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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傅斯年对德国语文学的理解 我们若细读《旨趣》则会发现，傅斯年笔下的“语言学”存在令人费解之处。在《旨趣》开始他提出：“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之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之后他花大量篇幅介绍欧洲印欧比较语言学以及民族语言学的发展。但是在文章后半段，他却开始大谈材料的扩充，“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语言学”本应是一种基于文本的研究，又为何与运用实物史料、发掘地下史料相关联？看似矛盾的两方面，为何一同被傅斯年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内？这恐怕与德国语文学的特点有关。傅斯年留德期间开始接触语文学，并服膺于其研究方法，而在德国语境下Philologie并非单纯是一种研究语言的学科，而是一种以语文学为基础，研究古典文明全部内容的学问，正如张谷铭所提到的“Sachphilologie说穿了Altertumswissenschaft的要义”。德国语文学正是在德意志地区民族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形成，它与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塑造密切相关。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地勾勒德国语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揭示傅斯年与德国语文学的关系，并基于此讨论傅斯年对语文学的理解。 “语文学”一词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将其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即对古典文献的校订、校勘和辨伪，并希望通过考订文献恢复文献原貌，重构古典时代人文主义精神。因此以彼得拉克（Francisco Petrarch）为代表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拉丁语以及古典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校对和阅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语文学批判方法，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学者采用这种批判方法对历史文献进行考证。但是在当时语文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只是一种专业技能。19世纪随着学科专业化，语文学从一门人文主义者必备的技能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其中在德意志地区，由于受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思潮影响，使德意志发展出一种异于其他地区的语文学传统，甚至成为形塑现代“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核心。 自18世纪中叶，新人文主义成为德意志地区思想界的主流，强调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对个人教养（Bildung）的重要性。掌握古典语言、古典文献是学习希腊文化，培养健全人格的关键。学习古希腊文化并非单纯是一种好古癖，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古典文化塑造德意志精神。正如威廉·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所认为的“希腊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历史上的民族，而是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的核心便是“个体性”（  ）。由此可见，在德意志地区语文学形成伊始便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本批判的学问，而是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中约翰·格斯纳（Johann Mattias Gesner）、克里斯蒂安·海因（Christian Gottlob Heyne）在语文学草创时期，贡献突出。而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则将语文学发展为具有德国特色的“古典学”，开启语文学的新纪元。张谷铭在《Philology与史语所》中详细论述了沃尔夫的语文学理念，尤其是语文学的史料批判层面，因此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而是希望从另一个维度，即德意志语文学中的“阐释学”（Hermeneutik）层面，去论述德意志语文学的特征。通常人们认为1777年沃尔夫前往哥廷根大学，注册学习语文学，标志着现代语文学的正式确立。主要因为沃尔夫突破了传统基于文献批判的语文学，将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实物层面，发展成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将古代地理、政治史、神话、文学、艺术等全部纳入古典学研究范畴，因此在后人整理的沃尔夫的《古典学百科全书讲义》（Vorlesungüberdie  Alterthumswissenschaft）中将古典学视为“古代文献和艺术的研究”（Studiumderalten Litteraturund Kunst）。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沃尔夫的书中已经出现了语言学（Linguistik）这一概念，即研究语言的语法结构，沃尔夫甚至有时将语文学与语言学等同。而后其弟子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继承其衣钵，在柏林大学教授古典语文学，编写了《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并培养了一大批语文学家。后人根据其讲稿于1877年编辑出版的《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成为语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伯克对语文学做了进一步阐发，在伯克看来语文学并不单纯是“语言科学”（Sprachwissenschaft），而是与哲学相对应的一种研究方式，是人文学科的基础。然而沃尔夫、伯克的这套理念并不乏批评者，甚至在德国学术界出现了以沃尔夫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物的语文学”和以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为代表的“词的语文学”的争论。后来“物的语文学”在德国占据主流，甚至可以与古典学互换，如维拉莫维茨（Ulrich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古典学历史》便是一例。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还用于其他领域之中，如历史学、日耳曼学（Germanistik）和对非西方地区文明的研究。在傅斯年到达柏林之时，语文学已成为发展成熟的学科，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学术理念和规范。柏林大学曾经是伯克等人的大本营，而且傅斯年曾阅读的《古典学导论》的编者其阿尔弗雷德·格尔克（Alfred Gercke）亦曾承维拉莫维茨师泽。若我们将沃尔夫、伯克的著作与《古典学导论》对读，则可发现《古典学导论》基本承袭沃尔夫、伯克所奠定的框架，不是将古典学看作一种学科，而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各种学科的“综合”（Zusammenfassung）。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傅斯年宣称语言学要研究实物材料，而且亲自主持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通过阅读沃尔夫和伯克的方法论则会发现，沃尔夫和伯克并没有将语文学看成一种纯考据的学问，如沃尔夫认为古典学的基础是“语言研究”（Sprachstudium）“阐释学”（Hermeneutik）和“考证”（Kritik），而伯克则对此进一步发展，认为语文学的核心是理解，因此伯克将阐释学和考证视为语文学的理论基础，将语法纳入阐释学和考证之中。伯克将阐释学分为四部分：“语法解释”（grammatische Interpretation）、“历史解释”（historische Interpretation）、“个体解释”（individuelle Interpretation）和“属类解释”（generische Interpretation）。但是似乎在傅斯年那里，科学式的研究排斥解释，因此他在《旨趣》中指出“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傅斯年为何避而不谈语文学的阐释学层面，而这个与哲学、神学密切相关的阐释学为何会被视为语文学的理论基础？ 伯克在《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他对阐释学的理解，在伯克看来阐释学并非宗教意味的圣经阐释，而是一种正确理解词义的系统方法。伯克在开篇便批驳自中世纪以来的寓意阐释（allegorische  ）和道德阐释（moralische  ），而是主张通过语言学的、历史学的方法正确地理解词义，剥除出寓意阐释给古典文献赋予的宗教色彩。而这其实与傅斯年的主张相似，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辩证》中主张“识性命诸字之源，疏性论历来之变”，通过语学和历史的方法，祛除性命概念的宗教意涵，这正是语文学阐释学的要义。傅斯年宣扬语文学并非仅是要将语文学这门学科引入中国，而是要通过语文学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人文研究，来对抗哲学思维的经学。而在傅斯年看来语文学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主张将研究对象客体化，只要材料呈现，事实自然明了。而阐释学、解释这些概念多少带有主观性，和哲学关联密切，所以在傅斯年的主张中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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