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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19年，研究者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价。陈启能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作出的划分在世界各国很少见。他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片尤其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情况，强调了史学理论对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概念的异同、大小，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认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建所方案是由中央核定的，这一所名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即认为“历史理论”概念大于“史学理论”概念。我们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必再做争论。张广智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成就，“1.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大致经历了从萌发、奠立到发展的过程，由‘自在的’初级阶段进入了‘自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2.在20世纪两次引进西方史学高潮的推动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译介、评述再到研究，其总体学术水平在不断地深入；3.西方史学史编纂的不断拓展”。 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的回归。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探讨，一般也称为历史理论。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开始衰落，被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叙述的历史哲学所取代。最近几年，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有回归趋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反思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可能。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匈牙利学者佐尔坦·西蒙（Zoltán Boldizsár Simon）2019年出版了《历史在千年未有之变革时代：21世纪的理论》一书，分析和考察了21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他认为那种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条前后连贯的时间线上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前，在环境、生态和核战争的威胁下，人类历史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如何在未来为人类的命运进行谋划就显得至关重要。邓京力等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力图从整体上揭示19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的新问题，把握其间所涉及的关键因素，并从中国史学的立场审视其对于重建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历史书写的新趋向所具有的价值意义。王晴佳则探讨了“后人类史学”问题，认为其会对历史书写及历史研究方法产生巨大冲击，并称：“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他还关注了近年颇为热门的情感史研究，指出：“情感史研究意义在于将原来被人忽视的感性的因素，重新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由此对丰富和拓展历史学的领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情感史研究者不但以历史上的情感为研究对象,也从情感、感性的角度，重新分析和描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是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主要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的变化。法国学者劳伦·奥利维尔(Laurent Olivier)和爱沙尼亚学者马利克·塔姆(Marek Tamm)共同主编了《再思历史时间》一书。该书考察了西方的历史时间体制从以未来为导向、进步和线性的时间观念，向以当下为导向的“当下主义”的转变。当下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一种历史时间体制，它不以过去为重，但对未来也缺乏足够的信念，只关注于当下。该书反思了当下主义给历史研究所带来的认识论上的变化，对当前现实政治的影响，比如民粹主义的回潮等，同时也分析了历史时间研究中的多重时间性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出版了《时间与权力：德意志政治中对历史的展望，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一书。该书是将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提出的“历史性体制”这一理论应用于具体研究的一个范例。作者以德国历史上的四个政治人物，即普鲁士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为例，分析了在德国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家是如何利用时间问题为其政治服务的。这里面既有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也有以过去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同时也有包含了多种时间意识的时间观念，这些不同的时间意识表现了政治统治所期望达到的意愿和权力，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时间问题很有助益。 2019年，全球史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关于全球史的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如全球史视野中的“中西之争”“全球史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全球史视野中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大数据技术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应用、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与现状等。关于全球史的理论探讨受到中国学者重视，什么是全球史、全球史方法如何推动民国史研究、全球史观下如何构建民族史学话语体系、思想史的“全球转向”、全球史写作中的时空结构、全球史的书写与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等问题，都有学者撰文讨论。《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19年刊登论文探讨的论题，包括“全球史中的食物”“1953—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世界历史杂志”、倡导“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全球史”等。 由此可见，中外全球史的发展都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方面不断推进和细化。《全球史杂志》提出的倡导“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全球史”，实际上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向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西方学界探索宏观历史的发展脉络的复归，强调全球史的跨学科性，是将历史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思路：“全球史所强调的人类交往，应当放在与生产的对应关系中来理解，生产和交往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总和，都构成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实际上就是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时空结合点上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而这些具体化情境则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 在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开设了《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栏，集中刊发了孟钟捷、李宏图、邓京力、吴晓群等人从研究范式、社会语境及跨文化等方面对该话题的探讨。国内学者们还从多个角度对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历史编纂与书写、史学研究转变、著名史学家等，如徐波的《传统事例史的兴衰与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转变》（《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李隆国的《外圣内王与中古早期编年史的叙述复兴》（《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邹薇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史学特点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张文涛的《论阿克顿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及李永明的《试论修昔底德的史学致用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上卷）。张一博总结了当代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向，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是如何生成的。从研究材料看,受后现代思想影响,材料进一步扩充,学者们开始发掘非传统史料中的历史意识。史学史研究不再仅研究史学名宿的经典作品,大众史家、女性史家等边缘群体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视野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促使西方学者关注非西方史学,进而将全球视野引入史学史研究之中。”此外，王华考察了太平洋史的研究发展与转向，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模式遭遇严峻挑战。两种路径在并立之中渐显交融之势,太平洋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2019年，西方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依然活跃，研究更趋深入。基于这一领域几本重要国外刊物的发文情况，有两个主题需要关注。第一，学者们更加重视政治维度的研究。《妇女史杂志》（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2019年第2期的主题是“殖民时期的亲密关系与性别化的暴力”。这一主题既是对妇女与暴力主题的持续关注，也是将其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帝国等结合，注重政治维度对妇女和性别的影响。这一研究趋势既是当前史学前沿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反映，也是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融入主流史学以及被更多史家接受的必经之路，说明它已经从妇女的史学变为以妇女和性别为视角的史学分支。这期文章共有十篇，涉及殖民时期的拉美、北美和印度，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另外，《符号：文化和社会中的妇女》（Sign: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2019年第3期的主题是“性别和全球权力的兴起”，主旨是从跨国视角阐述权力在性别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两本杂志的专刊主题虽有不同，但都是强调政治维度的研究。第二，性别与性学的研究。性史研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同性恋运动而兴起的一个史学分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学界以“性、性存在和性别”为关键字的研究开始兴盛，至今依然是学界的热点之一。《性别与历史》（Gender & History）2019年第2期的论坛主题就是“性别与性学”，目的是探究性学中的新发展方向，涉及性别史、性存在史、科学史、医学史、法律史和身体。学者们探讨了“标准”、性别角色、年纪和健康的身体等重要概念在医学背景下概念化的过程，以及性别化暴力在医学和犯罪学背景下的表现形式。这5篇文章为《导论：反思性别化的性史》《吸引的年代：年龄、性别和现代男同性恋史》《暴力的妇女：德国魏玛时期的图像证据、性别和性史》《恼人的普及：论性“科学知识”的性别化传播路径》和《“强迫体格健壮”的历史化过程：性史与同性恋残疾研究的相遇》。 国内学者对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依然有限，但推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如戴蓓芬的《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朱晓佳的《性别差异伦理学——伊丽格瑞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汤晓燕的《写意政治：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环境史研究是近年来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刘合波考察了冷战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开展跨国研究、强调环境问题与冷战态势的互动性研究、借助冷战史研究中使用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是冷战环境史学的新趋向。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冷战时期各国国防建设带来的环境变迁、战争与环境和地区局势的互动关系、中苏经济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技术推广、环境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资料发掘不够深入、过度拔高环境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钟孜则关注了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他指出“环境转型”研究是当前法国环境史学界最为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其核心目标是要回答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所发生的“环境转型”的特点、动力和历史根源问题。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氛围、法国环境史学的扎实基础、相关史料的逐步开放以及学者们的不懈反思和探索,是“环境转型”研究能够破壳而出的几个关键因素。 2019年，日本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少成果，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新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近代历史学发展历程研究、战后历史学研究、天皇制研究再探讨。在新研究视角及方法探讨方面，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一是大门正克的《立足于日常世界的历史学：新自由主义时代》（『日常世界に足場をおく歴史学:新自由主義時代のなかで』、本の泉社），作者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的学者，该书体现了其一直以来的研究思考，包含呼吁重视社会史、民众史研究的意识。二是桂岛宣弘的《以思想史读史学概论》（『思想史で読む史学概論』、文理閣），结合思想史对日本修史及史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战前的近代史学及战后的历史学研究的探讨颇为关注。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不少相关书籍，2019年出版了两部近代史家传记：《三宅雪岭》（中野目徹：『三宅雪嶺』）、《阪谷芳郎》（西尾林太郎：『阪谷芳郎』）。日本学界2019年度研究战后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如《石母田正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亚洲生产方式论争为中心》（原秀三郎述、磯前順一·磯前礼子編：『石母田正と戦後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アジア的生産様式論争を中心に』、三元社）等。在对天皇制研究的观点、理论及方法进行再探讨方面，代表性著作为宫地正人的《天皇和历史学：史学史的分析》（『天皇制と歴史学:史学史的分析から』、本の泉社）和外池昇的《天皇陵：“圣域”的历史学》（『天皇陵:「聖域」の歴史学』、講談社)等。此外，日本学者佐藤正幸的《历史认识的时空》（上海三联书店）也在国内翻译出版。 中国学界对日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注有所增加，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连续刊载几篇相关论文，涉及日本明治维新史编纂与叙述中的史观问题、二战前日本的国史研究流派及村冈典嗣思想史学。张跃斌则关注了半藤一利的昭和史叙事，指出：“半藤一利的历史认识属于中间派,其对一些右翼史观的批判,其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态度,在日本社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其避重就轻的历史反思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对日本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学界翻译出版多部欧美学界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著作，有利于国内学者了解西方的相关最新研究动态。如美国学者阿兰·梅吉尔等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恩斯特·布赖萨赫的《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海登·怀特的《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南京大学出版社）、伯纳德·贝林的《时而艺术——史学九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英国学者约翰·布罗的《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的两部著作《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中信出版社）与《灯塔工的值班室》（中信出版社）。 综上所述，2019年国内学界对历史理论的研究有了较快发展，取得较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的研究日渐走向深入的同时，存在着学院化和学理化倾向，在结合具体历史和实际来阐述、发展唯物史观理论上有待加强。二是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史学史研究远比史学理论研究发达，而且在史学理论这个研究领域中，更偏重历史学学科理论的考察，对客观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三是学界对中外史家自身的反思性研究薄弱，既有研究多着眼于史学著作、史学思潮、史家生平，对史家主体的反思性关注较少，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四是单纯就历史论历史，对现实问题不太关注；只会讲老话（唯物史观）、不会讲新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甚至是老话讲不好，新话不会讲；在“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上不够自觉主动。新时代是历史学可以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要乘势而上，努力振兴历史理论研究，科学、正确地解读历史，在全社会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智力支持；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着力彰显历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