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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有效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前提是系统认知和深刻把握深度贫困的核心致贫机制与贫困内涵。基于相关研究和对深度贫困村的实地调查，本文提出了转型贫困的概念，因经济社会转型困境引发的贫困即为转型贫困。转型贫困是理解深度贫困的重要视角，转型贫困意味着深度贫困具有动态性、结构转型性和相对长期性的特征。实地调查发现，转型贫困至少表现为生计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转型困境所引发的贫困问题。转型贫困的本质是深度贫困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无法与现代性的市场伦理与商业伦理进行有效衔接。转型贫困要求我们要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规划，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精细化创新，以文化扶贫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以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全面转型，加大深度贫困村贫困问题综合治理力度。总体上看，推进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转型发展是实现深度贫困村贫困治理的关键路径。 关 键 词：转型贫困/深度贫困/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精准扶贫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结构性贫困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CSH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邢成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 100083）；张世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杨凌 712100）。 《2017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情况》显示，在现有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包括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片区县)当中，民族自治地方县占421个，占比为51％，占全国贫困人口的30％，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当中的11个以及深度贫困地区占比最大的“三区三州”等都集中在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①深度贫困地区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性，是中国转型期贫困发生的特点。②可以说，当前及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始终是全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重心。如何理解深度贫困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贫困的成因，这是我们开展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而现有的关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成因的解释，多集中在历史原因、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较低、产业发展水平低、集体经济薄弱和社会发育程度低等方面。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具有较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似乎对该区域内深度贫困问题的解释仍不充分。笔者针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村庄贫困问题的实地调查发现，转型贫困是我们深化深度贫困问题认识的重要视角和核心概念。总体上看，少数民族村庄的深度贫困人口无法适应转型社会的要求，无法很好地抓住市场机遇，无法适应通过外出务工而将富余劳动力价值进行变现，④而与此同时，现代性的消费观念已经较为快速地影响了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增收有限，另一方面消费增速过高而积累不足的情况。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都属于深度贫困地区。⑥深度贫困地区的划定，提供了合理使用扶贫公共资源的边界，并为扶贫工作的持续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论述的角度看，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地区是广义上的，笔者调查所涉及的贵州、云南、四川并非是民族自治地方，但却在特定区域内有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分布，因此在广义上，本文使用了民族地区的概念。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民族地区主要是调查省份下辖的民族自治地方及其下辖的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在一定的意义上，深度贫困村的贫困以及扶贫的情况也能够折射村庄所在的区域内的深度贫困现实。下面对本文实地调查的几个村子的情况进行简单介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实地调查是笔者在2017年至2018年间完成的。 木村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行政村，是典型的山区贫困村。2017年该村共有340户1209人，其中少数民族1159人，以傈僳族、彝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5.86％。2017年，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2户409人，该村的贫困发生率为33.8％。木村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约为200人，占全村劳动力的20％左右，务工者主要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 那村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也是山区贫困村。2017年初，该村共有246户1196人，当年初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7户280人，贫困发生率为23.4％。那村人口以布依族为主，占全村人口的95％以上。村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来自农业的年度户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因外出务工人数较少，所以非农收入也十分有限，2016年全村外出务工的人数为145人，占全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2％。村民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是始于农历三月三，终止于国庆假期。 普村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该村是一个典型的高山贫困村。2018年该村共有49户28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是23户95人，该村的贫困发生率为33.9％。对于该村的成年劳动力来说，能够流利说出普通话的基本不存在。该村村民几乎都是彝族，占村里总人口的98％，全村成年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及小学毕业。因为，外出务工时与人交流困难，村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不足10人。 一、转型贫困的概念与含义 何为转型贫困呢?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转型贫困的概念很少被直接使用，更多的研究者主要是从经济转型与贫困的关联角度进行论述，⑦或是讨论在转型发展战略中推动可持续减贫。⑧与此类似的，在国内的大量研究中，转型贫困的概念也少有学者直接使用，更多的研究者是从经济转型、⑨社会转型⑩和国家转型(11)的角度去讨论贫困所具有转型成因与内涵，在这种转型当中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就是典型的转型贫困人口，进而还有学者指出转型时期的贫困发生具有地域性、特定的社会阶层性、经济结构调整性、分配格局变动性和社会保障转型等特点。(12)亦有研究者使用了“转型时期的贫困”概念，其研究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时期的俄罗斯贫困，指出了贫困成因的转型原因。(13)从解决贫困的角度，研究者提出了劳动力转移、农产品加工、耕地流转和农业经营方式的结构转型路径。(14)最为接近转型贫困的学术概念是“转型的贫困”，该概念强调，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社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外来人口的迁入和社会福利的变化，贫困人口在城市的一定空间中出现了聚集，由此就形成了“转型的贫困”。(15)与转型贫困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个“转型性相对贫困”的概念，其强调，现代意义上的贫困主要是相对性的，而这种贫困是由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16)基于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了“转型贫困”概念，是指因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困境所引发的贫困现象。从本文论述的具体内容看，这里的转型主要指涉农民家庭的生计结构转型、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文化结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转型，转型困境集中表现为结构转型滞后或是超前以及不同结构转型引发的非均衡性，由此带来的贫困，即是转型贫困。 目前转型贫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术讨论层面，在政策话语层面还少有出现。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转型贫困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转型贫困意味着贫困的发生是与地方社会的转型过程紧密相关的，(17)当地方社会转型与国家社会转型不能协调同步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转型贫困。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多数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外出务工，但是从笔者调查的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农村情况看，其富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是在2010年之后才逐渐增多的，直到现在，外出务工人口在这些农村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在农民生活市场化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当下，曾经的非贫困户就变成了贫困户。其次，在转型贫困看来，所谓的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需要有更长的时段才能实现，因为实现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与观念转型等需要相对较长的过程，一旦转型完成，深度贫困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转型贫困不同于长期性贫困，尽管从时间长看，转型贫困状态也持续有较长的时间尺度，但是这些贫困人口是具有潜在脱贫能力的，只是其潜能未能被充分挖掘与激发。再次，转型贫困意味着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与其所在区域的社会整体转型紧密联系，在区域社会整体转型未能迈向现代理性进程的情况下，精准扶贫的微观工作只能在较低程度上推动减贫，而从整体上看，深度贫困的问题仍将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在深度贫困地区绝对贫困人口已不是贫困人口的主体构成，而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人口则成为主要的贫困样态。 转型贫困意味着，我们的扶贫工作需要有更加长时段的规划与设计，对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社会结构的转型要保持耐心，要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更多关注深度贫困地区与村庄发展的特殊需求。(18)对于转型贫困所涉及的文化、教育、消费和收入等，(19)则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升人们的市场意识与理性意识，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抑制非理性消费，真正将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转变为自主性脱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