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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头30年为第一阶段，几座主要墓葬出土的简帛数术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都发现于这一阶段，可称之为简帛数术大发现的时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几种主要数术著作的出版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简帛数术研究的繁盛期；新世纪以来的20年为第三阶段，非科学发掘的简牍数量大增，简帛数术文献的再整理以及研究的细化是本阶段的特征。通过对简帛数术的研究，可以大致复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基本面貌，在文本整理、科学史、社会生活史、民间信仰与早期道教、数术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展望未来，简帛数术研究一是要加强分工协作和国际合作，二是直探本源，重构早期数术的新体系。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简帛 数术 战国秦汉 《汉书·艺文志》 作者简介：晏昌贵、廉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32) “数术”又称“术数”，传世文献中出现的“数术”一词似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为最早，其书云“太史令尹咸校数术”，颜师古注：“占卜之书。”①《汉志》分天下书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数术”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共收书190家，2528卷，《汉志》收书596家，13269卷，以家计，数术占总数的32%，以卷计，占19%，所占比例已然不低，可见数术一类的书籍和知识曾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行。但《汉志》所收诸书，除“形法”类的《山海经》外，竟无一流传下来。 幸运的是地不爱宝，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不断被发现，数术连同方技逐渐成为大有可为的专门学问，至今蔚为大观。 早在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掘魏王墓冢所出竹书中即包括了若干数术书②。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曾先后四次进入中亚考察，在我国***尼雅、楼兰、敦煌等汉代烽燧遗址掘得大批汉文及粟特文、佉卢文、婆罗迷文文书，并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整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得知此事后，即在沙畹整理文本的基础上重做释文和考释，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该书按简牍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其中第一大类即为由罗振玉撰写的“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数术文献③。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研究出土简牍以及出土数术文献，由于罗、王学植深厚，甫一出手，即代表了学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来的简帛数术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1942年，长沙子弹库帛书出土，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此件文物后辗转流入美国，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The Arthur M.Sackler Gallery)。帛书写绘在一幅47×38.7厘米的方形丝织物上，整个幅面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中间是两段书写方向互倒的文字，一段十三行，一段八行，主要讲创世神话、人神关系、自然灾异；四周写绘十二月神像及历忌，四角绘有青、赤、白、黑四木，类似《月令》。该件帛书出土虽早，但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绵至今④。 实际上，很多简帛数术文献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从出土收藏到研究往往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过程。本文第一部分将按时间线索，分阶段描述简帛数术的发现和研究(重在文本整理)，第二部分大致按《汉志》“数术略”，分类概述重要的研究成果，最后是简单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简帛数术发现和研究的历时性特征，兼顾1949年以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把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至1979年的前30年为第一阶段，21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介于两者之间的为第二阶段。以下分述之。 (一)第一阶段(1949-1979)，简帛数术的考古大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五六十年代有些零星的考古发现。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高邮县邵家沟发掘一处东汉晚期遗址，其中一块书有符、咒的木片，约有40字，是研究古代数术和早期道教的重要资料。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墓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其中短木简11枚，是记述宜忌之类的数术简，内容多为日书。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楚卜筮祭祷简册，这是卜筮祭祷简的首次发现。但真正的考古大发现，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⑤。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1号汉墓，出土竹简共约7500余号，内容包括《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晏子春秋》等儒家典籍，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和有关阴阳、时令、占候之书、相狗书等，后者即属数术类文献。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大批竹简，内容包括《论语》等儒家文献、《六韬》《文子》《日书》、占卜残简等⑥。 1973年年底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3号墓，出土木简600多枚和极其珍贵的帛书，墓葬下葬的年代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由于该墓属王侯级大墓，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简帛的内容包括《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古医书、天文星占书、阴阳五行、刑德、地图等，几乎涵盖了《汉志》的所有方面，一时震惊了中外学术界⑦。70年代与数术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文星象方面。从后续研究看，马王堆帛书一直是简帛数术研究的重镇之一。 197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了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共计1155枚，简文内容包括：《编年记》(后改称《叶书》)《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珍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除《日书》和《编年记》外，多为秦代法律文献⑧。这是“日书”书题的首次发现，此后考古发现的类似简帛材料多达30余种，日书研究遂成为简帛数术研究最发达、成果最丰硕的一个分支。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内容包括《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等。根据出土器物及铭文材料，可以确认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阜阳汉简大多破碎，影响了竹简的整理和研究⑨。 此外，20世纪70年代在西北地区汉代屯戍遗址居延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敦煌马圈湾等地出土简牍中亦不乏数术资料。这些简牍数术资料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遗留物，是现实生活中利用数术知识的实物证据，弥足珍贵。 (二)第二阶段(1980-1999)，简帛数术研究的勃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简帛数术的整理与研究进入快车道，出现一个繁荣兴盛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简帛数术资料整理出版的速度加快。上述第一阶段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多未能及时整理出版，比如银雀山汉简，当时曾计划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第一辑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以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第二辑为《佚书丛残》，第三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篇题木牍及《元光元年历谱》。但除第一辑已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外，有关数术的简牍仅见于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既无图版，亦缺编次，仅有的释文散见于全书各处。全部数术简要等到2010年才公布面世。长沙马王堆数术资料的全部发表，亦晚至2014年。至于八角廊汉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简要介绍，未见全部图版照片和释文⑩。 出土简帛的整理涉及繁杂的物理条件和技术难题，从出土到整理出版有一定的周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相较于其他简帛材料，简帛数术的整理出版尤为滞后，这除了由于前期相关研究不足，认识不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之外，还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有关。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发掘，1976年开始陆续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相关释文，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8开线装大字本，1978年又由该社出版平装32开小字本，但所有杂志释文和这两个本子都没有收入属于数术类的《日书》甲、乙种。直到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才收录包括《日书》在内的全部竹简照片和释文，有关《日书》的竹简未经系统整理、编联和分类，整理者加按语云： 《日书》甲种和乙种的主要内容都是选日吉凶，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的产物。但应当指出简文把“臣妾马牛”、“臣妾马”、“马牛臣妾”相提并论，说明当时“臣妾”被视同马牛一样，反映了奴隶在当时社会里仍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11) 不难看出此前有关简帛数术出版迟滞之因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整理出版了此前阶段考古发掘的简帛数术资料，此时期出土的简牍数术资料也明显加快了整理出版的速度，比如1981年发现的江陵九店56号楚墓，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江陵九店东周墓》即收录了包括日书在内的全部简牍的照片和释文，2000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九店楚简》一书，除公布照片和释文外，还吸取相关研究成果，做详细注释，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再比如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发掘，1985年1月在《文物》杂志做简要介绍，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一书，进度不可谓不快。而更加快速的是包山楚简，1987年发掘，1988年报道，1991年即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包山楚简》，包括卜筮祭祷简在内的所有简牍照片、释文和考释。考古田野发掘——发表简报——出版整理报告，已成为简帛数术文献整理的标准程式。 其次，出现一批标志性成果，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1993年，李零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中国方术考》(12)，该书分上篇“数术考”和下篇“方技考”，上篇立足于《汉志》“数术略”的分类，举述相关考古材料，并根据考古材料的丰盈程度，重点研究了“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楚帛书与日书”和“早期卜筮的新发现”。李零的研究是一种思想文化史的视角。立足于《汉志》的分类但又不局限于《汉志》，他对数术的整体把握为简帛数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他在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说法，“择日和历忌是从式法派生的，都属于古代的‘日者’之说”，强调“式”在战国秦汉时期数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子弹库楚帛书属于广义的“日书”，这些都与通行的说法有别。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日书几乎涵盖了简帛数术所有的重要方面，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日书在简帛数术中的重要地位，日书成为简帛数术的代名词。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曾宪通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首度从数术史的角度研究秦简日书。1994年，刘乐贤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完成于1992年)，有感于此前日书研究中存在的“粗疏”之失，刘氏提出：“本书准备在对《日书》进行全面训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数术有关的资料揭示出《日书》的数术内涵，试图由此复原战国秦汉时代择日术的原貌。并以此为据，对《日书》所反映的楚、秦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论述。”(13)通观全书，刘氏完全达到了他预先设计的目标：利用文献学方法全面训释相关字词含义、进行分篇整理，利用相关数术文献揭示日书的数术内涵，从而复原古代择日术的原貌，在此基础上讨论古代的疾病观念、祭祀活动、神话传说、阴阳五行等重要社会现象。这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此后的日书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后，简帛数术研究带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上述简帛数术尤其是日书研究的刺激下，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简帛数术，一些传世的数术文献陆续被整理出版。1993年，由李零任主编、刘乐贤任副主编的《中国方术概观》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占星卷(上下)、卜筮卷、式法卷(上下)、选择卷(上下)、相术卷、星命卷、杂术卷、服食卷、导引行气卷、房中卷，共13册，“取材范围不仅包括《道藏》等传世文献，还收入了历年出土发现的竹简帛书和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材料”，“延请从事各有关门类的专家学者点校整理”，“使我们能溯源而下，弄清它(按：指数术方技)的基本脉络”(14)。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大全》，全套90册。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郑志斌主编的点校本《四库全书术数类集成》，全10卷(册)。 《五行大义》是数术研究的基础性文献，刘国忠的博土学位论文《〈五行大义〉研究》于1999年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这一时期撰述的思想史、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专书通常也要借鉴简帛数术的研究成果(15)。 (三)第三阶段(2000-2019)，简帛数术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的全面深化 进入新世纪后，简帛数术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非科学发掘品逐渐增多 文博单位和大学科研机构大规模从海外(主要是香港)文物市场购藏简牍始于1994年上海博物馆，与数术有关的《卜书》表于2013年，据称还有日书，未见刊布。进入新世纪后，这类非科学考古发掘的简牍数术文献突然大增，先是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入藏259枚简牍，其中日书简109枚，序宁简14枚。紧随其后有2007年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一批秦简，其中有《数》《梦书》及“质日”简。次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书有《筮法》《别卦》和“算表”。2009年和2010年，北京大学先后入藏西汉简和秦简，其中西汉简与数术有关的《节》《雨书》《揕舆》《荆决》《六博》已经发表，其他数术材料仅见介绍。最后一批大概是2015年入藏安徽大学的战国楚简，据称有“相面、占梦方面的材料”。由于这些非科学发掘的竹简来源不明，真伪难辨，缺乏原始保存讯息，研究者应保持谨慎态度(16)。 第二，简帛数术资料的再整理 借助新的红外照相技术，在国家重大课题项目的资助下，对已经整理过的简帛数术资料进行再整理，成为新世纪简帛整理研究的新趋势。比较重要的有李家浩、白于蓝对九店楚简《日书》的再整理，刘乐贤对睡虎地秦简《日书》、孙占宇对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再整理(17)。还有一些简帛数术文献，此前曾有零散公布，本阶段重新组织人力物力，整理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再整理”，比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西北屯戍遗址所出汉简，历史悠久，数量巨大，新世纪亦有重新再整理的举措，只不过其中的数术资料过于零散，对数术研究的整体意义不大，故此不再缕述(18)。 第三，延续上一阶段趋势，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和更加细化 在传世文献方面，有赵益对《汉志》和《隋书·经籍志》的比较研究，刘瑛对《左传》《国语》所见方术的研究，陈侃理对数术与政治灾异的研究，陶磊对《淮南子·天文训》的研究，陶氏另有《从巫术到数术》，从宏观角度探讨上古信仰的嬗变(19)。 在简帛数术的综合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除各单篇论文外，第一章通论早期数术文献及研究成果，仍以《汉志》为总体框架，但具体归类与李零有所不同，如李零归入选择类文献的子弹库帛书，刘乐贤归入“阴阳家”，甚至不在数术之列；李零将楚卜筮祭祷简归入“筮龟”类，刘乐贤则入杂占“祈禳类”(20)。大体上，李零的标准较宽，刘乐贤的取舍偏严。2017年，李零发表重要论文，从卜、数、图、书四大传统讨论中国早期数术的发展脉络，认为殷周以至春秋时期龟卜筮占为数术的主流，但到战国秦汉时期被式法选择所取代，后者占有支配地位(21)。此阶段各分类的专门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举凡《汉志》所涉及的六个门类，都有专深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