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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转型贫困的表现 整体上，基于实地调研，笔者将深度贫困村庄的转型贫困刻画为四个层面，即贫困人口生计结构转型滞后带来的收入贫困、贫困人口消费结构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支出贫困、贫困社区文化转型滞后带来的文化贫困以及贫困区域社会结构转型缓慢带来的发展性贫困。因此，这里的转型贫困也意味着深度贫困村庄的贫困具有多维贫困的内涵和性质。(20) (一)生计转型滞后带来的收入贫困 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具有相对自足性和整体性，属于共同性经济体系；农民家庭生计对自然环境以及动植物生命周期依赖度较高。(21)笔者对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发现贫困家庭的生计转型十分缓慢，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贫困家庭的收入构成当中，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过高，基本上都达到70％左右，甚至更多，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偏低。在民族地区，其历史上的发展基础就比较薄弱和滞后，(22)在民族直过区更是如此。实地调查发现，贫困家庭劳动力并没有将自己的剩余劳动力价值转化为工资性收入。以云南木村为例，木村的贫困发生率超过30％。笔者对其中的28个贫困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劳动力基本上都被固定在农业领域，农户家庭呈现出显著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类型。从农业收入上看，其最大的一笔现金收入来源于每年6月至9月到山上采摘蘑菇的收入，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在野生蘑菇采收季可以获得3000-8000元的收入，一个四口之家基本上可以有2个劳动力在这个季节从事蘑菇采收，家庭在蘑菇采收季节的收入可以达到1万元左右。尽管也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但是农产品产出几乎全部用于家庭消费的，并不进入市场流通。木村主要种植土豆和玉米，农业生产的产出一部分用于家庭人口的食物消费，一部分制作粮食酒，剩余的就变成了家庭养殖畜禽的饲料，而家禽家畜，如鸡、猪和羊等，主要用来作为肉食来源，牛则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来源。不少贫困家庭没有劳动力外出务工，而有外出务工的，则一年打工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通过打工能够带回家庭的收入也就是1万元左右。对于多数贫困家庭来说，其家庭收入基本上都依赖农业，而只要家庭当中有1人外出务工，家庭人均收入就很容易超过贫困线。因此，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农业痕迹的家庭生计让贫困家庭收入增长十分缓慢，甚至没有增长，从而出现了贫困。而若是调整家庭生计类型，实现半工半耕的生计类型，(23)那就可以实现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 (二)现代性消费转型带来的支出贫困 尽管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增长十分缓慢，但是以教育、医疗、住房改善为代表的现代性消费支出却增长十分迅速。(24)以教育为例，我们调查发现，如果家中有一个中小学学生在读的话，每年的教育支出在2000-3000元；如果家中有一个高中生的话，每年的教育支出要超过4000元；如果有一个大学生的话，每年的支出会超过8000元。教育支出快速增长带有显著的转型贫困内涵，即家庭在子女受教育阶段会表现出明显的教育消费增长趋势，一旦家庭内子女结束教育而转入工作状态，家庭的贫困就会得到显著的缓解，甚至可以实现长久脱贫。而对于医疗费用来说，不生大病的话，一个家庭一年的医疗支出也要超过1000元。对于家庭收入贡献最大的青年人，其一年的务工收入一般在1万元左右，但是手机与香烟的消费都达到了3000-4000元，这就使得其对家庭收入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对贵州那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实施以后，仅存不多的土木结构瓦房得到了政府的改造补助，即使如此，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户很少有大量存款，许多家庭在翻建房屋时还需向信用社贷款，或向亲友、邻居拆借，而拆借资金一般不超过500元。 农户在现代性消费支出方面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教育与医疗改革部分地按照市场化逻辑进行的，相关的保障举措并不全面，保障水平也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消费品的手机、玩具、食品等，则是由资本力量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的，甚至在不少消费方面，全球化资本力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收入端看，增收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个体或是家庭压力，而相对于与现代生活相关联的教育、医疗和工业品的消费增长，贫困家庭收入增长的动力是明显不足的。 从传统型消费向现代消费的转型，让农户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这个转型的过程也导致一些新生的贫困出现。以医疗为例，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其医疗成本是很低的，而且很多的赤脚医生都擅长使用中草药进行常见疾病的诊治，但是现在的医疗消费已经让广大农民负担沉重。与此同时，随着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农民完成基本的家庭再生产任务都需要承担高昂的经济成本。从笔者调查的木村的情况看，1980年之前的村民，结婚并不需要彩礼，但是随着外出务工的逐渐增多，当地通婚圈也日益扩大，外地媳妇嫁入本地往往就需要几万元的彩礼，这对于当地的农民家庭也是不小的负担。 (三)贫困社区文化习俗转型滞后带来的文化贫困 在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调查，总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一方面农民生活相对充实，另一方面又是物质的匮乏与贫瘠。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深度贫困的本质是文化差异而非禀赋稀缺。(25) 少数民族村庄有大量的节日，这些节日是独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的，也是与民族性紧密相连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但大量的民族节日以及对婚丧嫁娶的高度重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物质浪费，其构成了贫困成因的非经济因素。(26)当然利用得当，文化也会成为深度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资源。(27)我们对贵州黔南布依族村寨的调查发现，村庄内某农户家的红白喜事，全寨人都会参与，全寨人不分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都要去事主家帮忙并送人情。如果是婚礼，则在婚礼举行的前两天，整个村寨就热闹起来了，杀猪、宰牛、打糍粑，如同过重大节日一般；在新娘入洞房的当天晚上，主家会请当地山歌能手唱山歌，从晚饭时一直唱到天亮，边唱山歌边喝酒吃菜。在婚宴当天，主家除了宴请帮忙的邻居和送人情的亲友之外，还会给村寨的每一户送一桌酒菜，以分享喜悦。从表面上看，红白喜事所使用的大量食品都是自家生产的，但正是这些代表着家庭资产的畜禽和农产品的大量消费使得深度贫困村的村民很难获得足够的家庭经济积累。 我们对云南楚雄木村的调查也发现，村内的彝族和傈僳族村民十分热情好客，调研期间恰逢火把节，按照当地的传统，我们也作为客人受邀参与了村民的庆祝活动。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火把节当天晚上到一个村民家中吃饭，受邀的客人大约有60人，这样的一顿宴席就消费了近300斤米酒，而这些酒都是户主用自己家粮食酿造的。在火把节庆祝活动中，村民与亲朋间相互宴请的活动会持续近一周的时间。当地村干部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平均每家会在一周时间内邀请20多户亲朋好友到家中做客，而每一家也都会接受20来家的邀请到对方家中做客，做客的主要内容就是喝酒、吃饭和唱歌。经过估算，每一家在火把节期间的烟酒和食品消费在3000元左右，而这还是相对保守的数字。 民族文化习俗所带来的贫困还表现在村民大多的闲暇时间无法产生价值。木村不少村民都喜欢养鸟，而鸟大部分都是买来的，当然，也有小部分的村民喜欢到山上捕鸟，捕鸟与养鸟都是当地村民的日常消遣方式。到村民家里访谈，常能见到家中挂有鸟笼，茶余饭后，也常有村民提着鸟笼遛鸟或是在家中逗鸟。与城市以老年人养鸟遛鸟不同，这里的很多30-40岁的青壮年男性都是养鸟遛鸟的主力，大量的闲暇时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价值，大部分劳动力在全年当中的劳动时间是较少的。调查中发现，一些民族村寨的村民仍然秉持“金钱如粪土，情谊值千金”的伦理观念，对亲缘与血缘关系的异常重视，也使得外出打工的人中断在外务工而返乡参加亲戚的婚礼或其他重要活动，而一旦返回村寨，同年度内就不再外出务工了，此类观念会阻碍了贫困户脱贫的社会行动。(28)少有现代理性文化与观念的浸染，少数民族村寨中的外出打工者在面对我们的访谈时常常表达出自己对城市打工生活的不适应，“城里打工辛苦，不自由，老是被管着，坚持几个月，后面就坚持不了了，干脆就回来”。因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与观念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们外出务工的阻力。(29)扶贫需要有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30)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精准扶贫需要剔除其中的不利因素。(31) (四)贫困区域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发展性贫困 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相关的研究很多，也有相对成熟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从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和城乡结构等角度进行重点论述。当然，上文已经从生计结构、消费结构和文化习俗等呈现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多个维度。 从人口结构看，深度贫困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以云南木村为例，其村庄范围内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不足10％；四川普村成年人的人均文化程度未达到小学毕业。而木村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适龄人口占比不足40％，大量的青少年在小学毕业或初中辍学后就不再继续接受学校教育了，贵州那村青年人当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的占比为82.1％。少数民族村寨内的大学生数量很少，“读书无用论”在村(寨)内较为流行。受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当地较为突出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从就业结构看，笔者调查的木村、那村和普村当中，只有不足30％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即拥有工资性收入的村庄劳动力在全村当中占比偏低。具有对比意义的是，东中部农民家庭都具有典型的代际分工的就业模式，即中老年父母一般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青壮年农民则外出务工，从而形成了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模式。农业的弱势性质与少数民族村庄特有的自我循环的农业经济模式决定了农民从农业生产与经营中获得的增收空间十分有限。而相对单一的就业结构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村庄的农民家庭很少能够从非农产业当中获得工资收入，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乏力。 从家庭结构上看，农民家庭普遍多子女，这直接带来了相对沉重的生活成本，因收入有限，多子女家庭青少年的营养状态和受教育状态普遍差于独生子女或是双子女家庭。从家庭组建的角度看，在我们调查的云南木村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大约有60％都是在村庄范围内联姻，还有30％是在相邻村庄范围内联姻，只有少数村民在更大的通婚圈内缔结了婚姻关系。这种以本村内或邻村为主要通婚范围的情况，一方面意味着这些村庄内少数民族农民婚姻不需要高额的财力负担，也没有高昂的婚姻成本，但是也由此导致了多数家庭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男性的婚姻问题，父母并没有明显的“人生任务”的观念，父母也只是在自己有限努力的范围内帮助子女成家，对于家庭内男性子代无法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其父母也并不会感到“丢脸”或是“没有面子”，这一点也与大多数汉人村落明显不同。 从城乡关系上看，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整体经济发展的滞后制约了其区域内乡镇对村庄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我们看到的少数民族分布较广的乡镇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难以提供较为充足的就业机会。乡镇范围内居民消费能力的有限也抑制了当地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通常看到的情况就是商铺稀落，顾客寥寥。不仅仅是乡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弱，县城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不显著。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只能将自己生产的很小部分农产品带到乡镇集市上进行交易，但其收入也十分有限。 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的增强是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路径，(32)但这一点需要以其所在区域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整体上看，少数民族村庄及其所在区域社会结构转型较为缓慢，其不仅带来了村民观念与现代市场、理性价值的不协调，同时也导致家庭成员和家庭自身发展动力的不足，最后还萎缩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与路径，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庄陷入了“贫困陷阱”而难以挣脱。 三、深度贫困地区转型贫困的本质 尽管深度贫困地区多数都分布在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并非十分恶劣，而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所谓的深度贫困群体被贴上“等靠要和懒散”等标签并非没有任何的合理性，但这种理解和认识从整体上看是不全面，也是不够准确的。从转型贫困的角度看，外部持续的大量支持之所以没能将贫困人口从贫困陷阱中推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民族地区深度贫困村贫困人口的文化与现代的商业性的致富伦理存在很大的断裂，(33)或者说贫困群体文化的转型未能实现与现代的商业致富伦理的对接与同步。 正如有研究提出的那样，贫困人口分布与所在区域的现代化水平负相关。(34)这种看法与我们在多个村庄当中调查所发现的情况一致，笔者调查的深度贫困村中，当地村民在整体上形成的是一种低度均衡的自我循环的生产生活模式，其在现代的商业伦理与市场观念方面都存在显著的滞后。正是在这种生活模式的作用下，外部供给的物质资源并不能转变为发展性资源与生产性资源，低度物质均衡的生活模式吸纳了大量的扶贫物质资源。 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是长期以来多维福利缺失与供给不足形成的历史积淀问题，因此脱贫需要建立制度性保障机制。(35)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深度贫困至少包含收入贫困、消费贫困、文化贫困与社会贫困等多个维度的内容。从深度贫困群体福利缺失的具体内容看，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教育和医疗问题。深度贫困村庄往往远离乡镇中心，在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同样的受教育过程，深度贫困群体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对于医疗而言，因为深度贫困村及贫困群体远离医疗资源，贫困者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才可获得与其他群体相近水平的医疗服务。同样的影响，也表现在购物方面，购买同样的商品，其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即使是网购，深度贫困村因交通区位偏远也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 因此，从转型贫困的核心内涵看，要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我们需要更加长时段的扶贫工作，因为生计、文化、观念与伦理的转型并非短期可以完成，通过贫困家庭子代教育能够相对较好地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36)进而将现代性的商业和市场伦理与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相衔接，这样才能够让深度贫困群体更好地走出贫困陷阱。正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扶贫工作经验所呈现的那样，对结构和行动障碍的超越仍是攻克深度贫困问题的重要方向，(37)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才能带来根本性的减贫，(38)只是要破解因文化与观念带来的致贫困境更加困难。对于贫困文化，不同视角仍有大量的争议，从扶贫的角度看，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文化当中发展主义伦理是相对欠缺的，但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商业文化与市场机制的快速发展也往往可能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不断解体与式微，这可能也是不利的，因此，深度贫困区域的扶贫必须实现经济与文化扶贫相结合。(39)如何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转变中寻求更加均衡的解决方案，这是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我们理解同样的减贫政策，如社会兜底扶贫，在不同民族间具有不同减贫效应的重要视角。(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