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理论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旨在加强历史理论研究，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中国通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外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九个研究室，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和长时段研究。为便于大家及时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加快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历史理论研究所拟按照九个学科（研究室）的设置，逐年就历史理论领域的研究状况写一综述，包括就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评析。因时间仓促，2019年度综述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学科，不面面俱到；作为首篇综述，稚嫩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通过不断摸索，大家群策群力，把这项工作越做越好。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这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最根本的遵循，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南。 《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推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笔谈，邀请历史学工作者根据贺信精神畅谈对历史研究的看法。史学界在认真学习贺信精神的同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新的春天已经到来，并展望了新时代的史学研究方向。如张海鹏认为，要集中精力探讨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组织力量编写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奠基性史学著作，同时把培养史学思想家提上日程。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强调：“真正的史学研究必须有思想、有灵魂、有立场，照抄照搬、拾人牙慧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只有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中国的话语阐释人类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对话和交流。”他还指出：“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高希中认为应该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中挖掘和提炼中国自身的历史思想、历史理论和历史智慧，展现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思想根源和精神气韵。这不仅能够推动当今历史研究的发展，而且能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智慧，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文化的借鉴。姜华有认为，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看待历史,正确评价历史，善于借鉴历史。学习掌握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对于树立历史眼光，借鉴历史经验，化解当今国家治理中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也存在较大争议，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于沛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思想等。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引着中国历史科学的现实和未来。新中国历史学迈出的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开始的。”他还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做了分析，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在19世纪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和这一新的世界观的阐发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内容，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张玉翠总结了国内学界近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指出：“有的学者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作为对抗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学说冲击的堡垒；有的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进程；还有的从理论运用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的依据。” 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然要结合中国历史状况加以考察，故格外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瞿林东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反思、新前景等角度讨论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跨越，认为新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于沛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后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指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历史理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亦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实践，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张艳国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后指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标志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总体上看，百年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成就最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卜宪群则总结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史学工作者自觉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体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等问题上，取得突出成就，也留下一些教训。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孙太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运用唯物史观长期钻研史料、与中国史实相互结合的学术集成。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就其实证性而言，是无法实现中国化的。”因此，可以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郑大华考察了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进程从开端、拓展到深化的推进，以及七七事变后要求历史研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历史要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基础上，开始向‘民族化’转向。”左玉河分析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这场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峰则指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史家，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必然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自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吴兴德考察了李大钊社会形态观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指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李大钊在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时,集中介绍和评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在此过程中,李大钊的社会形态观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周鑫考察了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侯外庐从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中所获益的，不仅仅是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知与理解,更在于思维能力与研究方式的训练，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能力的提升，也为侯外庐驾轻就熟地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徐国利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古代史学通史家风的批判性继承问题。赵庆云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一书从史家史学、理论探讨、学术活动三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相关问题。他的另一部著作《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个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切入，探讨了“十七年”间（1949—1966）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对郭沫若史学做出了评论。何刚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生命活力的生动写照。此外，2019年是白寿彝诞辰110周年，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在《史学史研究》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上发表相关纪念文章，述及白寿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初庆东对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阵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英国历史，力图恢复英国人民激进的政治传统，为英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服务，为赢得“思想领域内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懈努力。在争夺思想控制权的斗争中，历史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梁民愫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博瑟姆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认为：“罗博瑟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女性主义史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叙事范式与内涵主旨都格外突出，彰显了鲜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特征。”英国教授里格比（S.H.Rigby）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全面探讨。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史学编纂》(段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收录了八位英国史学家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的文章。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正如参加《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的学者所言：“目前历史学界很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历史研究，尚不能客观、冷静而平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很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几乎处于学术空白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断‘下沉’。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主要局限于几个重要史家的史学文本及其学术思想的梳理和评析，作为‘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则不多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