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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与共生：一个藏族家庭的个案考察 家庭语言是社会语言生活的基础组成部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语言使用研究在社会语言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成员的语言变化不仅受到教育环境、社区环境等宏观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族际通婚、亲族关系、家庭观念等家庭内部环境的影响。语言在家庭内部的使用和传承具有系统性的特征，对于家庭成员语言使用情况的透视，是分析个体身份构建的重要途径。 (一)个案背景介绍 C家庭是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称“天祝县”)的一户藏族家庭。天祝县是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长期居住着藏族、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20多个民族，其中藏族占当地人口的33％左右②。藏族人口在这一区域的分布较广，过去主要生活在以牧业为主的草场地区，近些年开始向城镇及周边地区迁移。长期以来，该区域内各民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民族关系，曾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共处的一个缩影与典范。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及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区域内多数藏族居民已转用或兼用国家通用语。  就日常语言使用而言，国家通用语在天祝县已成为当地的“强势语言”④，被广泛应用在社区、市场、政府单位、学校、卫生所等公共场域，藏语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家庭等特殊语域中。但是，藏语在日常使用中的“弱势”并不意味着语言人对本族语的不认同。事实上，部分民族成员已经表现出对语言问题的特别关注，并反映在行动、认知和情感等多个方面。 C家庭的户主及其妻子均是天祝县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女儿在外省大学就读本科。虽然C家庭处于以国家通用语使用为主的语言大环境中，但从表2可以看出，目前三位家庭成员在不同程度上均保持着一定的藏语使用能力。  C家庭的户主在天祝县从事民族宗教工作，平时会处理与藏语、藏文相关的工作事务，一直保持着较强的藏语水平。户主女儿的第一语言为藏语，从小在牧区长大，6岁之前不会讲国家通用语。自读小学起，女儿与同学之间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语言习惯与语言能力。 对C家庭的个案考察，主要以户主女儿为研究对象，其语言使用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以时间呈现或标记研究对象的语言变化，实质上体现出的是随着语言人所处社会网络或所接触社会群体的变化，相应的语言环境对个人语言实践的作用或影响。另外，较为明显的是，语言人在不同阶段语言使用的变化，也往往伴随着语言态度或语言认同的改变，这一轨迹与语言人民族意识的产生、社会网络的构建及身份认同的形成具有诸多联系。 (二)语言使用与藏民族意识的产生 根据户主妻子介绍，女儿6岁之前主要在牧区生活，与家庭中的亲人以及周围的邻居、玩伴都使用藏语进行交流。随后，由于户主的工作地点发生变动，C家庭便搬至其他乡镇居住，女儿在新环境中就读小学，其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女儿：我记得那会儿上小学，我就坐在学校门口哭着等我爸接我回家。我爸问我怎么了，我就说学校里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他问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说藏语，人家都听不懂。那时就感觉“羞羞的”，后来我就慢慢和同学讲汉语(国家通用语)⑤了……不过在家里，我爸妈有时候还是和我讲一些藏语的。 语言行为的改变并没有影响语言人民族意识的产生。户主女儿最初“感悟”到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在就读高中期间。她并没有像其他藏族学生一样在家乡的民族中学读书，由于家庭因素，其三年的高中生活是在省会城市度过的。对于户主女儿来说，离开家乡不仅意味着完全脱离了使用藏语的环境，同时也意味着她的成长受到本族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的减弱。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一转变非但没有削弱她的民族认同感，反而逐渐构建起她对语言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新认识。 女儿：在外地的班里都没有藏族，他们(同学)都会对我的名字好奇，因为很特殊嘛。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别人知道你是藏族，就会认为你也懂一些本民族的文化、传说什么的。你给他们讲的时候，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藏语词汇，人家都很“好奇”。 从外部环境看，语言是一种象征符号，它同时具有两种社会功能。一是用于区别不同民族或群体的重要特征，二是讲某种语言的人会自然被他人视为一种对特定文化的归属。语言的象征功能在不同民族相互接触的时候便会显现出来，特别是当语言作为描绘儿时的回忆、勾勒特殊的文化图景以及表达内心深层次的情感时，语言对于民族身份的塑造便体现出重要的作用。 对于户主女儿来说，语言文化在一个更大的外部环境下不断起着塑造民族身份的作用。首先，赋予或使用名字是通过语言建立认同的最有效方式。它一方面将语言人和某一特定的文化群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当一个人被问起其姓名含义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段冗长、复杂的叙述——关于他个人的生命历程或是父母的期望与情感，对于具有特定文化的群体更是如此。 其次，语言人通过本族语进行思维或讲述某些事件与故事的时候，其家乡、亲人、友人也会在这些描述中得以体现。这一活动不断地提醒着语言人——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亲族网络在何方?在转述关于自己家乡的山河、圣地、事件的时候，各类事物的出现唤起了语言人的集体记忆，同时使之持久地保存与传递，并通过语言赋予其鲜明的色彩。在不同民族的接触中，通过语言所描述的各种事物不断地构建与维系着语言人的民族身份。对于那些离开了家乡或故土的人来说，语言对身份塑造的影响会比那些依旧生活在故土的语言人更为明显。不同的语言所带来的差异感和神秘感在某些时候也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文化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人对本族语的认同态度便会凸显出来。 从本民族内部来看，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规范、熟练地使用本族语更是族内的地位象征。 女儿：因为我妈妈那边家族的人比较多，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聚在一起。在我们小的这一辈，我的藏语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大家也都想让我主持(家庭聚会)，而且会有一些仪式，会不会藏语在那个时候就很关键。我妈妈的家族，他们比较重视这些。所以到了寒假我一回家，我妈就会催着我练藏语。 对本族语的使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语言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更体现着民族成员的家庭背景，而这种由家庭背景所影响的亲族关系本身又是影响民族意识构建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应看到，语言一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语言也并不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唯一力量。语言有时需要与民族身份中的其他因素相联系而发生作用，诸如习俗、亲属关系、地域等。就C家庭来说，家庭语言教育体现着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在某些场合下，它又与其他因素相互联系，最后将本族语的象征价值在族内不断提升。 同时，户主女儿在访谈中也多次提到，本族语对于语言人历史记忆的表达也是较为重要的。许多本族语中的特有名词或表达方式是其唤起儿时记忆的工具，且多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女儿：像牛啊、羊啊这些动物在藏族的生计文化里都很重要，我们小时候就知道“  ”⑥，还有“ ”⑦，“ ”⑧这些都是指什么，但是用汉语好像就讲不出来。还有小时候，我记得我奶奶总是用“ ”⑨装牛奶，现在可能年纪大一点儿的人知道，很多小孩子都叫不上来那是个什么东西了。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人强调和重视本族语，不仅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保存或体现一种属于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更为关键的是，人们逐渐发现不同文化之间似乎很难进行元素的交换，失去相应语言表达的文化常常表现出某种‘缺损’”[11]。 从象征符号、文化元素以及民族情感等方面来看，语言与认同之间具有密切联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C家庭的个案呈现了这一现象，即语言是塑造民族身份的核心要素之一，甚至语言人需要通过本族语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合适的表达。但不可否认，对不同类型的语言人来讲，受到教育水平、生活环境、语言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语言与身份塑造的机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语言转用和语言兼用较为普遍的时代，就某些个体而言，民族语言更多发挥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它承载着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情感与热爱，标榜着人们对本民族的归属。同样也会有个体认为，民族语言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语言与民族身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通过习俗、礼仪、服饰、艺术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本民族的认同。 (三)民族交融、“天祝话”与“天祝人”认同 语言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构建的重要力量，同时将语言人个体层面的认同与群体层面的认同连接起来。语言是所属群体的象征符号，也是语言群体内部用于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使用更是对所属群体的认同与价值观念的表征，三方面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言人社交网络的形成及其在社会交往中的位置与行动。这一点在户主女儿的大学生活中便有所体现。 女儿：像我们天祝这边的(藏族)藏语都不太好，平时大家都是用汉语交流，在一起就说“天祝话”⑩。我们这儿的学生在外面也是，老乡(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说“天祝话”，感觉上更亲切。像是现在比我们再小一点的学生，基本从小都是讲“天祝话”……还有一个兰州的同学总和我们一起，也跟着说“天祝话”。 语言在群体层面中的运作机制似乎是“先验的”。它实质体现了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群体认同看似比个体认同更为复杂，因为群体认同是由很多具体的个体认同所组成的抽象概念，但实际上，个体认同却更加模糊、多变——人们往往能在群体认同中看到一些具体的表象，例如语言符号、神话故事等，然而在个体层面，这些具体的表象却总是流变不定的。可见，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体进入某种社会网络的标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不一定需要借助语言而完成，但群体对个体的接纳或认同却会以语言作为重要参考。C家庭户主的女儿及其同学的案例便体现了这一关系。 “天祝话”这一汉语方言在天祝藏区是人们彼此之间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无论在家庭、社区，还是在工作单位或市场，当地各族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天祝话”的频率非常高。 女儿：我周围很多人(藏族)，他们不会说藏语，从小就说“天祝话”，汉族和藏族在一起交流都说“天祝话”……大家都是“天祝人”，也不会特意区分谁是藏族，谁是汉族。你要是在这里不讲“天祝话”，人家还觉得奇怪呢!我们天祝这就是典型的民族融合，很有特色，汉族也上寺院，藏族也过春节、端午节呢，其他地方的人到我们这里都说“汉藏一家亲”搞得好。 从这一点来看，语言作为群体内部社交网络的准入标准或作为构建群体认同的重要内容，实际也发挥着维系网络稳定的力量。就个体层面来看，语言是标榜自我归属的符号，体现着个体对文化群体的认同。同时，语言也是群体成员之间对话、协商，甚至是私密沟通的重要工具。从群体层面来看，语言是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使用同一种语言被认为是对共同地域文化、观念和价值的共享。 藏语使用的衰微与人们使用“天祝话”以及对“天祝人”的认同是一个共变的过程。从社会网络构建的角度来说，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又取决于语言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前现代社会中，语言与身份认同往往是“自然赋予”的，而在现代社会中，语言的选择似乎更加依赖于个人认同策略的变化，其背后所体现的是现代社会网络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作用，个体的语言认同及身份认同已逐渐演变为一种选择性的行为。其间，认同的策略可以发生较大的改变，从积极使用本族语到有意识地转用他族的语言都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有许多变量可以被语言人用来重新定义或构建身份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网络，而语言本身在不同的节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天祝话”作为一种客观的语言现象而存在，体现了地域、文化、社会和身份构建之间的紧密关系。与“天祝话”密切相关的“天祝人”认同，背后呈现出的是天祝藏区民族交往边界的淡化和模糊化。“天祝人”这一身份认同的构建是多民族在特定区域内交流交往交融的结果。事实上，在“天祝人”的日常交往中，人们很少去问“你是什么民族”，正如一位天祝藏族居民在访谈中所说的：“只有在填表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是藏族。”  另外，就户主女儿而言，她对“天祝人”的认同，还反映在她对当地人群的划分上。 访谈人：据我了解，在牧区那边，其实也有一些汉族会讲藏语? 女儿：在过去，我们当地人对这里人群的划分是“牧区的”和“农区的”两种。在牧区，不仅有藏族，还有汉族和土族，人家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他们也懂藏族文化，和我们一起去圈上(放牧)，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区别。牧区的汉族生活久了，人家也会讲一些藏语。不会讲藏语的(藏族)在牧区并不多，一些(不会讲藏语的藏族)都住在半农半牧区，县城也有，像生活习俗啊，这些肯定没人家会讲藏语的(汉族)懂得多。但是你不能说人家汉族会讲藏语就是藏族，农区的藏族不会讲藏语就不是藏族了，大家都是共同在天祝这个地方生活。 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基于特定的历史、地域、人口、环境等社会因素，是人们共同选择了某种语言将不同个体聚合为一个整体。这种语言不仅发挥着强大的交际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展现着促进民族共同体(12)认同构建的功能。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天祝人”身份认同的形成无疑具有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另外，从对户主女儿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在身份认同的构建与她对当地人群的划分中，语言并不是一个排他的或既定的因素。以户主女儿的语言生活为主要分析线索，充分体现了语言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构建身份认同的。在本民族的内部和外部，以及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语言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表层的符号象征，到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使用，再到深层的情感与价值观念的表达，语言无疑在认同构建中的诸多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户主女儿来说，从民族意识的产生到“天祝人”认同的形成，从“无意识”到“归属感”的形成，语言在每一个阶段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就户主女儿而言，对于“天祝话”与“天祝人”的认同，并不代表其对藏民族认同的减弱或消失，而是一种语言人在不同民族文化群体间接触、对比和反思过程中对民族自尊的认知与表达。 女儿：现在大家的思维也越来越开放，人们也更愿意学汉语，因为交流、学习都需要汉语，这毕竟是社会趋势。但是，学汉语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藏语，比如说现在出现了一些新词汇，就会有人立马翻译成藏语，这样就很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