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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复兴时期：事例历史的兴盛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直到17、18世纪，欧洲历史观念主要来自于古希腊、罗马作家。在15、16世纪的西欧可以得到每一位重要的古代历史家著作的拉丁文本，到17世纪这些著作一般都有了俗语译本。如果说李维和塔西陀(Tacitus，约55-120年)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写作的典范，那么，迪奥尼修斯和琉善(Lucian，125-180)则是那时候历史方法著作的古典榜样。作为复兴古典学术的结果，与琉善的《怎样写历史》类似的历史手册首先产生于意大利，16世纪成为一种公认的人文主义文类，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其他国家。这类著作最初被称为历史的艺术(artes historicae)，书名一般叫《怎样写历史》、《历史的观念》、《历史的艺术》，或者叫《历史研究》。它们起初主要论述历史的文学和修辞方法，逐渐发展成为对历史的实用性的论述。另外，这类著作因国家而有所差异，如早期出现在意大利的这类著作的作者时常是柏拉图主义者，著作形式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形式，而在德国这类著作比意大利、法国、英国更多地关注圣经的历史，因为德国人沉迷于宗教改革神学。 据上述，我们看到对历史艺术的探讨在欧洲学术史上可说是源远流长，在古代有西塞罗、昆提良、琉善的专论或专著，在中古时代这一传统没有中断，有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关于历史的用处的论述。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历史的颂扬，对历史写作方法的探讨更是人文主义者喜爱的主题，有许多关于历史写作的专论传世。然而，在16世纪上半期，这类著作系统论述的主要是“历史写作艺术”的问题，目的是确立理想的历史叙述的文学标准。这是延续了古代同类著作的传统，是古典修辞学和斯多葛哲学等影响的结果。它们除了重视历史写作的修辞问题外，还特别强调历史在公私领域的实用作用，尤其是历史事例的教育效用。到16世纪后半期，法国学者开始关注“历史阅读艺术”，在重视历史事例的教育意义的同时，把历史知识的可信性、史料的类型、史料的价值、文献真实性的辨析，以及历史家倾向性表现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16世纪法国出现了几部历史方法著作，即博杜安(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的《整体史的建立及其与法学的结合》(1561)、波丹(Jean Bodin，1530-1596)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1566)、加亚尔(Pierre Droit de Gaillard，生卒年不详)《历史方法》(1579)。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博杜安和波丹的著作。17世纪最详尽的历史手册是荷兰古典学者福修斯(Gerardus Vossius，1577-1649)的《历史艺术》或《历史与编史理论(historics)的性质》。博杜安和波丹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他们都主张囊括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的历史，更不同寻常的是，波丹还试图确立自然主义原则，如气候理论，以便把人类史与自然史联系起来。福修斯是一位纯粹的古典语文学家，他阐述了历史艺术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各种特性。这三部书都以西塞罗的观点作为论述基础，都强调历史事例的教育意义。实际上，直到18世纪上半期，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1678-1751)的《历史研究和使用书简》(1738)，依然将若干传统论题与他的时代的反教权论、怀疑论等观点混合在一起。这些学者的历史方法著作都赞成效仿罗马的事例史，“‘积极的人’、事例的鼓励和阻止的作用、作为生活导师的历史、作为个人经验的延伸的历史、历史家对真实性的关注、事例的说服力等等，所有这些论题都出现他们每一位的著作中，只是着重点不同。” 除了历史方法著作外，具体历史写作也表现出同样的事例史兴盛的图景。1681年波舒埃主教将他的《论普遍史》献给法国王太子，强调了过去事例对于君王来说作为经验延伸的作用。当然，面对新的形势，绝大多数事例史的倡导者确实提出了产生于古代之后的问题，如神意的作用、圣经年表，或历史分期等等。不过这些通常只是他们论述内容的一小部分，大量的论述集中于古人已论述过的问题。西塞罗把历史界定为生活的导师，这不仅出现在这时期产生的每一本历史手册中，而且，西塞罗关于历史的定义及历史真实性的原则甚至成为了主要历史著作的标准卷首语，或者作为著作题献词的修饰。 文艺复兴时期新政治史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历史著作就表现出对传统事例史的继承。马基雅维利通过《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两部著作，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既可以给人提供有用的教训，也可以基于历史事例对现实政治进行分析。从古代历史和当代经验引申出政治教训，分析得出政治观点是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研究新方法，即所谓新政治史风格的出发点。遵循这一方法，马基雅维利试图为政治，即治国之术提供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他说：“不管是谁，只要考察过去和现在就能看到，所有城邦和所有人现在被，而且永远被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情感所激励。因此，通过对过去的勤奋研究，就可以很容易地预言在任何共和国未来可能要发生的情况，可以使用古人所用的补救方法，或者……可以根据事件的相似性来策划一个新事件。”他的《佛罗伦萨史》正是要用历史事例来告诉佛罗伦萨人国家的强盛必须依靠像古罗马共和国那样的公民兵。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论著是试图通过总结古代历史和当代经验来得出一般政治原则，并由此开创了西方近代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先河，那么，他的历史著作则是把历史作为分析现实政治的方法和工具，从而确立了一种风格，或准确地说是在修昔底德、波利比阿和塔西陀的传统中复兴了一种风格，即分析的政治史风格，这种风格显然与传统事例史有密切关联。 然而，就在16世纪事例史的兴盛的景象中，新的变化正在酝酿。圭查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与马基雅维利一样，都是在意大利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刻写作历史的。对法国入侵意大利这一最近事件的深刻思考使他对马基雅维利那种对待过去的方法产生严重的怀疑，或者至少是对从历史得到教训的真实价值表示怀疑。他强调指出，环境的变化会削弱现在借鉴过去教训的有效性。圭查迪尼对过分相信生搬硬套的事例发出了警告：“如果不是原因相同，不仅是在总体上相同，而且甚至在细节上也相同，如果事情不是由同样的才智来支配，那么，人们要用事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的历史著作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充分利用档案材料，线索非常清晰，叙事的连续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他深刻地意识到必须把佛罗伦萨置于整个意大利的背景中来考察，而意大利事务的解释又不得不牵连到整个欧洲的事务。这样一来，一个城邦就不足以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佛罗伦萨的历史只能作为整个意大利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因此，他的《意大利史》的主题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大利，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事件。意大利的各种势力并不适宜于分别作为各城邦历史的主题来叙述，因为各城邦内部的发展与其他城邦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发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又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的事件密切相关。《意大利史》的主题是由一个内在逻辑来规定的，其范围延伸到西欧其他国家是确定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要求。 据上述，我们看得出来，圭查迪尼和马基雅维利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对待历史事例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异。二者都主张基于历史事实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分析，但马基雅维利强调无条件效仿古人，而圭查迪尼则重视对具体事例和具体条件的考虑。实际上，圭查迪尼超越了传统事例史观念，他的观点开始与“历史是生活的导师”有了一些距离，当然它暂且是少数派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