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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话语下的语文学 民国时期留洋学者多希望将自己所学知识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史学专业化初期的学术争论不仅是方法之争，更是一种规范之争。专业化需要一套共享的研究规范，一方面，通过规范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确立自己的学科主体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排他性和唯一性，将其他研究方法打入另册，确立规范的权威性，从而掌握学术机关和资源。规范之争其实质是话语权之争。傅斯年推广语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大力倡导语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1931年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中甚至将语文学与历史学视为研究的一体两面，“史学的研究每每与语学的研究分不开；同一研究，文字方面是语学，事迹方面是史学。所以在欧洲大陆上，特别是在德国，史学语学皆总称之曰Philologie。”《性命古训辩证》作为傅斯年将语文学用于史学实践的代表作，在学界也是好评如潮。如陈垣于1940年8月14日致长子陈乐素信中提到：“即接到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辩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后又曾谈到傅著：“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觉得如何耳？”杨树达在1941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书颇博通，条理亦密。” 这与当年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所受到的重重阻力完全不同，为什么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会如此顺利？一方面，语文学和中国传统考证学在研究路径上极为相似，都注重文献考订和章句解读，如傅斯年希望打通语文学与考据学。但另一方面，傅斯年曾经严格区分了语文学与考据学，认为欧洲的语文学相比考据学更为科学，其矛头直指在学术界仍然极有势力的章太炎一派，而这与民国时期的科学崇拜思潮密切相关。 傅斯年曾严格区分了欧洲的语文学与传统考据学。在傅斯年看来，历史学和语言学在中国发展很早，很有成就，如“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与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但是现在却落后于西方。其原因在于没有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语文学的方法，傅斯年从两个层面去分析，即扩充材料和扩充研究工具。傅斯年认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在此傅斯年矛头直指以章太炎为首的章门学派，将章太炎视为“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傅斯年将扩充材料视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章太炎的那种研究则是非科学的，应该被抛弃。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认为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审音。傅斯年认为“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仅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因为几个字的牵连，使得分类上各家不同，即令这些分类有的对了，也不过能举其数，不能举其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钱大昕论轻唇舌上古来无之，乃自重唇舌头出，此言全是，然何以重唇分出一类为轻唇，舌头分一类为舌上，竟不是全部的变迁，这套道理非现在审音的人不能明白，钱君固说不出。若把一个熟习语音学的人和这样一个无工具的研究者比长短，是没法子竞争的。”在他给顾颉刚的信中也提到“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从中可看出他对传统考据学的不满。 自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人们日益相信科学代表着进步、理性，科学从一种研究方法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即科学主义（scientism）。对于科学主义，学界有多种定义，如威尔莫斯（John Wellmuth）认为：“科学主义一词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欧文（R.G.Owen）则将科学主义看做一种取代宗教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他指出科学成为全知全能的人类的救世主。虽然大家对科学主义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提到科学主义的权威性和唯一性特点。这种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科学被形塑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在中国确立了它的权威，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中国形成极具势力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对此美国学者郭颖颐评价道：“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 对于当时人来说，谈论科学成为一种时尚，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维新变法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诽谤‘科学’的。”据金观涛、刘青峰基于对《新青年》的词频分析，在诸多科学词意中，作为迷信、神学、宗教、非理性的对立物，这一含义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则是作为传统思想的对立面。由此可见科学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象征，与进步、理性相勾连，其反面则是落后、迷信，如若有人被认为非科学，其观点其实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如胡适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中曾抨击当时研究国学的风潮，认为：“国学是一条死路，治国故只能整理往史陈迹，切莫以为这中间有无限现实。”在他看来“国学所包的是所谓经学，文学，哲学，都是死路。”而胡适认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才是生路，“生路就是一切科学，尤其是科学的方法。”在这里胡适用科学的话语来捍卫自己的方法，自己所提倡的是科学的，是生路，而国学则是非科学的方法，是死路。 傅斯年倡导语文学，将语文学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运用了科学的话语，适应了当时社会中科学崇拜的思潮。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话语所做的定义：“每一话语所标榜的，都是对真理的全然了解。而在话语范围以外的，则被认为是假的，或无足轻信的。”如在《旨趣》中，傅斯年提出“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什么是科学的东方学，傅斯年将自己所提倡的语文学的方法视为科学，视为进步的方法。在《旨趣》中他明确的宣称“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做研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退步。”傅斯年用进步与退步、科学与非科学这种二元论的话语与其他异于“科学”方法的研究划清界限。他反对国故、反对疏通、反对普及，矛头直指以章太炎为首的太炎学派。太炎学派取代桐城派，是民初学术界的革命性变化，但是在傅斯年看来章太炎已经落伍。以《旨趣》撰写时的情势论，王国维已经故去，章太炎虽然在新派眼中已经落伍，但余威不减，众多门生弟子依然占据南北学界的主导地位。无论新派旧派都对章太炎保持恭敬和尊崇。1922年10月，《中华新报》出版纪念增刊称：“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吉光片羽，海内争诵……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兹存先生特为本报纪念增刊撰文一首，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由此可见章门在学术界的地位。傅斯年若要在学术界宣扬自己的观点，自然要与其他“旧学”划清界限，打破章太炎的学术权威。采用科学的话语，将自己所主张的研究方法视为科学，而将其他研究方法视为非科学，打入另册，自然是最佳选择。 四、结语 傅斯年虽然大力倡导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并未真正生根。19世纪语文学在德国曾是显学，20世纪却开始由盛转衰。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濒于崩溃，德国的学术地位也难以维系；另一方面，语文学内部分崩离析，一些原属于语文学研究范畴的学问，如语言研究和文学分析，在20世纪纷纷从语文学中独立出去。在外部，德国语文学也受到语言学（linguistics）的冲击，成为一种研究死语言的学问，从显学变为小众的专业学问。 当时正处于民族存亡之际，捍卫中国统一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傅斯年曾强调中华民族同语文、同文化。但是语文学的方法，主张多语种研究，则有消解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危险，这种语文学的研究方法显得不合时宜。加之，傅斯年虽然在史语所创办之初，便派王静如、于道泉赴欧进修，后也曾邀请在欧洲学习中亚语言的韩儒林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但他们学习的更多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并未再有人在德国研习古典语文学。与此同时，留美归来的赵元任将英美语言学带到中国，因为两者都可称为语言学，使人们对语文学的认识造成混乱。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当人们看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候，自然会将语言理解为语言学（linguistics）而非语文学（philology）。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