意义和表达出来。同时，与语言联系紧密的政府部门、教育系统、文学艺术、经济机构等在现代社会中都被赋予了民族的标签。”[4]语言的变化与身份认同的改变是一个共时的过程，语言会影响到身份认同的形成，身份认同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也正是依据类似观点，民族经常被视为一种共享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类共同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许多研究者发现，语言并不是认同的基础组成部分，一些群体在语言转用后依旧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语言则往往被强调符号性与情感性的价值。首先，宗教、政治关系、经济、社会阶层等因素比语言更能促使民族认同的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尽管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同时基于宗教和语言两个方面，但宗教却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社会经济与宗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产生，克罗地亚人重新强调语言的差异是在民族主义发生之后才出现的。”[5]其次，语言与族属之间既存在“一族一语”的一致性现象，也存在“一族多语”或“多族一语”的变异性，使得语言与身份认同的表达变得更为复杂与多样。“德语同时被德国人、奥地利人和部分瑞士人三种语言群体作为民族主义的表达工具；在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表现中，对于故乡、土地、生活环境、亲族的依恋往往可以用多种语言进行表达。”[6]86最后，“以群体认同的延续为基础的文化复兴也可以在语言转用的情况下进行，如美裔犹太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的案例等”[6]87。总之，语言使用的变化与身份认同的构建并不是既定的或排他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为语言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让人们对语言与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虽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仍然偏向语言学的范畴，但是，它为学者在社会交往背景下重新理解语言与认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转向——从“存在论”逐渐转向“构建论”。具体包括：第一，从过去将语言视为认同的附属物转向将语言视为认同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直接的经验行为。第二，从将语言视为一种决定言说者生活诸多内容的封闭结构，转向将语言视为言说者可自我控制与利用的事物。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从将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关系视为既定的、自然的视角，转向一种将其视为构建的、操作的、动态变化的视角①。 在构建论影响下，语言首先被视为“构建的工具”，也是一种围绕着象征符号与价值观念对群体的情感进行动员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提出了“民族-语言”认同理论，即“当民族认同对于个体来说变得重要之时，个体往往会通过语言差异标榜自己，努力创造出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不断加强自尊……在与其他语言群体交流时，个体会给予本族语很高的评价，并在交流中通过语音、对话方式等语言策略突出本族语的特点”[7]。不断被修正和扩充的“民族-语言”认同理论主要被用于语言民族主义、语言冲突等研究内容的分析。有学者曾指出：“在多民族国家中，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的语言往往是导致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语言与民族情感相联系所构建的语言民族主义是不可低估的。”[8]也有学者认为，“语言差异”并非与“民族差异”对等，在某些情况下，语言的差异更加凸显了“乡村-城市”、“地方-全球”和社会阶层的差异[9]。例如在东欧，被其所处国家的文化所同化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往往说该国的语言，而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犹太人，却倾向于说依地语。“语言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政治社区的象征，因此政治社区本身的认同也是存在于此语言中并通过其创建起来。”[9]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语言作为一种构建工具在社会互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构建论的视角对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进行分析，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二元对立，避免在争论中走向迷失。同时，也能够结合群体文化、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地方知识等诸多社会因素将语言纳入一个更为宏观的分析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