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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反思性成果。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等问题。卓立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进程，认为其主要成就是历史认识论的理论范式。他主张走出历史认识论，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能为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提供助益。乔治忠指出，民国时期的史学家被夸饰为几近完美的学术大师，并称那样的“大师”以后不会再出现了，这种认识违背了历史事实，包含有非学术的情绪。庞卓恒认为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存在一大教训，即不从马克思原著全面理解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和原理，而是人云亦云地相信某些被认为简单明了的论断就是“规律”或“原理”，而那些“规律”或“原理”就连各派分期论者彼此之间也无法互相说服，更无法令“圈外”学者赞同，由此产生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即20世纪90年代后几乎再也见不到人们谈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期问题。 学界围绕史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其泰在论及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时强调，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加强理论创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围绕中国史学史体系构建问题，他指出，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所在，应当加强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杨艳秋认为，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我们要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由此构建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刘开军则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它从先秦酝酿，到明清时期成熟，具有鲜明特色。廉敏从古今比较视角考察了当前史学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指出：“现行若干史学概念无法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对应概念。这些问题既阻隔了中国史学的古今联系，又不利于中国史学理论走出一条反映中国事实的道路。”此外，王学典有关历史理论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思考，张涛对历史证据与理论关系的剖析，沈培建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术负面影响的分析，都富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本土化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成为中国学术界引人注意的方向性变化。对于本土化趋势的动因，郭震旦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崛起为学术本土化提供了强大动力；知识论的发展破除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为本土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撑；意识形态的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和深厚深沉的历史意识。中国历史应由中国学者自己书写，中国历史学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同呼声。马敏以现代化理论为例谈及该问题，他认为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绝不可以盲目照搬，必须实现突破和超越。第一，持续推进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第二，进一步聚焦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第三，正确理解现代化史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第四，积极面对新时代、新使命的挑战。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从中国本位出发研究历史。王学典指出,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将西方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把“中国史”从外来研究模式中搭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躯体上不合身的“西装”,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史重返故土”的历程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展开。由此可见，学界在研究中越发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积极贯彻中国本土思想，体现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观念。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陈其泰和张峰回顾中国史学史走过的70年历程，将70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十七年是史学史研究的探索与奠基阶段；1978年至1999年是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奋进阶段；2000年至2019年是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他们总结了史学史研究70年取得的成就，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探索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有力推动；贯通研究与断代研究相结合；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方兴未艾；资料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田志光等研究了两宋史家的修史观，指出：“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姜萌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分析了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即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李政君考察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域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指出：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周少川则关注了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指出：“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 2019年还出版了一些探讨中国史学史相关问题的学术著作。董成龙著《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解读了司马迁《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商务印书馆），以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演变为主线，详考近现代史学思潮之流变，述论其对史学发展之影响，揭橥史学研究诸要素的兴衰递变，铺述史家流派相关活动及成果。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的考析与评判》（三联书店），选取关乎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学术论文，意在展现作者有关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大组成部分的主张，对中外史学的异同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些定论提出了新看法。周文玖《史家、史著与史学：中国史学史探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本文集，收录作者近年来发表的34篇文章。台湾学界有多部史学史著作出版，如刘龙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三民书局）、吴振汉的《明清之际的史家与明史学》（远流出版社）等。 学界对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中国历史实际为研究起点，摆脱西方理论话语的笼罩，构建中国通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颇受关注的课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的王伟光指出：“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中华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站在时代高度，把握时代主题,梳理、提炼中华优秀思想的脉络和精华；一以贯之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全过程……既要继承传统更要勇于创新,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挖掘出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的主流精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服务。”杨艳秋则指出：“中国思想通史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及方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人民性。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撰写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宋月红指出，国史通史的撰写，既需要吸收、借鉴修史的传统学理，更需要继承、发展治史的现代学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科学认识、研究及阐释“新中国”，即要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张光华则从读者群体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通史编纂，他指出：“通史的读者，按接受意愿、接受能力、群体的稳定性等差异，可以分为普通民众、专业学生和专业学者三个不同群体。根据不同需要，通史可相应地分为民众型、教材型和学术型三个类别。三种类型的通史在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所区别的主要在形式上，包括语言风格、文体的使用、篇幅大小、理论与材料等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效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