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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帛数术研究的主要成绩 1949年以来，简帛数术研究论著大都围绕某一数术门类展开，下文将按《汉志》“数术略”的分类，结合实际情况，酌情损益，加以介绍。 (一)天文 目前所见天文类的简帛数术资料，主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和《日月风雨云气占》，银雀山汉简《占书》，阜阳双古堆汉简《五星》《星占》等。 《五星占》由占文和附表两部分组成，主要讲木、金、火、土、水五星的运行及其与其他天象的关系以占测用兵吉凶等。早期研究多从古代天文学史的角度，讨论帛书的科学成就，并试图利用帛书的记载去探讨古代历法和纪年中的疑难问题。如席泽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五星占〉》对《五星占》所体现的古代天文学成就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从世界天文学史的角度论述了《五星占》的科学价值。其后陈久金、陈美东、何幼琦、王胜利、刘彬徽、莫绍揆等学者对《五星占》与古代岁星纪年和太阴、太岁纪年以及干支纪年的关系，《五星占》与古代历法的关系做了较多的讨论。徐振韬根据《五星占》的材料研究先秦浑仪创制，谢世俊讨论《五星占》的天文气象预测，日本学者薮内清也曾研究《五星占》的天文学意义。从科学史角度研究《五星占》一直持续至今。田余庆曾据《五星占》中“张楚”标注，讨论汉初史家重张楚及秦末“亡秦必楚”等历史事件，是利用数术史料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佳作(22)。 《天文气象杂占》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宽150厘米的整帛上，帛书的主体部分图、文并茂，可自上而下划分为6列，每列又从右至左分为若干行抄写。所绘图像为云、气、彗星等各种天象；图下用文字标明这些天象的名称以及相应的占测结果。顾铁符、席泽宗、陈奇猷、王胜利等学者从天文学史角度，对彗星的形态、名称及占文的含义做了讨论，高度评价其在世界彗星观测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学勤和胡文辉曾根据帛书的“白虹”资料讨论过古书的“白虹贯日”及其与荆轲刺秦王故事的关系(23)。 《日月风雨云气占》有甲、乙两篇，分别与帛书《刑德》甲、乙篇合抄在一起，内容主要为月占、日占、风雨雷占、各种云气占和星宿分野等，与《天文气象杂占》性质相似。由于公布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刘乐贤、陈松长、晏昌贵讨论过其中的分野资料(24)。 《占书》在《银雀山汉简释文》和《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被归入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内容主要是讲祲祥(晕、彗、反景、孛蚀、星月并出、星贯月等)和分野，加拿大学者叶山在综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该篇实际上不是一种文献，而是由七八种文献组成，属于阴阳家一类的文献。陈乃华利用简文中的分野材料，研究星宿分野的吉凶演变。连劭名对《占书》中的“天文月晕占”、“星宿与分野”、“客星占与雷霆占”、“司德占”、“人事杂占”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考释(25)。 (二)历谱 《汉志》数术略有“历谱”类，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以“历谱”命名年历一类的简牍，后来邓文宽以为《汉志》“历谱”是“历”和“谱”合称，建议将此类简牍命名为“历日”。这个问题引起了李零、刘乐贤，马克、夏德安等人的往复讨论(26)。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我们认同邓文宽、刘乐贤的意见，将“历日”作为此类文献的标题。 考古发现的历日简牍从出土单位看有两类，一种出于墓葬，一种出于遗址。从书写材质看，可分为木牍和竹(木)简两种。出于墓葬和写于木牍的历日较完整，出于遗址和写于竹(木)简的较为散乱，研究者的第一步工作便是缀合、编联、复原历日简，这方面取得不少成绩(27)。刘乐贤曾收集各种历日近50件，从形制上分为不同的类型，认为秦至汉初多用“质日”或“视日”，西汉中期以后只写年号就可以了；秦汉历日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安排时间的坐标(28)。其后陈侃理收集更多达83件，分为2类5型，他用“历书”概指“历谱”、“历日”、“质日”、“视日”一类出土文献，但不包括历法和择日文献；指出已有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复原、定年和分类，二是讨论命名和性质，三是通过所载历朔干支推定秦汉历法；认为历书的功能有三：(1)查日期和岁时节日；(2)加注记事；(3)配合日书占视吉凶。关于历书(质日)与官文书朔日相差一日的情形，陈侃理认为“它们反映出不同地域、不同场合、不同个人之间的用历差异”，“民间更有多种历法同时流行”，“民间治历者众多，不同历法广泛传习，秦汉时代的实用历法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统一”(29)。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历日是秦汉王朝颁朔的证据，国家公权力介入民间日常生活(30)。 不过，上述刘、陈二人的研究，都是将“历日”和“质日”合在一起，视作同类性质的东西。但实际上，前者只注节气、节日和神煞，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加注公私记事，前者入数术，后者属文书，不是同一类东西(31)。 《汉志》数术略“历谱”类收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古人以为天数肇于律历，而欲知五星日月之会，非推算不能得，故律历数法及许、杜算术，并入历谱。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自题为“算数书”的竹简共190枚，是一部数学问题集，现存算题90多道，内容包括算术和几何两部分。整理者彭浩以很快的速度出版了《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一书，对算数书做出非常详细的注释和运算，并就数学史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其他相关研究还有很多，大多属于数学史范畴(32)。 岳麓书院藏秦简有自题为“数”的竹简共有236个编号，另有18枚残简，共有算题81例，涉及租税类、面积类、营车之术、合分与乘分、衰分术、少广、盈不足、勾股算题等，是一部非经典型的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抄本，对研究中国早期数学特别是秦代实用算法具有重要意义(33)。 清华大学藏简有一种《算表》，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计算器实物，不仅比目前能够见到的古代十进位乘法表都早，而且其计算功能也超过了以往中国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乘法表和张家山汉简九九乘法表等古代乘法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尚属首见，是一次惊人的重大发现，为认识中国先秦数学的应用与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34)。 在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牍中，与数学相关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共有竹简4卷，即卷三、卷七、卷八以及卷四的一部分，总计400余枚，还有“九九术”木牍1方。另外，简牍中混杂的三组竹制算筹与数学也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主人生前用来计算的工具(35)。详情有待公布。 (三)五行 日书属于《汉志》数术略“五行”类。“日书”书题首见于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其后又见于孔家坡汉简《日书》、睡虎地7号汉墓和北大藏汉简《日书》，在传世文献中似未见有同类书题，这是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新认识(36)。 目前所见简帛日书或类似日书的材料有30余种(批)，但大都要么未全文刊布，要么为零简残章，真正具备独立研究价值的只有4种，即九店楚简《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孔家坡汉简《日书》，其中九店为战国楚日书的典型，放马滩在秦国故地，可视作秦日书的代表，孔家坡为汉代日书标本，学者分析睡虎地《日书》，以为其中包含楚日书的成分，实为楚、秦日书的混合体(37)。《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比较各本不同日书的异同，可以观察各地的风俗(38)。在上述4种日书中，前3种日书的文本整理和再整理情况已见前文所述，孔家坡作为唯一完整的汉代日书标本，初步整理本竹简照片并不十分清晰，目前已有三篇硕博士论文和大量字词考释、竹简编联、分章释义的研究成果，完全有条件，利用新的成像技术，再做整理，以便学者(39)。 出土日书材料众多，研究成果丰硕，据张国艳统计，截至2015年，共出版专著58部、论文1300余篇，尚不包括未刊硕博土论文和上百篇网络文章(40)。张氏收文标准过于宽泛，且多字词考释，但亦不乏失收漏引之作，总而言之，日书研究的成果是十分丰硕的，且不断有学者做总结(41)。在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一缕述，下面仅从科技史、社会史、数术史和民间文化等方面，举要综述。 早在1980年，曾宪通在讨论望山楚墓年代时就曾涉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是较早利用日书探讨楚月名与楚国历法的文章。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整理、注释者于豪亮在1981年撰文讨论其中的历法纪时制度(42)。这是最早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两篇论作，讨论的问题均与历法纪时有关，属于科技史范畴，盖因科技史研究比较“客观”而较少禁忌，其研究得以早进行。通过学者讨论，大致可以确立楚月名与秦月名的对应关系，但在利用日书探讨楚国历法方面，却未能取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此后，利用日书进行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颇为兴盛，内容涉及玄戈等星象、楚秦历法、纪时制度等，在古代时制、二十八宿纪日法等方面，取得一些重要成果(43)。 1985年，李学勤发表《〈日书〉与楚、秦社会》一文(44)，指出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做社会史的考察。日书虽系趋吉避凶的迷信，但所罗列的事项条文，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情况；并具体研究了楚、秦在奴隶制关系上的差异。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日书的，还有林剑鸣主持的西北大学“《日书》研讨班”，1986年发表的《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作为代表。正如文章题目所昭示的，他们从日书中“看到了秦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宗教、鬼神观念，看到了支配着这些观念、意识的风俗习惯、阶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日书》是公元前3世纪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45)。林剑鸣还身体力行，先后发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等重头文章，从宏观上把握日书所反映的秦文化特点，并探讨日书与法律文书同出一墓的原因，说明秦代官吏拥有数术类文献实在于了解地方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提醒人们对秦汉时代法在吏治中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46)。此后，“《日书》研讨班”成员分头把关，张铭洽从数术占卜的角度(47)、吴小强从人口史的角度(48)、贺润坤从经济史的角度(49)、李晓东、黄晓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从事日书研究(50)，发表了一系列论作，成为日书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本学者工藤元男长期从事睡虎地秦简研究，2010年，他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中译本出版(51)，其中与日书相关的篇章包括：“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基础性研究”、“《日书》所见国家与社会”、“先秦社会的行神信仰和禹”、“《日书》所见道教风俗”、“禹形象的变迁与五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的目光”等，他将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文献做整体研究，视法律文书为国家公权力的象征，日书则为基层社会的代表，从中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社会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与思路。 1982年，由饶宗颐、曾宪通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在香港出版，这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后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饶先生在书中指出：“日书者，当是日者所用以占候时日宜忌之书。”并引《墨子》及《日者列传》，论及日书的性质，指出甲种“秦除”之除、乙种“徐”及“秦”，均指建除；稷辰为丛辰；对往亡、归忌，禹步、禹符的讨论，大都要而不繁，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他把“濡嬴建陷”与“惌结”、“结阳”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是“另有一套建除家言，日名复异”。与通行看法将后者看作是楚“丛辰”者不同，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在该书的“跋尾”云：日书研究意义有二，其一，对于天文学研究的意义；其二，可以追溯古巫术与道教的关系。书中也有分篇不严，议论未审处，如以“人日”比附以色列上帝七日造人之说、对“岁”篇的研究等。但瑕不掩瑜，首创之功不可没，尤其是开创了日书数术研究的先河，影响深远。此后，李零、刘乐贤、刘增贵、胡文辉、刘道超等学者对《日书》中的数术知识有深入讨论，内容涉及《日书》的择吉原理、神煞考释、五行干支以及《日书》择吉术对后世方术的影响(52)。2011年，程少轩完成博士论文，认为放马滩简中与音律有关的简文与式占有关，或属于《汉志》数术略中的“黄钟”一类，是失传的古佚书，应从“日书”中离析出来(53)。台湾学者黄儒宣的博士论文《〈日书〉图像学研究》(54)，收集日书中以干支为坐标体系的式图以及各种以线条、符号、图画等组成的图像，通过各种日书图式，探讨原书择日的原理以及古人构拟的宇宙观念。王强的博士论文《出土战国秦汉选择数术文献神煞研究——以日书为中心》(55)，对日书中的神煞做了有益的探讨。文末附有“神煞运行简表”，很便于对照使用。 日书的使用者为社会基层民众，反映了古代民众一般信仰。早期研究者利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秦的宗教信仰，并试图将秦代宗教信仰与殷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东周时期秦地与楚地的民间信仰加以区别。台湾学者蒲慕州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并非仅限于秦人的宗教信仰，而是当时普遍于下层社会民众间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蒲氏还在日书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上古时期(先秦秦汉)的民间信仰，著有《追寻一己之福》的专书，认为《日书》所反映的民间宗教信仰关注个人福祉，不涉及公共事务和价值判断(56)。这一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美国学者夏德安(Donald Happer)对九店楚简《日书》“告武夷”、放马滩秦简中的“志怪故事”和周家台秦简《日书》均有深入研究，他的研究将日书等数术所反映的宗教信仰与早期道教联系起来考察，视角新颖独特。他还在夏含夷等人编著的《剑桥中国先秦史》一书中撰有专章，利用《日书》等资料系统考察战国时期宗教信仰和神秘思想，将《日书》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称之为“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成绩斐然(57)。 在《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习俗方面，学者的研究包括择吉习俗、居住习俗、出行礼俗等方面。王子今撰写《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多引证民族学材料，阐发《日书》所反映的民间文化习俗，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在一般通论性的著作中，亦多引用《日书》材料，论证战国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习俗(58)。 2017年，由夏德安和马克主编的《早期中国的命书与大众文化：战国秦汉日书抄本》一书出版(59)。该书虽然以“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为题，但不仅限于此。全书共分11章，第1章由法国学者杜德兰(Alain Thote)执笔，介绍日书发现的考古学背景。第2章由刘乐贤撰写，讨论日书的性质和特征。他将所有的已知日书材料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典型日书，包括九店、放马滩、睡虎地和孔家坡；二是日书类文献，如岳山、周家台、尹湾等；三是西北屯戍遗址所发现的日书残简；四是尚未公开出版的日书材料，如北大藏简、虎溪山等。通过对4种典型日书的分析，刘乐贤总结日书的四个主要特征：(1)日书的主要内容是择日，但不限于择日；(2)日书文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3)人们希望日书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南，对国家大事和军事事务几乎没有兴趣；(4)日书基于历书中日、月、时的关联性来确定好日子和不好的日子。第3章是夏德安撰写的“抄本文化和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日书”，讨论日书的作者、日书抄本的形式和功能以及日书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认为日书的制作者、使用者和适用对象均为社区一般民众尤其是地方官员，而非特殊的专门家(“日者”)。在形塑战国秦汉时期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日书发挥着重要作用。第4章是马克撰写的“日书择日和预测的理论与实践”，他将日书的内容分为个人生活、生命历程、官场事务、家庭以及文化与社会，分门别类做统计数据和索引，饶多趣味；他还重点考察了日书中的神煞和各种图式及其运用，揭示日书的择日的基本原理，贡献良多。第5章是晏昌贵撰写的“日书中的鬼神”，认为在早期择日术中，鬼神是作为择日的背景和依据而出现的，随着五行观念的盛行，鬼神逐渐演变为神煞。第6章李零介绍子弹库帛书，在此基础上，他将选择书分为三类：一式法，二时令，三日书，认为日书写本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日书是不同社会阶层人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册或实用指南；第二，日书的内容最好被描述为杂记，信息的组合从一个手稿到另一个手稿各不相同。以下各章分别介绍秦汉时期的历法(Christopher Cullen)、日书的宗教背景(Marianne Bujard)、帝国晚期和现代中国的日书遗产(Richard Smith)、中世纪欧洲的择日术(László Sándor Chardonnens)和古巴比伦历术与择日(Alasdair Livingstone)。这是目前英语世界第一部以日书为研究对象的综论，中西比较，讨论具体深入，意义深远。 (四)卜筮 目前所见的龟卜书只有上博所藏的《卜书》一种，今存完简4枚，残简6枚，完简有标记简序的数目字，残简失去编号，但最后一简有黑方块，是全篇结束的标志。简文内容包括四位古龟卜家的话，内容涉及卜居处和卜问国事，一般是先讲兆象、兆色、兆名，然后再讲吉凶悔咎。目前以《卜书》为专题的研究似乎并不多，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文字释读上。 出土简牍中的易占类书籍有二种，分别是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和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归藏》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共有残简394枚，总计4000余字，目前只公布了部分释文，经多位学者考证，发现文句多与传本《归藏》佚文相合，实为《归藏》的古抄本(60)。关于年代，一种观点认为秦简《归藏》非殷商时期的《归藏》，秦简《归藏》应成书于《周易》之后(61)。另一种观点认为秦简《归藏》虽非殷商《归藏》的原貌和全貌，但是大部分材料抄写自殷商《归藏》，可以看做商时的占卜之书(62)。此外，学者还讨论了秦简《归藏》与今本《归藏》的异同，秦简《归藏》与《周易》的比较，《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63)。 阜阳汉简是现存早期《周易》本子之一，最大特点，是在卦下附有占辞，所占事项多见于《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所卜杂占卦体及命兆之辞中，如卜病者、卜系者、卜居官之类，可见它是一种数术易，而非儒家经典，还有学者认为这类卜辞应源于《日书》(64)。 清华简《筮法》是清华大学2008年7月从香港收藏的战国竹简中的一篇。据整理者介绍，《筮法》保存良好，没有明显缺损，全篇文字分栏书写，有插图和表格，犹如一幅帛书。简文详细记述了占筮的原理和方法，包含大量以数字卦表现的占例。数字卦的形式与天星观、包山、葛陵等楚简的实际占筮记录所见一致。《筮法》把常见的占问事项分为十七类，称为“十七命”，在简文中都有对应的专节，各附数字卦占例。学术界对《筮法》的研究涉及《筮法》性质及其源流，《筮法》所载的成卦法及解卦法，“卦位图”与《说卦》所载方位差异的思想内涵，《筮法》篇与数字卦的关系，《筮法》与《归藏》的关系等诸多方面(65)。 《荆决》是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一批西汉竹简中的一篇，共有竹简39枚，有墨书的书题，全篇由“序言”和10余条“占辞”构成。据整理者介绍，这是一种运用算筹成卦的筮占书，主要是讲楚地的一种筮法。它是以30根小棍，横竖相近，以成卦象，疑即古书所说流行于楚地的“莛篿”。《荆决》图版和释文公布后，有学者讨论了《荆决》与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管公明卜要诀》的关系(66)。 (五)杂占 《汉志》数术略“杂占”类收书18种，可分为占梦书、相衣器书、占嚏占耳鸣书、解除书、祷祠书、农事占等六组。杂占之中，以梦占最为重要，所谓“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一批记载梦象和占语的竹简，自题为《梦书》，共有48枚简，分两种形式抄写：一种是不分栏抄写的，内容是用阴阳五行学说所进行的梦占理论阐释；另一种是分两栏抄写的，主要记载梦象和占语。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占梦文献。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文本整理、占梦理论、梦占与楚卜筮简之关系、梦的信仰习俗等方面(67)。 2009年初，北京大学入藏一批西汉竹简，其中有一篇《雨书》，约65枚竹简，有墨书的书题，无图。陈苏镇率先将全篇分为“雨”、“星(晴)”、“候风雨”、“候”、“霁”、“雷”等章节，并重点讨论了“二十八宿纪日”的现象(68)。方勇、张传官、王挺斌分别探讨了《雨书》字词释读等相关问题，高一致对《雨书》进行总结汇释，并从结构和分章、简序调整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较为系统全面(69)。 除北大汉简《雨书》外，其他秦简中也发现有占雨的简文，如放马滩秦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尹湾汉简《六甲雨占》等，这一类与农事有关的实用知识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杂占术还有马王堆《木人占》和《太一避兵图》(又名《太一祝图》)，各种博局以及最近发现的海昏侯墓所出六博棋谱(70)，这里就不一一列罗了。 (六)形法 “形法”是《汉志》“数术略”最后一种，也是收书最少的一类，仅有《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计六种。班固序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前三种书是根据地形地势，建立城郭室舍，颇类似后世的阳宅风水术；后三种书是“相”人、六畜和器物，“形”即是相度的意思。 出土简帛中，“形法”类书籍也有一些发现，但数量不是很多，如马王堆帛书《相马经》、银雀山汉简《相狗方》、阜阳双古堆汉简《相狗》、敦煌悬泉置汉简《相马经》、敦煌汉简《相马法》以及居延破城子汉简《相宝剑刀》等。此外，九店楚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相宅篇”，从内容看，也应属于相地之术。 马王堆《相马经》是用很规整的汉隶抄写在一副宽48厘米的整帛上，全文共77行，约5000字，内容讲相马眼及周围部位的内容，是早期相术的一个片段。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谢成侠从时代背景与来历、帛书内容分析认为这部关于古代相马的帛书，是汉朝初期承袭前代相马诸家之说的一部著作的抄本。赵逵夫有系列文章，讨论帛书的结构和内容，认为《相马经》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经文开头的“大光破章”便是篇名，因此可称为《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其他学者亦有相关论述。入21世纪后，余欣综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敦煌悬泉汉简、藏经洞文献以及出土文物和壁画中有关相马的新材料，证之以《齐民要术》等传世文献，对汉唐间相马术的源流做了有益探讨(71)。 银雀山汉简《相狗方》主要是通过观察狗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姿势鉴别狗的优劣，涉及狗的头、眼、嘴、颈、肩等部位和起卧姿势，可以占测狗的奔跑速度和等级。高一致曾对《相狗方》做过汇释和专门研究，认为至少包括“相狗”、“相成狗”、“相狗生未过三日”三种不同相法(72)。 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出土于破城子遗址第四十探方，全册共出六简，主要讲述相善剑与弊剑的具体标准，区别好剑和坏剑的关键在于剑之“身”、“推处”、“黑坚”、“白坚”等部分是否界限明显，位置得当以及剑的星、文形状等，而且简文还提到“刀与剑”同等，因此该篇内容也应适用于相刀(73)。简文公布后，有学者从文本内容、相剑技术等方面进行过有益探讨研究(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