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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纪：神学史观下事例史传统的延续 基督教认为，人类历史过程是上帝的神圣计划，是上帝的目的的实现。人仅仅是实现上帝目的的手段。整个中世纪的历史观念都受到上帝“宏大计划”的影响，基督教神学对一切世俗知识学科起着指导和支配作用。因此，中世纪思想家认为，在历史写作过程中，需要把自然的或年代的顺序与人为的逻辑顺序区分开来。前者是编年史应该遵循的方法，而后者与修辞或哲学问题相关。当然这两者都是人写的历史，而不是上帝所写的历史，与神圣事物的永恒王国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把编年叙事与哲学分析区分开来，而且把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区分开来。同时，他们又在神学上将人类时间(chronos)与神圣时间(kairos)，此岸的人与事件与彼岸的神圣品质关联起来。实际上，“中世纪的史学观和古代史学观相比，不仅更有秩序，而且更变化多端。它在上帝的计划中发现了秩序，正是这种秩序最终覆盖了由罗马国家命运引起的‘世界史’，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设想把历史进程投射到未来。” 由于把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关联起来，把道德判断与基督教神学预言式的讨论结合起来，所以基督教徒不仅在神学上将历史看作上帝设计的一个过程，而且通过隐喻和类推将历史作为基督教伦理和政治教育的事例宝库。因此，从教父时代起，一方面圣经的权威要排斥异教历史这位老师，另一方面教父们又非常重视历史的作用，并依据西塞罗的观点来为之辩护。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认为，写作历史必须在三个相互补充的意义上来进行，首先是编年史研究可以作为圣经解释有用的工具；其次，有教育意义的事例(不管它是来自于基督教历史还是非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伦理和政治教训。即便考虑到天意的不可测，以及人类理解力的局限性，历史仍然具有古典历史家所认为的那些教育作用。第三，历史写作能够被用来证明事件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它们发生的年代顺序。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570-636)在《词源》一书中经常引证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但在他关于历史的定义中，他有意对“历史是生活的导师”一说避而不谈。如何在基督教历史观念和教会史的框架内整合世俗历史与古典学说，是摆在基督教护教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不过伊西多尔还是承认人类历史具有教育作用。而《英吉利教会史》的作者，历史家比德(Bede，约673-735)则更自觉地为世俗历史正名，认为即便是世俗历史也能提供警示和具有效仿价值的例子。因此，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承认圣经历史的重要性，也承认世俗历史的教育价值。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an of Salisbury，1115-1180)认为：“因为就像异教徒所说的，‘他人的生活经历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任何对往昔一无所知的人将盲目地闯进未来。”当然，正如文多维的罗杰尔(Roger of Wendover，卒于1236年)所强调指出的，后古典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在基督教背景下，历史保留了它的榜样作用，也保留了历史经验和观点所提供的那种智慧。 据上述，在中世纪，历史是上帝意志的表现，但依然是生活的导师。坚定基督教信仰，提供道德和政治教训还是历史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在中世纪历史的教育作用：首先，把历史作为生活导师在中世纪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很少有那个复杂社会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依照关于过去的观点来调整社会生活。中世纪社会受习惯，即历史先例的支配，甚至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创新也得由习惯来推动。社会实践既需要合法化为惯例，也需要使之成为惯例。因为它是惯例，所以它就是好的；因为它是好的，所以就要遵循。从理论上说，中世纪的君王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要服从上帝命令。因为王权神授，所以世俗政治权力具有所谓神圣性质，国王是“蒙主恩宠的君王”(rex Dei gratia)。王权神授是整个中世纪政治合法化的基础，君王统治的合法性似乎全然与过去无关，在此意义上中世纪世俗政权是非历史的。然而，神授权力只是奠定了统治权的合法性，它却不能为君王提供任何政治行动指南和政策上的指导。这些东西只能从历史记录中得来。正如惯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样，政治传统的历史记录也决定着政治活动的界限。与王权神授一道，中世纪的世俗政权还根据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永恒的昨天”的权威，即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 其次，西塞罗的著作以及古代历史家的著作在中世纪有广泛影响，中世纪编年史家是遵循古代历史学修辞原则，以古代历史家为榜样来写作历史著作的。中世纪历史家以他们为榜样，关注政治、军事事件，将历史事件的叙事置于更广泛的道德和政治分析的解释框架之中，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因此，古典修辞学原则和古代历史著作的榜样奠定了中世纪历史写作的文学基础，决定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例的基本态度。 希腊、罗马的历史本质上是史诗性的，是一种衡量人类对抗宇宙自然的力量的方式。作为人类伟业的记录，历史使人类不至于为时间所摧毁，使人类具有永恒的声誉和荣耀。一旦载于青史，这种不朽的记忆就能一代代传承下去。中世纪编年史家有保存记忆的动机，但其愿望没有古希腊、罗马人那么强烈，因为基督教徒坚信“我们在尘世寻求的东西只有在上天才能实现”。中世纪编年史家承认历史的记忆作用，记忆事件依然是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历史著作来为颂扬伟大的君王，使其伟业不至于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是中世纪编年史家著史的主要动机。像希腊、罗马历史家一样，中世纪编年史家也把历史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学校，是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择善而从之的善恶行为事例的宝库。如前所述，他们尊崇西塞罗的教导，认为“历史是生活的导师”。中世纪编年史家一般都声称遵守古代修辞学家提出的历史写作法则，力图使其叙述简洁、流畅和真实。实际上中世纪的编年史并不那么严格地遵循叙述简洁的法则，也不是那么流畅，但还是尽可能地根据目击证据或被认为是真实的文献来叙事。越是接近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内容越是真实。不管中世纪编年史在文学形式上多么不足，但它基本上还是遵循了把历史作为劝人趋善避恶的方式的古典修辞学规则。历史著作的基本目的是教育，历史是“用实例教导的哲学”这一古典格言对中世纪编年史家依然适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历史长期被认为是君王必需的教育，历史是君王宝鉴。 第三，中世纪历史家确实缺乏现代因果观念，但他们思考过去事件与当代现实的关系的基本假设与我们现代的因果关系理论类似。事例在中世纪文献中并不是只具有事实那样的卑微地位，而是像传统事物一样，具有准宗教的规定地位。它不仅仅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而且它就像惯例一样，要求人们遵循它，由此决定人的行为模式。因此，中世纪的事例观念表明在过去的行为与当代实践之间具有一种关系，即便不是充分的因果关系，也不只是道德劝诫的关系。中世纪这种事例观念，或者说这种对事例的特殊使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圣经解释学。中世纪圣经解释者的预表解经法(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意在强调圣经在神圣历史中的整体一致性，声称《旧约》中的人、事、物是一种“类型”(type)，与其在《新约》中的“对型”(antitype)相对应，前者是后者的预表。根据预表解经法，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后来的历史事件就有了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预表，后者是前者的完成，彼此之间是类似的。过去的意义在现在得到重申，旧的预言了新的，后来的在形式和解释上都在前一个中预先确定了。这样，过去就成为一种解释原则，成为了在时间上相距遥远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使其可理解的一种方式。 中世纪编年史家在日常读经的过程中接受了预表解经法的训练，所以很容易将这种读经方法转换到历史解释中来。根据世俗化的预表解经方法，不仅能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而且，过去在解释现在的同时还形塑了未来。总之，预表解经思维构造了一个复杂的影响场域，把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关联在一起，纳入一个历史分析的预言模式。借助于预表解经法的帮助，中世纪编年史家能利用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解释现在的政治生活，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化根据。“正是在这一种框架中，过去是一个预言，它决定了未来之事的状况及其解释，它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纳入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历史过程中。”因此，“圣经历史和世俗历史都提供了尘世变迁的事例，二者以不同方式表明上帝的作用和安排。这样，得自古代人的关于历史写作之任务的观念就同与救世期待相关的基督教历史经验相一致了。直至波舒埃(Bossuet，1627-1704)，圣经的预兆及其实现这一线性历史模式并没有突破人们为了未来而从过去获得经验教训这一框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