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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 , 指出 :在唐代前期 , 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 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 , 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 , 出现台谏官“内供奉” , 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 , “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 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 , 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 , 出现宣徽供奉官 , 属加衔性质 , 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 ,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关键词：供奉官; 内供奉; 宣徽供奉官; 唐代, 供奉官是中书、门下两省官的统称,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谓:“两省自侍中、中书令已下, 尽名供奉官。”但唐人所谓供奉官有时还包括御史台官。唐高宗时, 出现“内供奉”名目, 用以位置法定名额之外所置台谏官。晚唐又有“宣徽供奉官”以处宦官。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专有官名, 转由士人担任。 供奉官内涵的变化, 正所谓“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1者, 宋、元学者如高承 (2) 、胡三省 (3) 诸人已不能明其原委。现代学者间有论及供奉官者, 于其内涵之演变亦未深究。2方密之所谓“考究之门虽卑, 必……待征乃决”, 又云考究之事“至难而易漏”3, 笔者谨就读书所见, 缀零拾散, 考证供奉官内涵之演变, 就正于方家。 一 唐代供奉官最常见的含义是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已如上引《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大唐六典 (6) 则提供了一个包括御史台官的供奉官名单其书卷二载 供奉官, 谓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 左右补缺、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大唐六典》成书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738年) , 用语应当是官方和正式的。宪宗元和六年 (公元811年) 十月, 御史中丞窦易直上书讨论百官拜见初任仆射的礼仪, 中有“又谏议大夫至拾遗, 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 并为供奉官, 不合异礼”4, 同样以两省官与台官同为供奉官。 但是, 在唐人的观念中, 供奉官有时又不包括御史台官。《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载: (造为御史中丞) 尝遇左补缺李虞于街, 怒其不避, 捕祗承人决脊十下, 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 供奉官街中, 除宰相外, 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 凌陛下侍臣, 恣行胸臆, 曾无畏忌。……遗、补官秩虽卑, 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 法吏也。” 舒元褒的上疏中还提到了与温造发生冲突的其他供奉官, 如中书舍人李虞仲、知制诰崔咸, 在舒元褒看来, 供奉官与台官显然并非一体。唐文宗对舒元褒的答复同样以供奉官和台官为两个并列的群体, 敕云: ……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 听先后而行, 道途即祗揖而过, 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 少相辟避, 勿言冲突。 那么, 台官究竟是否属于供奉官呢?笔者以为, 狭义的供奉官专指两省官, 广义的供奉官则包括台官。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是指两省官;与供奉官相对应的概念是以尚书省为首包括六部、一台、九寺、五监在内的外朝官。供奉官概念的提出表明, 唐人明确认识到中书、门下两省和尚书省的区别。 首先, 从渊源上讲, 唐代以前, 尚书省已成为宰相机构, 而中书、门下两省俱处宫城内省, 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5其次, 从职能上讲, 唐代的两省长官已发展成为宰相, 中书省的草诏职能、门下省的省署诏书职能进一步凸出, 以此为标志, 确立了两省参与国家政务决策的重要地位。但是, 担任上述草诏、省署诏书职能的官员并非两省官员的全体, 此外的两省官员, 按职能又可分为谏官、文史侍从官、殿廷服务官三类。谏官无具体职掌, 专司言职, 备顾问应对, 包括左右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文史侍从官包括弘文、史馆、集贤三馆学士、起居郎、起居舍人等, 其职责是记录皇帝活动, 为皇帝提供文史方面的咨询服务以促进皇帝的个人修养殿廷服务类的官员包括城门郎符宝郎通事舍人等。6上述三类官员不接触实际政务, 其直接、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皇帝本人, 具有十足的侍从性质。与直接处理行政事务的尚书省官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第三, 从地理位置上讲, 两省又称“北省”, 省衙设在宫城内, 中书、门下外省亦是皇城中位置最北、离宫城最近的衙门之一;尚书省又称“南省”, 省衙在远离皇帝的皇城中。7一近一远, 亲疏自别。 御史台官与上述两省官、尚书省官都有所不同。台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整肃朝会秩序, 纠弹失仪;殿中侍御史兼知“宫门内事”8, 御史台在宫城中保留有衙署, 从这一点看, 台官类似于两省官, 可以称为供奉官。但台官最重要的职能在于司风宪, “察官邪”。同前代相比, 唐代御史台规模不断扩大, 功能从参与刑狱审判到监察地方政治, 从管理仓库出纳到维护京畿治安, 逐渐扩展到行政领域。9从这一点看, 御史台又有类于尚书省, 与供奉官大不相同。因此, 从本质上看, 台官不属供奉官。 “内供奉”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事物纪原》引《则天实录》云“如意元年 (公元692年) 置内供奉官”。台谏内供奉的大量出现是在武则天掌权时期。武则天为加强君主集权, 广张耳目, 新置低品级谏官补缺、拾遗;10分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 将台官人数扩大一倍;11又设内供奉名目;要在不次用人、奖拔亲信, 以打击异己。唐代中期以后, 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 政务繁杂, 官僚机构膨胀, 管理国家的难度增加, 皇帝需要更多、更方便的信息渠道以加强对官僚的控制。武则天广张耳目的作法恰好适应这种需要, 因此武则天时期增设台谏官的措置大部分得以发展和保留, 台谏内供奉是其中之一。据笔者所见, 台谏内供奉名目计有: 1. 谏议大夫内供奉, 大历七年 (公元772年) 以前置。 (7) 2. 左右补缺、左右拾遗内供奉, 开元中置。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注云:“大历四年 (公元769年) , 补缺、拾遗, 各置内供奉两员。”但唐玄宗时的制敕中就已经出现“右拾遗内供奉”名目。12又《册府元龟》卷五二三《谏诤部·总序》载:“开元定制, 左右补缺、拾遗各二员, 复有内供奉各一员。” 3.御史中丞内供奉, 以一员为额, 圣历 (公元697—700年) 中置, 寻省;先天 (公元712—713年) 中, 复增置。 (1) 4. 侍御史内供奉, 长安二年 (公元702年) 置, 二员。 (2) 5. 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三员, 不详何时所置。 (3) 台谏内供奉属员外置官, 不占正缺, 与正员官职事相同, 待遇有差。《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内供奉”注云: 侍御史内供奉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监察御史里行, 其制并同, 皆无职田、庶仆。台例:占缺者得职田、庶仆;无缺可占, 则岁两时请地子于太仓, 每月受俸及庶仆于太府。 内供奉可转为正员官, 是为升迁。如唐代宗时的台官元巽、蒋将明等都有从内供奉转正的履历。常衮所撰《授元巽侍御史制》云: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元巽“持法奉公, 积劳既深, 令闻斯洽。宜从职员之正, 式光风宪之选, 可侍御史, 散官如故。”13 唐肃宗至德 (公元756—758年) 以后, 台官内供奉多用作“诸道使府参佐”的加衔。《通典》卷二四《职官六》注载: 自至德以来, 诸道使府参佐, 多以省郎及御史为之, 谓之外台, 则皆检校、里行及内供奉, 或兼或摄。 五代时, 州县官带宪衔十分普遍。后唐明宗时有敕云:“州县官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监察御史里行及省衔者, 皆非正秩。” (5) 笔者以为:台谏内供奉之“内供奉”, 是员外官的别称, 其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是唐人的习惯用法。类似的用法可见于唐代墓志, 如《大唐故吏部常选内供奉竹府君墓志铭并序》14, 墓主人竹敬敬死于开元二十五年 (公元737年) , 一生“洗冥负俗, 栖遑宦游”, 未担任过任何官职, 墓志称其为“吏部常选内供奉”, 用语较为委婉。再如, 死于开元十五年 (公元727年) 的宋庄是一名普通的“长上”士兵, 因功得到“左领军卫匡道府折冲 (都尉) ”的虚衔, “仍长上内供奉”15。台谏内供奉的“内”字, 与宦官无涉。胡三省谓宦者谓之内供奉 (8) 盖属望文生义有失深察 (9) 二 宦官所任供奉官的正式名目并非“内供奉官”, 而是“宣徽供奉官”。据王永平考证, 宣徽使的出现至迟不会晚于代宗 (公元762—779年) 年间。16这个结论,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宣徽供奉官出现的时间的下限。其上限, 笔者以为, 供奉官开始用以指称宦官当起于唐玄宗之后。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738年) 成书的《大唐六典》述宦官职掌, 无一处使用“供奉”, 该书卷一二载: 内侍之职, 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制令, 总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五局之官属。内常侍为之贰。 用“侍奉”而不用“供奉”, 体现了《大唐六典》用语的严密和讲究, 由此可以推知, 直至玄宗时期, 在官方、正式的场合, “供奉官”这一称呼还没有加在宦官头上。然“玄宗尊重宫闱”, 宦官地位从此大为提高, 此期宦官职掌中出现“殿头供奉”名目, 与监军、入番、教坊、功德主当等皆为宦官“委任之务” (2) 。 与《大唐六典》用语的严密形成对照的是:《通典》在叙述内侍职掌时, 使用了“供奉”一词。《通典》卷二七《职官九》载“有内侍四人”, 其下自注云:“掌知宫内供奉, 中宫驾出则夹引, 总判局事。”《大唐六典》和《通典》在“供奉”用语上的差异, 透露出一个事实:宦官正在逐步取得“供奉官”的称号。杜佑生活于中唐, 于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拜相, 贞元 (公元785—805年) 之后, 正当宦官“威权日炽, 兰  将臣, 率皆子蓄;藩方戎帅, 必以赂成;万机之与夺任情, 九重之废立由己”17。在这种情况下, 将原属两省官员的专称奉送给宦官, 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况且, 宦官确实侍奉在皇帝身边, 用“供奉”一词, 虽事涉阿媚, 却还尚属贴切。 王永平认为供奉官是宣徽院的“具体办事的服务人员”、“具有临时差遣的性质”, 此说可商榷。笔者以为:宣徽供奉官是宦官的加衔, 其特点恰恰是职任不具体。仇士良“八加供奉”, 均是以它官兼供奉, 据《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18载, 元和初, 仇士良首加供奉官时的本官为掖庭局宫教博士;至元和十一年 (公元816年) , 仇士良从平卢监军任上征还, 则是以内[常]侍19为宣徽供奉官;五年之后, 仇已官至右监门卫将军仍然担任着宣徽供奉官因此唐人多云加供奉官或以某官充宣徽供奉官 以区别于本官之言“授”20。明乎供奉官是加衔的性质, 我们才能理解下述事实: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朗传》载: 复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驺导驰去,朗以闻。宣宗诘敬寔,自言供奉官 不避道,帝曰:“传我命则绝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大中十年 (公元856年) 条也记载了上述事件: 内园使李敬寔遇郑朗不避马, 朗奏之, 上责敬寔, 对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衔敕命, 横绝可也;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 李敬寔职任内园使, 而自称供奉官, 如果不了解供奉官的加衔性质, 就很容易将供奉官误解为所有宦官或所有供职于宣徽者的统称。据1982年12月出土的《李敬寔墓志》载: 旋命充宣徽鹰鹞使, 加供奉官, 出入肘腋, 日侍天颜, 言无不从, 事无不可, 偏承渥泽, 顾遇日深。至 (大中) 十一年正月, 加紫绶金章……至冬初, 除内园栽接使。 (2) 供奉官加衔在当时可能被称为“职”, 《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载: 明年, 诏征, 又以内[常]侍依前宣徽供奉官。吴寇据淮, 天兵在野, 逗留不进, 沮败为忧, 拣求使臣往谕中旨, 遂命公以本官及职充淮西行营宣慰使。至则大布皇泽, 益励军威, 四远瞻风, 万夫振气, 而又尽得机要。既还, 奏闻, 竟至成功, 斯为显效。 仇士良以“本官及职”充淮西行营宣慰使, 按上下文, 本官系指内常侍, 淮西行营宣慰使是其差遣, 职当指宣徽供奉官。倘此推测不谬, 则我们对晚唐以来官职差遣分离的认识又增加了一条材料。 原属两省官统称、地亲位重的供奉官, 在中晚唐时下移为宦官的加官, 是宦官地位提高的必然产物。宣徽供奉官出现之后, 宦官并没有专擅供奉官之名, 两省官仍然保有供奉官的统称, 文官不耻于与阉寺同名, 中晚唐宦官势力之盛由此可见。宣徽供奉官是加官, 获得供奉官加衔者得“出入肘腋, 日侍天颜”21。《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用“侍娱游, 则三领五坊;承顾问, 则八加供奉”来总结仇士良的一生。《唐故内庄宅使刘公墓志铭》亦云“亲承顾问, 莫厚于宣徽;荣耀服章, 无加于紫绶”22。可见供奉官的职责是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宣传敕命获得供奉官加衔意味着成为皇帝的亲信宣徽供奉官的上述特质将被五代供奉官所继承, 只不过, 保有供奉官名称者已由宦官变成武人。 三 至五代, 供奉官由加衔演变为专有官名, 担任供奉官者为武人而非宦官。在五代的历史舞台上, 供奉官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 在许多棘手的突发事件中, 都有供奉官的活动。 (1) 试举下例: 其一、《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纪二》太祖开平四年 (公元910年) 载:“上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魏博兵三千屯深、冀。” 其二、《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后晋天福六年 (公元941年) 春正月, “丙寅, 帝遣供奉官张澄将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者, 逐之使还故土”。 其三、《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载:“天福八年 (公元943年) 十二月乙巳朔, 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押兵士屯于郓州, 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 自河阴至海口, 分擘地分巡检, 以青州节度使杨光远谋叛故也。” 其四、《资治通鉴》卷二八九, 后汉隐帝乾三年 (公元950年) 十一月丙子条载:“弘肇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尤厚, 邠等死, 帝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诣澶州及邺都, 令镇宁军节度使李洪义杀殷。” 其五、《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后周太祖纪四》载:“广顺三年 (公元953年) 九月丁酉, 深州上言:`乐寿县兵马都监杜延熙为戍兵所害。'先是, 齐州保宁郡兵士屯于乐寿, 都头刘彦章等杀延熙为乱。时郑州开道指挥使张万友亦屯于乐寿, 然不与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马谔省其事, 谔乃与万友擒彦章等十三人斩之, 余众奔齐州。”在上引材料中, 供奉官或出纳密命, 或领兵平叛, 或出外巡检。供奉官于事发之际, 临时受命, 代表中央到地方处理突发事件;事毕, 责任也随之而卸除。用供奉官出使是皇帝加强对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五代“五十三年之间, 易五姓十三君”23, 频繁的朝代更替将君权神授的神话无情打碎, 天子的尊严荡然无存。皇帝, 从本质上说, 只是众多拥兵自重的藩镇中的一员,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靠武力优势实现。供奉官作为皇帝的私人, 频频出使, 扩大了皇帝的势力范围。 但是, 出使只是供奉官的差遣, 而非供奉官的常规职司。据《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24, 郭守文于后周广顺元年 (公元951年) 补左班殿直, 历周入宋, 迁西头供奉官, 十余年间, “待之虽优, 用之未至”;守文“韬晦而已, 但以谨愿闻”。直至宋太祖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急需乘使车传密命之人郭守文才得以施展其使者之才“往复万里, 不逾浃辰, 敷奏闲详, 动中上旨”, 并很快得到升迁。郭守文的经历表明:在很大程度上, 能否代表皇帝出使是供奉官的个人遭际, 而不是其常规职司。那么, 供奉官的常规职司是什么呢? 《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高祖纪》载, 天福七年 (公元942年) 五月己亥, 因天气炎蒸, 中书门下奏请简省百官起居礼仪, 中有“其供奉官、殿直等, 如是当直及合于殿前排立者, 即入起居;如不当排立者, 不用每日起居”。据此, 供奉官的日常职任就是在朝会时充当仪卫。又, 宋初承五代之旧, 以供奉官位置武将子弟。宋代供奉官的职掌与五代基本相同, 可以宋制揆五代制度。据《宋史》卷一一六《礼志一九》: 垂拱殿起居, 则内侍省都知、押班, 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  门使以下, 次三班使臣, (原注:节度、观察、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 有旨令内朝起居者。) ……如传宣前殿不坐, 即宰相、枢密使、文明殿学士、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内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医官、待诏等同班入;…… 宋代, “皇帝日御垂拱殿”, 那么, 供奉官最主要的职役其实就是每日赴垂拱殿起居, 充当皇帝的侍臣, 供奉殿廷, 以备驱使。 综上所述, 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从宦官的加官到皇帝的武官侍从, 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下面试从供奉官的人员构成入手分析变化的原因。五代供奉官主要由以下人员担任:皇帝潜邸旧人中地位不高的亲信、皇亲国戚、官员的子弟戚属等。 (1) 与皇帝有潜邸旧恩者可能是供奉官的最早的来源。五代历朝的开国皇帝多以藩镇起家, 当他们还是节度使时, 身边自然拥有一批给使杂役之人。这些人不是国家命官, 只对节帅本人效忠;他们和节帅之间的关系, 有类君臣, 更似主仆。当节帅在混战中脱颍而出, 为自己戴上堂皇的帝冠, 他身边的给使杂役之人也当然地升格为国家的命官。而供奉官在历史上曾经是尊贵的两省官类称, 又曾是显赫的宦官的加衔, 且职司不具体, 选任无成规, 用以位置地位较低的亲信, 确是极好的名目。继世为君的皇帝继承这种传统, 以供奉官来安置自己的亲信。《宋史》卷二六〇《曹翰传》的记载典型地体现了皇帝和供奉官之间关系的实质。传载: 曹翰, 大名人。少为郡小吏, 好使气陵人, 不为乡里所誉。乾初, 周太祖镇邺, 与语奇之, 以隶世宗帐下。世宗镇澶渊, 署为牙校, 入尹开封, 留翰在镇。会太祖寝疾, 翰不俟召, 归见世宗, 密谓曰:“主上不豫, 王为冢嗣, 不侍医药而决事于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属翰总决及世宗即位补供奉官从 征高平, 参豫谋画。 周太祖于曹翰, 有知遇之恩;太祖以曹翰隶世宗帐下, 颇似以忠心的家奴服事少主;而曹翰对世宗, 称得上是竭尽忠心。如果《宋史》记载没有夸大事实, 那么, 曹翰当属世宗重要的佐命功臣。但是, 曹翰本来地位很低, 只是帐下之吏, 故世宗即位之后, 仅处曹翰以供奉官之位。节度使的亲信上升为皇帝身边的供奉官, 可视为节度使—衙属关系的朝廷化。 皇帝的亲信担任供奉官, 必然令供奉官身价大增, 从而吸引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的亲属。后晋时, 官员可以荫子为供奉官。如《宋史》卷二五五《康延泽传》:“父福, 晋护国军节度兼侍中。延泽, 天福中, 以荫补供奉官。”将供奉官用于恩荫, 是对唐代恩荫制度的改革, 其实质则类似于节度使辟署牙职。唐代所建立的恩荫制度, 要求官僚子弟通过在三卫中服役或通过学校考试入仕, 入仕周期长;至五代, 事异时移, 对于握有实权的武官子弟来说, 传统的恩荫方式已经失去吸引力, 担任牙职成了武官子弟步入仕途的最常见也是最实惠有效的途径。节度使自辟子弟为牙职, 成为中央和藩镇之间的一种政治默契;甚至中央派出节度使的同时, 也委派其子弟为牙职, 以示荣宠。例如:《资治通鉴》卷二八九载:后汉隐帝乾三年 (公元950年) 四月壬午, 制以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 枢密使如故。十天之后, 壬辰日, 以左监门卫将军、郭威的养子郭荣 (即周世宗柴荣) 为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胡注:“汉以郭荣遥领刺史, 而其职则天雄牙将也。” 供奉官在皇帝身边执役, 与皇帝关系近密, 易于得到提拔, 这对于注重实惠的武官来说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 在官员子弟任供奉官的情形下, 皇帝和供奉官的关系在形式上是亲近的;在实际上, 供奉官能否得到皇帝的亲信和重用, 则要取决于供奉官个人的才能、运气等因素。前引《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守文墓志铭》中, 郭守文的经历就是一证。 从作为两省官统称的供奉官, 到宣徽供奉官, 再到五代的供奉官, 供奉官内涵的演变看似突兀, 其实连贯, 贯穿这一演变过程的核心是中晚唐以来政治权力的转移———宦官代替了文官, 又被武人戮而代之。 参考文献 []《大唐六典》 , 三秦出版社影印日本广池本。 《通雅·凡例》 , 清康熙姚文燮浮山此藏轩刻本 , 中国书店影印 , 1 990年 2月第 1版。 〔日〕友永植 :《唐·五代三班使臣考》 , 载《宋代的社会与文化》 , 日本汲古书院昭和五十八年第 1版。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 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条胡注 , 中华书局校点本。 《事物纪原》卷六 ,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马端临 :《文献通考·自序》 , 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祝总斌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 8章《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门下》、第 9章《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中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90年版。 《唐会要》卷五七 , 中华书局本 孙逖 :《授杨齐宣左补缺制》 , 《全唐文》卷三○八。杨齐宣系由“右拾遗内供奉”迁“左补缺” ;据《旧唐书》卷一九○中《孙逖传》 , 孙逖于开元二十四年拜中书舍人 , 至天宝五载 , 前后掌制八年。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注云 :“大历七年二月 , 其四员外 , 内供奉不得过正员数” , 则在大历七年以前 , 就已经出现谏议大夫内供奉。 《全唐文》卷九六《改元光宅赦文》 ,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日〕平冈武夫 :《长安与洛阳》图版一二《长安皇城图》、一三《长安宫城图》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 95 7年版。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 , 中华书局校点本 宋初犹有台谏内供奉 , 《金石萃编》卷二一六《赠梦英诗碑》有“中大夫、行右补缺内供奉、柱国苏德祥” , 经训堂本。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 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条胡注。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四二《大唐故游击将军左领军卫京兆府折冲都尉长上内供奉宋公墓志并序》。 周绍良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六○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92年版。 《全唐文》卷一一○ , 《带台省职州县官及得十六考者并依出选门例处分敕》。 《全唐文》卷四一一。同卷还有《授李?侍御史知杂事制》、《授蒋将明侍御史制》、《授崔益侍御史制》、《授孙会侍御史制》 , 可参看。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册府元龟》卷五一二《宪官部·总序》 ;《唐会要》卷六○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册府元龟》卷五一二《宪官部·总序》 , 中华书局本 原文为“内侍” , 按 , 据该《神道碑》 , 士良元和十年升任内侍省内常侍 , 太和六年始真拜内侍 , 此时官职应为内常侍 , 而非内侍。 郑薰 :《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 , 《文苑英华》卷九三二 , 中华书局本。 《旧唐书》卷一八六《宦官传·总序》。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高力士传》 , 中华书局校点本 , 其他正史同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 []王永平 :《论唐代宣徽使》 , 《中国史研究》 1 995年第 1期 刘瞻 :《唐故内庄宅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监门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并序》 , 《全唐文》卷七四七。 []关双喜 :《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墓志》 , 《考古与文物》 1 985年第 6期。 关双喜 :《西安东效出土李敬?墓志》 , 《考古与文物》 1 985年第 6期。 如《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四八《唐故太原郡王府君墓志之铭》 :“遂拜殿前高品 , 旋加宣徽供奉官。”又《唐故内坊典内许遂忠墓志》 :“洎宪宗临御 , 特加朱绶 , 迁登仕郎、内府局丞 , 充宣徽供奉官。” (李域铮 :《西安东郊出土唐许遂忠墓志》 , 《考古与文物》 1 986年第 6期 ) 王禹? :《小畜集》卷二八 , 四部丛刊本。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本论》 ,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将三班使臣的活动细分为七类 , 可参看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将三班使臣的来源分为五类 :皇帝登极以前的亲信臣僚、与皇帝有姻戚关系者、皇帝亲信臣僚的亲朋故旧、“死事之臣”的子弟、靠父荫入仕者 ;可以参看 注释 1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2 《事物纪原》卷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3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条胡注, 中华书局校点本。 4 [日]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 载《宋代的社会与文化》, 日本汲古书院昭和五十八年第1版。 5 《通雅·凡例》, 清康熙姚文燮浮山此藏轩刻本, 中国书店影印, 1990年2月第1版。 6 《大唐六典》, 三秦出版社影印日本广池本。 7 (1) 《唐会要》卷五七, 中华书局本。 8 (2)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8章《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门下》、第9章《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中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1)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 中华书局校点本。 10 (2) [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图版一二《长安皇城图》、一三《长安宫城图》, 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1 (3)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12 (4)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13 (5)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 14 (6) 《全唐文》卷九六《改元光宅赦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5 (7)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注云:“大历七年二月, 其四员外, 内供奉不得过正员数”, 则在大历七年以前, 就已经出现谏议大夫内供奉。 16 (8) 孙逖:《授杨齐宣左补缺制》, 《全唐文》卷三★八。杨齐宣系由“右拾遗内供奉”迁“左补缺”;据《旧唐书》卷一九★中《孙逖传》, 孙逖于开元二十四年拜中书舍人, 至天宝五载, 前后掌制八年。 17 (1) 《册府元龟》卷五一二《宪官部·总序》, 中华书局本。 18 (2) 《册府元龟》卷五一二《宪官部·总序》;《唐会要》卷六★;《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19 (3)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20 (4) 《全唐文》卷四一一。同卷还有《授李侍御史知杂事制》、《授蒋将明侍御史制》、《授崔益侍御史制》、《授孙会侍御史制》, 可参看。 21 (5) 《全唐文》卷一一★, 《带台省职州县官及得十六考者并依出选门例处分敕》。 22 (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3 (7)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四二《大唐故游击将军左领军卫京兆府折冲都尉长上内供奉宋公墓志并序》。 24 (8)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条胡注。 25 (9) 宋初犹有台谏内供奉, 《金石萃编》卷二一六《赠梦英诗碑》有“中大夫、行右补缺内供奉、柱国苏德祥”, 经训堂本。 26 (1) 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 《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7 (2)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高力士传》, 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他正史同;《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 28 (3) 《旧唐书》卷一八六《宦官传·总序》。 29 (4) 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 《文苑英华》卷九三二, 中华书局本。 30 (5) 原文为“内侍”, 按, 据该《神道碑》, 士良元和十年升任内侍省内常侍, 太和六年始真拜内侍, 此时官职应为内常侍, 而非内侍。 31 (1) 如《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四八《唐故太原郡王府君墓志之铭》:“遂拜殿前高品, 旋加宣徽供奉官。”又《唐故内坊典内许遂忠墓志》:“洎宪宗临御, 特加朱绶, 迁登仕郎、内府局丞, 充宣徽供奉官。” (李域铮:《西安东郊出土唐许遂忠墓志》, 《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32 (2) 关双喜:《西安东效出土李敬墓志》, 《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3 (2) 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墓志》, 《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4 (3) 刘瞻:《唐故内庄宅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监门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并序》, 《全唐文》卷七四七。 35 (1)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将三班使臣的活动细分为七类, 可参看。 36 (2)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本论》,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3) 王禹:《小畜集》卷二八, 四部丛刊本。 38 (1)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将三班使臣的来源分为五类:皇帝登极以前的亲信臣僚、与皇帝有姻戚关系者、皇帝亲信臣僚的亲朋故旧、“死事之臣”的子弟、靠父荫入仕者;可以参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