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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定义 本文因变量定义为“子代贫困是否来源于父辈”，即子代家庭贫困是否为贫困代际传递。2014年之前，中国并未全面开展对贫困农户的精准识别。因此，难以客观准确地测量父辈过去是否贫困。本研究采用受访者对目前及童年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判断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参考，以测算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问卷要求被访者回答：“户主15岁时家庭经济情况”，“目前的家庭经济情况”，答案选项为“下”“中下”“中”“中上”“上”，本文根据答案选项依次赋值为1～5。得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得分越低，家庭经济状况越差。由于被访子代全部为建卡贫困户，因此，将15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于父辈的家庭经济状况)与目前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凡是15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或等于目前，认为其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若15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好于目前，则认为并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子代贫困是由于偶发原因陷入暂时贫困。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赋值为0，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赋值为1。 根据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确定涉及父辈、子代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7个自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本研究中的人力资本是指两代人的教育和健康状况。两代人的健康状况划分为“差”“中”“良”“优”，依次赋值为1～4；两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按“文盲”“小学”“初中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3，得分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资本包含子代是否非农就业、是否兼业，以及父辈是否非农就业，“否”或“无”赋值0，“是”或“有”赋值1。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结果分析 (一)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 总体来看，受访彝族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比其童年时代的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一方面表明彝族聚居区宏观经济发展取得成效，另一方面说明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相对可靠。在贫困代际传递上，表现出以下3个显著特点。 1.九成以上受访彝族贫困家庭出现代际传递，彝族聚居区的贫困具有长期性。调查数据显示，93.6％的受访彝族贫困家庭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其童年时代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或等于目前家庭经济状况；6.4％的受访彝族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由其他原因所致，其童年时代家庭经济状况比目前家庭经济状况好。可见，彝族贫困具有长期性。从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贫困县的认定也可以看出彝族聚居区贫困的长期性。1986年国家开始大规模扶贫且首次制定国家贫困县标准，凉山州就纳入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持范围。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包括凉山州、昭通市在内的乌蒙山片区纳入扶持范围。2012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调整时，凉山州和昭通市有21个区县依然位列其中②。 2.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民族差异。表2显示，彝族贫困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较其他民族贫困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高。历史上，彝族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在彝族聚居区居住的其他民族家庭，大多数为清代改土归流之后迁徙而来，其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与彝族世居群众有所不同，思想相对更为开放，经济发展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相对较强。  3.贫困代际传递存在地区差异。表2显示，四川省彝族聚居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95.8％)明显高于云南省(86.8％)；四川省普格县(98.3％)、盐源县(94.1％)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于云南省威信县(87.6％)、四川省喜德县(86.2％)和云南省镇雄县(85.2％)。这说明彝族聚居区的贫困程度和贫困持续时间不一。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的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持续时间长，脱贫难度较大；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低的地区，贫困程度较浅、贫困持续时间较短，脱贫难度相对较小。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的地区差异与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和民族人口分布有关。历史上，云南滇池与四川邛都(今西昌市)等地，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乌蒙部(今昭通市)和凉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其中凉山腹地比昭通更落后，其奴隶制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之后才得以废除。而从民族人口分布来看，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镇雄县彝族人口为72001人，占5.42％；威信县彝族人口为2263人，占0.59％。而四川凉山普格、盐源、喜德三县彝族人口占比均在50％以上。  (二)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中“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故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函数形式为：  式(1)中，ln[P/(1-P)]表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与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其中，  为子代健康状况， 为子代受教育程度， 为子代是否非农就业， 为子代是否兼业， 为父辈健康状况， 为父辈受教育程度， 为父辈是否非农就业，μ为残差。这里重点考察彝族聚居区受访全样本与受访彝族样本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由于自变量 均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变量中的各指标值之间虽然存在明确的顺序关系，但这些自变量却并非严格的等距变量。故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哑变量，用以准确测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模型1结果显示，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和子代是否兼业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与文盲相比，小学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子代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分别为0.499和0.374。子代受教育程度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逐步递增，表明子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越低。(2)在非农就业方面，与农业就业子代相比，非农就业的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更高③，优势比为3.828。(3)在兼业性方面，与未兼业的子代相比，兼业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更高，优势比为5.513。当前彝族聚居区贫困子代的非农就业具有兼业性、低端化与短工化的特征。受访者兼业行为十分普遍，单纯务农与单纯务工人数很少。青壮年劳动力除了酷暑、农忙和节庆时选择返乡务农，其余时间均在外务工，每年务工与务农时间大体相当。有研究发现，兼业农民的非农工资收入和小时工资水平均显著低于纯非农就业农民，由兼业行为引起的歧视效应是产生这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刘进等，2017)。在受访彝区贫困家庭中，非农就业和兼业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正向影响。  表3模型2结果显示，子代健康状况、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和子代是否兼业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健康状况方面，与身体残疾或健康状况很差的子代相比，健康状况中等的子代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为0.344。(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过小学教育的子代与文盲子代相比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为0.343。与模型1相比，模型2是否受过小学教育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高，是否受过初中及以上的教育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变得不显著。 表3模型3结果显示，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子代是否兼业和父辈健康状况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父辈健康状况方面，与健康状况差的父辈相比，健康状况良的父辈将贫困传递给子代的概率更低，优势比为0.244。总体来看，受访贫困户健康状况较差，因病致贫家庭占40.7％。凉山彝族地区是毒品重灾区，“一病穷三代”，吸毒引发的艾滋病、肺结核、性病等是健康负资本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另外，彝族部分聚居区残留的婚姻旧俗中的姑舅表近亲婚配增加了子代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同时也增加了早产和流产、先天畸形、幼儿夭折的风险。(2)子代受教育程度在模型3中不显著，表明父辈资本变量的加入稀释了子代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父辈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直接影响，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被纳入父辈资本的影响中，共同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作用。 表3模型4结果显示，子代健康状况、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子代是否兼业、父辈健康状况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父辈健康状况方面，与健康状况差的父辈相比，健康状况为优或良更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分别为0.178和0.176。与模型3相比，模型4父辈健康状况优、良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表明父辈健康状况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更大，父辈健康状况越好，彝族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概率越低。(2)在父辈受教育程度方面，与文盲彝族父辈相比，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父辈贫困代际传递概率显著降低，优势比为0.108。田野调查发现，父辈受教育程度低，使其缺乏对子代安全、健康、营养、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科学意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子代人力资本存量低，致使其资源获取能力不足，难以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从而深陷贫困。 (三)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经济学视角下的资本具有增值性，但贫困家庭中的资本并非都可以增值。本研究将资本以“是否可以增值”分为“正资本”和“负资本”。正资本可以增值可以积累，并通过代际传递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财富(可能的权力和声望)的代际传递；负资本也可以积累，并发生代际传递，传递的结果是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负资本持有者落入贫困陷阱而难以自拔。 1.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人力负资本的作用机制 表4显示，在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父辈的人力负资本发生了代际传递，并与子代人力、经济资本显著正相关，对子代正资本的积累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父辈健康状况与子代健康状况和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父辈受教育程度与子代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兼业、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尤其是父辈健康状况与子代健康状况，父辈受教育程度与子代受教育程度之间都为中等程度正相关。这表明父辈的人力负资本通过较差的健康状况和极低的受教育程度传递给子代，成为子代的负资本，并作用于贫困代际传递。  2.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经济负资本的作用机制 表4显示，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父辈的经济负资本发生了代际传递，对子代的正资本积累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父辈非农就业与子代健康状况、兼业和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父辈家庭经济状况与子代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兼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尤其是父辈家庭经济状况与子代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父辈的经济负资本通过其较低的职业地位和较差的家庭经济状况传递给子代，成为子代的负资本，并作用于贫困代际传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