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16世纪中期以后事例史的衰落 16世纪中期以后和17世纪的作家一方面延续着西塞罗的方式，搜集事例用于政治论文、布道文、辩论以及别的论辩情景，另一方面，历史写作中事例史由盛转衰，出现了更重视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重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重视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趋势。因此，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应该把近代早期社会事实的变迁与史学本身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这样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早期的“史学革命”。 首先是16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社会文化的新变化改变了社会心态，为不同以往的历史知识生产和接受提供了条件。直到16世纪上半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载体是古典作家的著作、圣经和中世纪编年史。从社会层面上看，有文化的人主要是在口头演讲和书面写作的修辞语境中引用历史事例，了解和掌握大量历史细节的有文化教养的人本来不多，能够把过去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思考其意义的人就更少了。从16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尤其是到1700年左右，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时期正好是欧洲商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日益成熟的商业环境中逐渐发展起知识交流网络，包括历史知识的社会传播网络。书籍销售网络非常大，超越了宗教的、政治的和语言的界限，“近代早期的书籍也可能通过贸易和人的流动，包括学生从国外学习归来或宗教避难等原因而传播得很远”。 随着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史学更趋于公众化，使人们能超越地方环境，熟悉各地的历史“事实”，看到各地区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人们整体性地思考历史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同时，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节在社会上和家庭中以文本的、口头的和图画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其传播的频率和速度也使历史地思考过去成为可能。广泛而频繁的历史细节交流使那些博学者具备了足够的内化参照点，充分意识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动态联系，因而发展出从前没有的生产和接受新的历史知识的心理类型。另外，在中古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那种有选择的群体诵读，其目的是为了道德教育或娱乐而去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使用事例和榜样以便于个别读者和听者的接受。从16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书籍印刷的发展，阅读方法的变化(从群体诵读到个人阅读)，读者数量和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对已有权威的怀疑，不同见解更易于盛行和传播。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更具公众性的讨论和社会交流模式出现了，如政治、宗教争论造成的学术繁荣，各种世俗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学者之间的频繁的书信交流，以及大学教授完全不受地域限制的流动，等等。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不再只是在相当私人的背景下为了特定目而被交流的知识，它们成为了各种社会场景中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可以在多种语境中使用。关于过去的详细知识具有了社会价值，这就使历史著作成为了17、18世纪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文体。 其次，在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近代科学的兴起，怀疑论的活跃使人们不再盲从传统教条，用人文主义语文学方法来重新检视古代历史著作，质疑传统的历史著作阅读方法和剥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孤立历史事例的有用性。到18世纪上半期，随着怀疑论思潮进一步发展，传统历史艺术所教导那一套分类、摘录和使用历史事例的方法完全过时了。博林布鲁克在其《历史研究和使用书简》中，对脱离语境的历史事例的有用性表示怀疑。他对迪奥尼修斯的历史是“用事例教导的哲学”的说法，以及把历史看作是教育事例的宝库的古典观点是认可的，不过他的认可是带有批判性条件的。他认为不具备个人经验，这类事例知识是学究的财产，最好情况下是死知识，最糟情况下会误导人。积极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必须相互渗透。博林布鲁克特别批判了马基雅维利的方法，表现出对圭查迪尼的认同。 德国埃尔朗根大学教授约翰·马丁·克拉顿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1710-1759)更彻底抛弃了“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一古典格言。在其关于解释学和历史学的著作《史学通论》(1752)中，他主张对古今历史家的个人立场观点，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属的民族等等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现代人绝不能简单地利用古代历史家，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必须努力地去分析解释，要有同情之心，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的性质。对于克拉顿尼乌斯来说，阅读历史就是与完全各不相同的历史家的相遇，所得到的“历史教训不再是政治的和道德的，而是纯粹理智上的。” 据上述，16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学者把传统的“历史写作艺术”转变为“历史阅读方法”，后经17世纪自然科学和怀疑论的冲击，传统历史艺术不再能够为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源，历史著作也不再是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事例宝库，新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方法应运而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说16世纪后半期波丹的历史方法和17世纪的博学研究，以及18世纪的克拉顿尼乌斯等人关于历史解释学理论预示了18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德国哥廷根学派的新史学方法。哥廷根学派的产生既是对传统历史艺术和博学研究的继承，也标志着传统历史艺术的终结。从此历史家不仅要精研文献，还要探究作为整体的人类过去，包括各民族的精神、习俗、仪式、制度、法律、艺术和工艺，以及所有人类理智的产物。正如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指出的，这种探究的方法是跨学科的，必须利用版本学、印章学、纹章学、钱币学等所有学科的成果来“支撑历史论点的可信性”。 第三，从16世纪中期开始历史家不仅像博学家一样关注遥远的过去，以追溯各民族的起源，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最近的过去，以探求当代政治和宗教危机的根源。对最近过去的关注是历史研究方法在这时期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因之一，它促使历史家有使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必要和可能，而档案资料的使用又强化了历史家的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关注最近过去的历史家没有现成的叙事可以依赖，必须通过自己的对档案材料的研究来引导读者走出纷纭复杂的事件迷雾，这就突破了从古代以来历史家只是记录事件，而不试图解释事件的传统。为了探讨当代政治危机的根源，历史家采用由现在回溯过去的研究方法，因而使历史家看到现在与过去的关联性和差异性，产生了把过去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待的意识。他们开始重视历时连续的相邻事件之间，以及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像古人，甚至马基雅维利那样看重时间上相距遥远的，不连续的事件之间的示范和类比关系。 由于聚焦最近的过去，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家需要新的历史写作方法。在探索新的历史写作方法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摆脱了传统事例史的束缚，超越了人文主义者从古人那里继承得来的关于历史作用的观念。意大利的圭查迪尼、德国的斯莱丹(Sleidanus，1506-1556)、法国的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1553-1617)、英国的卡姆登(Camden，1551-1623)等人的历史著作都主要依靠档案资料写成。这些著作用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示范、预表或类推作为历史叙述的轴线。 最后，在古代历史家的著作中是存在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叙述者的，但是，在中世纪编年史著作中作者是隐而不见的。事实上，中世纪历史家几乎完全不认为自己是作者，经常将自己从事的文字活动描述为“编辑”、“汇编”和“摘录”等，而不是写作(composing)。中世纪编年史家按年叙述一系列从过去直到现在的事件，常常连续不断地随着他们自己所处现在的向前推移而在结尾处添加叙述，他们的著作没有把各条线索编织在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到文艺复兴复兴时期，通过复兴古代历史学术，西欧历史著作中逐渐重新有了作者的声音。作者的在场或作者的意图逐渐成为历史著述固有的性质。历史著作不仅是过去事件记录的形式，而且是作者意图的载体，其本身具有阐述和说服的作用。作为一种论辩形式(argument)，历史固然要试图说服人，不过从波里比阿和琉善起，人们从来将历史的说服力和有用性与所述事件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思想观念更得到发扬光大。 因为历史著作具有阐述和说服的论辩性质，“这就赋予每一个具有良好动机的历史文本特定的当代历史意图。”具有明确作者意图的历史著作要求其各组成部分必须彼此关联，必须有助于整体论述。因而历史著述就具有一个内在固有的抽象：事件不是孤立地来理解，而是根据它在一个因果-时间-逻辑关系中的位置来理解。由此历史便得到一种视角，即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最终导致现在的线性序列。在这序列中，现在具有一个外在于过去的特殊地位，成为了我们安排和评价过去事件的出发点。这种特殊的视角使作者和读者从遥远现在的高峰眺望，“能够俯视事件之流，在一团混乱的‘过去’中能辨识出这些事件相互之间的关联和作为其结果所产生的另一部分事件，以及该部分又与别的部分相关联，最终成为‘现在’。”。这种“全知作者”(omniscient author)视角使历史著作有了统一的作者的声音，这一声音把事件整合在一起，使其可理解，并将其呈现给读者。 五、结语 如前所述，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转变是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学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开端，有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知识，但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知识’的那种知识。”然而，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历史研究不再仅仅是用事例讲授道德哲学，历史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学科。历史家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解释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圭查迪尼的《意大利史》是古典历史学的最后一部伟大著作，又是近代历史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 当然，“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一传统主题的最后消解，事例史观念最终为把历史理解为进步或发展过程的近现代史学观念所取代，还有待更猛烈社会革命事件的震荡，与传统时间经验的彻底断裂。关于欧洲人在18-19世纪，历史时间经验的变化，德国历史理论家科泽勒克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从1750年到1850年，欧洲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震荡，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加速体验，最终使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期待分离开来，不同时代之间不再只是“同”的连续性，而是强调不同时代的差异，历史被描述为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的进步或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就不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的导师”了，它本身就是更大意义上的哲学，它不仅思考过去和人类理性的潜能，而且思考走向社会完美的人类未来。另外，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历史家也不再像传统历史家那样把“历史”等同于事件本身，历史逐渐与对历史的认识融为一体。事例史让位于对体系、方法、历史哲学和世界史的探究。凯利认为，对理性形式和“体系”的更大抱负不仅为启蒙时代的“推测性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和德国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科学”，也为世界史体裁奠定了基础。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