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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型贫困视角下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的扶贫工作思路 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对于转型贫困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充裕的时间尺度开展扶贫工作，同时也要用贫困治理转型来应对转型贫困的问题，(41)注重扶贫过程中贫困人口主体性作用的发挥。(42)当然，这并不说放手深度贫困村自发转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在阶层分化与财富分配市场化的原则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很难依赖自我的力量而摆脱贫困。(43)为了实现转型，我们仍需要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脱贫攻坚体制的优势，同时在具体领域做好更具针对性的扶贫工作。 (一)制定适合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规划与考核机制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转型性特征与内涵意味着其不能用与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同样的工作机制与考核办法，而是要制定出适合深度贫困地区实际的扶贫规划与考核机制。从中央扶贫政策的角度看，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9月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但文件仍是要求要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从现实情况看，这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更需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支持力度。如果仅仅是通过收入进行衡量，这些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脱贫在短期内脱贫并非难事，但是如果要让这些群体持续脱贫并巩固脱贫成果就不容易了，因为内生发展与脱贫动力的激发，以及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提升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需要做好更长时段的规划，需以超越常规的举措推进贫困治理工作，以确保在现行标准下脱贫后实现当地长效脱贫并巩固脱贫成果。 (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精细化创新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主要从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金融扶贫支持力度、项目布局倾斜力度、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力度、生态扶贫支持力度、干部人才支持力度和社会帮扶力度等角度进行了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的布置，但是深度贫困地区转型贫困的主要特征意味着即有的扶贫重点工作仍然难以解决扶贫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在扶贫攻坚当中进行具体举措的精细化创新。比如，在社会兜底扶贫工作中，一些地方为了扩大低保的覆盖面，将低保补助进行了拆分，或是进行“轮流吃低保”，这就导致了社会兜底扶贫的低效；比如产业扶贫，多数地方依赖外来的市场主体进行产业帮扶，但是贫困群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分享的收益十分有限，加之农业产业本身的利润率就很低，这就更加弱化了产业扶贫的帮扶效果。对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来说，我们很难在村庄内发现合适的能够带动贫困群体脱贫的精英，以资本下乡为代表的工商资本主体在产业发展中拿走了多数利益。多数产业扶贫项目中，农民很难与市场直接对接，而中间流通、加工与进入市场的环节则占有了产业价值链中的绝大比重。为此，产业扶贫要深化亲贫性的产业开发政策与制度创新，引入社会企业参与产业扶贫。 (三)以文化扶贫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 为什么劳动力并不匮乏的深度贫困地区家庭深陷贫困泥潭，而其他区域的农民家庭正通过形成代际间的劳动力分工合作而实现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不足。那么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文化原因，另一方是教育原因。 从文化的角度看，其对扶贫工作产生了显著的反作用，扶贫工作陷入了地方文化表征的象征符号、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构筑的结构性约束之中。(44)这些地方的农民外出务工往往是一种家庭经济困难时期的临时选择，比如疾病或是子女教育，其对外出务工并没有长远的打算，务工收入不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收入模式。即使是外出务工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这在村民的话语当中并不会有什么正面的评价，村民会议论说，“谁知道他在外面干啥呢，弄了这么些钱”。从务工者个体的角度看，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其并不会将经济层面的成功视为个人的成功，反而是将在村庄内亲情或遵守文化规范视为有价值的事情；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方文化当中相对自由、散漫的文化气质也导致外出务工者很难适应打工生活，往往外出打工半年左右就返回村庄，他们坦言，“时间长了，真的受不了老板的管束，感觉打工生活很压抑”。 另一个导致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于多数青年人来说，他们只有小学上下的受教育程度，无法满足技术性岗位的相应要求。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外出务工者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加之，多数人普通话水平较低，其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很难顺畅地与他人交流沟通，这也导致其务工生活的单调与枯燥，职业发展十分受限。 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从文化扶贫上进行创新。以往的文化扶贫工作多数流于表面，一般都是下乡演出或是观看电影，这没有抓住文化扶贫的核心。文化扶贫的重点是要改变地方文化当中非理性、观念散漫与惧怕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因素，当然基础性的工作仍然在教育，不仅要强化基本语言沟通的能力，同时还要加大教育培训工作，以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并转变其经济与发展观念。(45)此外，对于地区贫困文化当中阻碍社会发展与家庭幸福的因素要进行抑制，(46)促进地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衔接。 (四)以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全面转型 推动深度贫困地区转型进而破解转型贫困需要长时段的工作，这是客观规律，但也有良好的工作抓手，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扶贫工作重视不够就会让贫困生成带有显著的社会治理痕迹。(47)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道路的建设对于改变一定范围内的民族文化具有显著的作用，道路的修筑不仅带来了外来的文化与观念，同时也让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在道路上实现了互动与融通，不仅让国家治理得以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同时也输入了市场机制和现代社会规范。(48)道路是打破深度贫困地区文化结构性束缚的重要途径，其可以让深度贫困地区和村庄在外部压力下变革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激发其更大的发展潜能。 深度贫困地区的村级信息化建设同样重要，这是一条无形的沟通外界的道路，因此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此外，作为公共服务的现代医疗和教育，对深度贫困区域社会全面转型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著的。医疗卫生服务可以逐步改变人们的卫生习惯与健康认知，通过公共卫生服务输入现代医学知识与健康理念，从而将现代性观念植入村民意识。对于医疗，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以降低深度贫困群体的医疗支出，另一方面则是要设立村级卫生服务中心，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避免过度依赖民间医术而放弃科学治疗。应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工作，教育所携带的社会转型动能是系统而深入的，其过程相对缓慢，但是这种改变也将最为彻底，可以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甚至形成脱贫动能的逆传递。为此，我们要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建立以深度贫困地区教师质量为中心的教育扶贫工作机制，严格保障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适龄儿童青少年的受教育权益，并依法确保其受教育义务的实现，通过系统性的福利体系构建来推动少数民族深度贫困群体的减贫工作。(49) (五)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综合治理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贫困的转型性内涵要求我们从多个层面开展扶贫攻坚工作。从本文论述的内容上看，我们不仅要实现贫困人口收入的提升，同时也要对其不合理消费进行抑制，对于地方文化中的不利脱贫因素进行改变，要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推动地方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融合衔接，这多重任务不仅是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特殊性体现。综合性的贫困治理，不仅着眼经济扶贫，同时还要深化文化扶贫、社会扶贫与消费扶贫工作，以扶贫资源整合，实施超常规的贫困治理。 长期以来，以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体制是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的重要经验，但面对深度贫困问题，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机制仍有其不足，因此我们需要创新扶贫工作机制，主要是完善贫困治理结构，发挥深度贫困治理政策的导向作用，其重点是引导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社会组织参与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脱贫攻坚工作。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社会组织作为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的参与主体，有助于实现扶贫工作的精细化，通过开展科技攻关与社会服务创新进行专业化的扶贫工作，针对致贫的具体因素而开展有效性的扶贫攻关，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五、结语与讨论 转型贫困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深度贫困问题的重要切入口，转型贫困意味着深度贫困地区与村庄的贫困带有显著的社会转型特征，即贫困的生成是深度贫困地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在特定时空场域与特定群体社会文化生态互动的产物。(50)因此，推动深度贫困村庄及其所在区域的结构转型是推进其扶贫工作的根本举措，通过转型实现发展才能消除深度贫困。(51)具体而言，深度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要实现贫困群体生计结构的转型，建立半工半耕的生计结构；实现贫困群体消费结构的理性化，抑制非理性消费，以理性消费形成家庭积累；实现村(寨)贫困文化转型，摈弃不利于发展的文化要素，实现地方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的融合衔接，将现代商业文化与发展理念融入贫困群体的生活逻辑；实现贫困地区社会结构的转型，重点是建立现代家庭，以发展理性重塑家庭发展动力，不断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口素质，推动贫困群体就业结构的多元化。 转型贫困本质上带有结构性贫困的内涵，(52)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需要注重破解对脱贫不利的结构性制约因素，这其中的重点就是破解地方文化、消费观念、家庭观念和社会结构层面形成的障碍，从而在破解结构性约束因素的同时，不断提升深度贫困群体的行动能力，激发贫困个体及其家庭的发展动力，真正实现内源性的发展。 感谢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建议的杨华博士、赵晓峰博士、王蒙博士。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