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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彝族主要分布在藏羌彝走廊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彝族贫困具有面广、程度深、持续时间长且代际传递的特点。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文章利用2018年彝族长期贫困调查数据分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影响因素及代际传递机制。结果发现，彝族聚居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较高。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均显著影响贫困代际传递，人力资本存量越低，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贫困父辈的人力和经济负资本通过代际传递累积形成子代的人力和经济负资本，从而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子代非农就业和兼业行为也会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率。 关 键 词：川滇彝族聚居区/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人力资本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彝族长期贫困及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编号：16AMZ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卓，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 时玥，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2012～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①。但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与社会发育程度的差距，以及贫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贫困家庭禀赋的劣势等因素，地处深度贫困地区的彝族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并严重制约中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是指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资产与资源的赤字从父辈传递到子代，即贫困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一些个人或家庭的长期贫困(5年以上)是由暂时贫困状态转化而来，另一些是由祖辈遗传而致，即贫困代际传递，代际传递一般在15年内完成。已有研究表明，与富裕家庭的子女相比，贫困家庭子女在教育、就业和健康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些弱势影响其未来的收入，并使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Rodgers，1995；Currie等，2007)。中国农村地区存在非常明显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林闽钢、张瑞利，2012；张立冬，2013；李长健、胡月明，2017)，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比东部地区明显(徐慧，2016)，少数族群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更高(Corcoran，2001；杨阿维、张建伟，2016)。 学界关于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将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家庭内部因素，包括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营养投入、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外因包括制度环境(户籍、社保、土地、等级)、贫困文化、民族、劳动力市场、宗教信仰、邻里劣势等(陈文江、杨延娜，2010；徐慧，2016)。二是以资本视角研究贫困代际传递，认为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表现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政治资本等方面的不利影响(Boggess等，1999；王志章、刘天元，2016；张望，2016)。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中的核心变量，主要通过家庭经济状况发挥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Li，2015；祝建华，2016)；父辈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志章、刘天元，2016)；儿童的教育环境恶劣也会造成贫困陷阱(Horii等，2012)；教育贫困是代际贫困的关键贡献因素(郭熙保、周强，2017)；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并不是家庭彻底改变贫困状态的有效途径(王金营、魏慧静，2015)。低学历者的工资收入更容易受到个人属性，如健康状况等的影响(邹薇、程波，2017)。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更为关注全国范围内总体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不多。人力资本已被大量研究视作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要素，但人力资本对于少数民族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是否同样关键?本文以川滇彝族聚居区的建卡贫困户作为分析对象，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基础上，结合调查问卷描述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传递机制。 二、调研地基本情况和数据来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彝族总人口为871万人，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集中连片特困的乌蒙山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云南昭通市等。四川凉山州总人口为521万人，其中彝族人口为276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52.89％，占全国彝族人口的31.6％，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集中连片的贫困面积有4.16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68.9％。按照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2010年不变价)测算，全州贫困发生率约为25％，比全国高11％，比四川全省高5％(郑长德，2016)。到2017年底，凉山州尚有贫困人口49.1万人，贫困发生率11％，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非常突出，被列为全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2017年年末楚雄州户籍人口为265万人，彝族人口为7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9.11％。楚雄州下辖1市9县，其中双柏县、南华县、大姚县、永仁县和武定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昭通市是彝族的发源地，2016年年末户籍总人口为609.29万人，彝族人口为21.04万人。除水富市外，昭通市下辖的其余10个县区均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和乌蒙山片区特困县，是云南省贫困县最多的地级市。按照2014年建档立卡统计，昭通市有133.67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5.71％，比全国和云南省分别高17％和10％，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分别为全省第一位和第三位(李宇卫、崔华勇，2016)。 综合考虑研究对象分布的区域、方位、民族人口比例、贫困程度等因素，本研究选择四川省凉山州的普格县、盐源县和喜德县，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威信县和楚雄州的武定县作为田野调研点，其中凉山州喜德县和楚雄州武定县为深度观察的田野调查点。2018年8月，“彝族长期贫困及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省普格县、盐源县、喜德县和云南省威信县、镇雄县的抽样过程均严格遵循概率抽样的原则，具有样本代表性：首先以5县所有彝族聚居乡(镇)为抽样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调查乡(镇)；随后又以调查乡(镇)中的所有贫困村为抽样框，采用系统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620户建卡贫困户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95份，问卷回收率为95.97％。受访家庭的户主为研究中的子代，在问卷中设置问题项对父辈情况进行追问，以此形成了595组配对样本。考虑到当前中国彝族聚居区以父系制为主的财产分配和居住原则，在收集个人信息时收集户主父亲的信息。研究使用“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确定样本量，即获得足以反映研究主题的信息，且不再出现差异性信息而结束调查时的样本量；彝族乡村具有较强同质性，故达到信息饱和的样本规模有限。 本研究样本来自四川省的占52.4％，来自云南省的占47.6％。其中男性占88.4％，女性占11.6％；彝族占82.1％，其他民族占17.9％。样本子代出生年份分布在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平均年龄44.76岁，中位数为46岁。出生于20世纪30、40、50、60、70、80、90和21世纪00年代的子代占比分别为0.5％、5.1％、18.0％、34.2％、21.5％、14.5％、4.7％和1.5％。样本父辈出生年份分布在20世纪10～70年代，平均年龄为71.04岁，中位数为70岁。出生于20世纪10、20、30、40、50、60、70年代的占比分别为2.3％、6.1％、18.3％、27.8％、30.3％、12.6％、2.5％。60.5％的样本受访者是户主本人，17.5％的受访者是户主配偶，其余为户主子女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