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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婆婆信仰”的构建过程 从源头上讲，“婆婆信仰”并不是舟曲地方固有的信仰民俗，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明清两朝，原住汉族群体和不同批次的外来移民在接触、碰撞、沟通与对话中，杂糅汉族传统的佛、道教相关因素形成了“婆婆”信仰。 (一)汉族移民对“婆婆信仰”形成的催化 隋唐以前，舟曲地方为氐、羌等民族的活动区域。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趁唐朝国力空虚而向东进发，大量吐蕃人随之迁徙至包括舟曲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4]。因为当时吐蕃出兵时富家豪室往往都带奴仆以自随，多者一家十余人，平时为主人从事农牧生产，出战时为主人服兵役，及至吐蕃王朝分裂，这些兵士、奴隶遂相聚自保，脱离主人，自相纠合成部落，自号“嗢末”，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叠、宕等州。据藏文史书《松赞干布遗训》《汉藏史集》《洛桑嘉措传》《安多政教史》等记载：吐蕃攻占河陇广大地区后，部分吐蕃将士及随军人员等留驻河陇，并称若无赞普之命则不得返回。迄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驻守将士滞留未返。藏语称“王室之命”为“噶”，称“不得返回”为“玛洛”，故此滞留之人称“噶玛洛部”[5]。元代著名政治家右丞相兼宣政院使桑哥即出自该族，系一回鹘与吐蕃通婚家族的后代[6]。至今甘南舟曲、卓尼一带仍有藏族聚落称噶玛洛的后裔。 汉人大范围进驻舟曲境内应从明朝算起。虽然之前汉族在舟曲就有活动，但人数应该比较少。南宋时期，舟曲地方始设西固城，隶属福津县(今康县境，元废)，为宋朝戍兵守边之用。元朝时，西固设蕃汉军民千户所，周仅三里，规模依然不大。到了明代，这一情况伴随明代对西北防御的重视而发生变化。据《岷州志》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徐达兵至，千户韩文率众归附，改守御千户，隶岷州卫。”[7]明军南下入蜀之际，徐达、傅友德兵至西固，当时的千户韩文举众受降后，明封姚富为西固正千户，严志、严才为副千户。此后又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西固千户姚富在宋城墙基础上筑造新城，次年改西固城千户所为军民千户所。此举标志着明朝对舟曲地方开始直接控制，汉族人口也借此大量进驻。 迁居到舟曲的汉族民众并非来自同一区域，而是来自江淮地区、山东、陕西和四川等地，并且是不同时期分拨至此的。因其为军事要塞，明王朝不断在舟曲驻军屯田，加之流官上任并带来其亲属，舟曲地方原有的民族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藏族人逐渐向山林深处退却，汉族人则随着人口增长并以西固城为中心不断外延。 移民纷至却都极力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文化根基，至今舟曲地方汉族民众的口音依然夹杂着陕西、山西、四川等迁出地的方言。当时的这些外来汉族民众们远离故土而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域，不仅需要从事基本生产活动，更需要建设起新的精神家园以传承历史、加强凝聚力。如明朝首任流官千户姚富[8]继主持修建西固城后，决定整合汉族人的信仰，并以此为纽带来加强各地移民与原住汉族之间的联系，实现信仰的整合。而“婆婆”信仰正是在此过程中，吸收不同地方信仰的要素而逐渐形成的。 (二)东岳信仰与“婆婆信仰”雏形 在舟曲“婆婆信仰”体系中，“婆婆”必定处于尊位，但从其庙宇和祭祀仪式上看，其中又有大量的佛、道教以及民间宗教因子的杂糅。这一点，要从舟曲地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探其究竟。 宋元时期，西固城中少量汉族人的信仰方式为对东岳大帝的信奉。今存于舟曲县二郎山公园的《重建西固城东岳行祠记碑》(下文简称《东岳碑》)载：“西固城旧有□东岳行祠，年久倾颓……(姚富)与同僚严志、严才鸠木重为建造，复以为记耳。”[9]14文中首任流官千户“钦承上命守斯土”，与严志、严才共同重修东岳庙。此举足见姚富作为首任流官千户欲重兴西固之决心，证明东岳信仰在此时西固城内汉民众中的影响力。作为官方正祀④，东岳信仰无疑成为姚富首要考虑到的问题，遂对当时西固城的东岳行祠进行重建，恰好迎合了本地与外地汉族民众的精神需求，觉醒了当时的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块《东岳碑》中，还载有一则东岳显圣而四夫人升天的故事： 昔年至元丁丑(1277年)，有怀庆人王诚男、王疤儿建造庙宇，巩昌府尹汪公哥辇□立石而□□四夫人之异。夫美者，城东山李氏长女，笄适年豆氏之子。至治壬戌(1322年)五月，夫人遭疾，起身熏沐，告于姑：往东岳行祠酬愿。其姑则曰：汝病，何以去之?曰：以马乘矣。姑曰：马何在焉?未几，乡人牵白马而至。姑甚异之。至庙，于神之右而坐曰：吾为岳神四夫人也，汝辈宜加礼焉。终日端坐，不茹烟火而食水果，百有三日。是年八月二十一日，亲戚咸集，夫人遗言曰：吾将归矣，殿门七日不可启。吾归后，但仿宫妆而塑之。□至十八日启门视之，□封于今，香袭于人，蜕化而升天矣。命工绘塑其身，配享是庙。 是庙经今百有余年，庙坏兵余，肉身岁□□□，焚其旧而塑其新。庙宇创造既完，神像塑妆亦备。[9]14 是则“四夫人”坐化升仙的故事被完整记载于碑上，以示东岳大帝之灵验，为百姓传颂。东岳庙本在城中，而当时明朝军队前来戍兵，主要是以西固城东地区为根据地，所以当时迁徙而来的军民被称为“东山四里官民”。这些外来移民同原有住民一样，对东岳大帝极为崇信。民间传说东岳大帝是西周反纣名将黄飞虎之化身，这已在汉族民众中达成共识，这种观念在其后人之中普遍流行。东岳大帝“显圣”而点化“四夫人”得道，更是彰显了东岳大帝对东山之民的护佑。 《东岳碑》中的四夫人来自东山，其在东岳大帝指点下“升仙”的故事在民众中影响很大。受到供奉的四夫人又与后迁至东山的官民具有同乡之情，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信仰与护佑的契约关系。先民对四夫人特殊的情感不同于对佛、道教高高在上的神灵的崇拜，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入世的地方保护神而存在，这种态度一直存在于现代舟曲汉族人的认知中。所以，作为女性身份的“四夫人”受东岳大帝开示升仙，成为目前舟曲地方汉族群体信仰女性神灵的重要因素。 (三)丘祖信仰与“婆婆”祭祀 另有名为房瑄的一位明朝人士，也曾对舟曲地方汉族先民的信仰产生过深远影响。关于其人，舟曲出土的《明承信校尉房公墓志碑铭》有明确记载： 公讳宪，字百度，临溪其号也，上世直隶凤阳府邳州人。公祖成，从太祖高皇取天下。征西事定，遂授次祖政实授百户。政生瑄，瑄生旻，旻生玺，玺配王氏，生临溪公也。[9]47 房氏一族，世代名门。其祖房成，自太祖西征之时随军至舟曲，后世袭百户，定居于此。今天的房氏后人房恒昌的家中所存留的《房氏家谱》，其记述的谱系与该碑所载一致。房瑄为房成之后，曾在朝中任登州知府、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河南按察使等职，《明实录》对其有详细记载： 山东守臣奏：登州、宁海等县盗掠居民，知府房瑄、同知李蓁、指挥使赵盛等三十九人不能督捕。[10]1436 升河南按察司副使房瑄为山东布政司右参政。[10]1981-1982 升山东右参政房瑄、四川右参政何珊、浙江副使郑阳、广西副使翁茂南，俱为按察使。[10]2221 河南按察使房瑄以病乞休，吏部请如例进阶，乃以太仆寺卿致仕。[10]2449 工部侍郎赵璜劾奏副使房瑄、文皓及通判赵从龙等，指以修河为名，輙肆侵克，埋没卷宗，请逮问。[10]2735 房瑄官至河南按察使被赵璜弹劾，在此前后向朝廷告休，吏部按例予进阶官职后请辞，从此不闻于史。有一点值得注意，房瑄就职之处正是道教兴盛之地的山东、河南，丘处机的诞生地——登州栖霞县即在此处⑤。由于丘祖信仰的盛行，登州成为当时道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区域⑥。 丘处机仙逝后，登州栖霞县信众每年都于其诞辰之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便是当地农历正月十九日“燕九节”的由来。“燕九”，又称“宴丘”，即丘处机诞辰之际设宴庆祝。“燕九节”的来源亦有传说云：丘处机曾以太虚观旁的井水煎药炼丹，为百姓医治疾病。为感念此恩德，民众将这口井称为“长春仙井”，并以其诞辰为赶会的日子。待到此日，民众前来太虚观进香祈福，还会带一罐井水回去以求洗病消灾[11]。除栖霞地方以外，仅有丘处机弟子尹志平所建的北京白云观盛行丘祖信仰与“燕九节”之风俗。 就今日舟曲地方同样于农历正月十九日祭祀“婆婆”的时间来看，不能认为仅仅是种巧合。虽然房瑄是辞官而归，但在当时的西固汉族民众看来，房氏仍然是名门贵族，身份尊贵又具有一定的权威。很有可能是房瑄归来后，对舟曲当时当地的多种祭祀时间、方式与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试图引入道教龙门派⑦，也因此选定丘祖诞辰为民间祭祀之时，这也为后来的“婆婆”祭祀的时间和模式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身处西陲的军民而言，丘祖的事迹与道行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丘祖与道教信仰也仅仅在少数人之间流传，这也就遗存了今天舟曲的玄门阴阳先生。 舟曲地方的阴阳先生可谓是一种亦道、亦佛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述，阴阳先生们具有自己的传承与修习体系，不仅通晓道、佛教义，也在日常为民众进行消灾禳解的法事，有玄门与释门之分。其中，多数玄门阴阳先生保留有自己的宗谱，如舟曲地方著名的阴阳先生段永明。马宁将其宗谱整理后发现，其中有内容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3]111这与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百字辈》开篇内容完全一致。有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为证： 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法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华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12] 流传在舟曲阴阳先生宗谱中的这段内容，亦证明了奉丘祖为祖师的道教龙门派曾在此处流行，阴阳先生们正是道教龙门派道人或精通道法的汉人发展至今日的称谓。在经过房瑄的整合之后产生，将道教龙门派形式上的内容保留，形成了“婆婆信仰”祭祀的形式，以使民众易于吸收和消化。 再观“燕九节”活动的核心，明朝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对该节日有所记载：“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冠绅，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结圆松下，冀幸一遇之。”[13]信众皆认为“燕九节”当日，丘处机将会以多种形式化现至民众中。而在舟曲“婆婆信仰”中，农历正月十九日也是“婆婆”显圣而出巡散福之日，这与丘祖化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无疑是道教丘祖信仰在舟曲“婆婆”信仰中的遗存。从山东到西北边陲，这种信仰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但房瑄等“精英”人士以权威的方式把信仰的模式与内容带到了舟曲，经当地民众中的阴阳先生们不断对此添加新鲜血液，才形成了其后“婆婆信仰”较为完整的体系。 (四)汉传佛教与“婆婆”信仰 汉传佛教在舟曲地方的流传也是历史悠久，其亦对日后的“婆婆信仰”构建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如今的婆婆寺中，很多都是佛教寺院改宗而来，如隆兴寺的一进院供奉的是四大天王，二进院主殿供奉的是释迦摩尼佛，偏殿又有张天师、地藏王菩萨、婆婆、关公、山神、土地等。又如年代最为久远的天寿寺，在其建寺之初即是一个汉传佛教寺院。立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重修天寿寺碑》记载：“宣德年间(1426-1435年)，本城千户李公讳瑛者，于上创殿塑佛。”[9]30天寿寺原本仅有小佛殿一座，但碑文并未确切说明重修之因。但可确定的是，重修为民众自发组织而成。重修后的天寿寺，新添“铜身金相，一佛，二观音，龙王、龙女神共六尊”[9]30。除此之外，当时的千户李瑛不仅修建了天寿寺，亦建有一座观音堂，如今舟曲三眼村翠峰寺的《重建观音堂碑记》有此记载： 宣德六年间(1431年)，西固城军民千户所武略将军李公瑛、宜人徐氏，素以仁善，发心于境北叠山翠峰之上，起立殿堂数宇，中塑观音、三教子孙、护法伽蓝、金刚圣象。[9]20 可见，该时期的千户李瑛应当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致力于在舟曲之地推广佛教。之后，千户毛凤主持修建的龟山寺(现称鳌山寺)，原为佛教寺院，后改宗供奉鳌山真人和“婆婆”，今舟曲县二郎山公园二郎庙内亦存有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所立《新建龟山寺记》之碑。 从以上舟曲地方建寺立碑的情况来看，明代的舟曲佛教也在持续发展。此时的状况是，伴随着戍边移民群体的到来，东岳信仰、全真龙门派以及佛教三种信仰类型共同在舟曲并存，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交融就不可避免会发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