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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物史观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辨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自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关于唯物史观的内涵，吴英认为：“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界定存在某些偏颇，亟须纠正。从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三个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界定同史学界运用这些界定考察历史和现实进程所产生的抵牾，由此提出，史学界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在对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更深入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以提高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围绕唯物史观之“唯物”概念，赵磊认为，事实这个范畴首先是感性的，是人们通过感官所能够感觉到的客观现象，事实包含了真相，但不等于真相。这种认识是对人们观察所认定的事实概念的更新，颇具新意。 自然力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孙要良指出，自然力过好或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优越的自然环境客观上则有利于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他的专著《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依托文本，不仅对唯物史观自然力问题做了深入剖析，还以资本逻辑为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传统概念、范畴、原理，富有启发性。张一兵则以为，马克思的原始文献中没有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说法，而是谈的社会定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见解值得注意，应该深入发掘。此外，陈元明对唯物史观中“决定”涵义的探析、马建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考察，都有代表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仍然是考察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历程的主要途径。李厚羿著《唯物史观的肇基之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通过对《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这三部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建过程中的贡献。任帅军、杨寄荣对《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即经历了从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之过程。田鹏颖、姜耀东则从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书信入手，认为恩格斯这时期的工作是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上全面理解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科学发展了马克思，在基本观点上捍卫了马克思。 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研究同样引起学界关注。焦佩锋的《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人民出版社）与董振华的《创新实践与唯物史观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两部著作，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桑明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三个根本性方法，即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它们分别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的基础性方法。吴晓明则指出：唯物史观的普泛性影响很大程度滞留于原则或原理的表面，即使在许多唯物史观的赞同者那里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一刻也离不开它的具体化运用。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与功能、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文化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问题。张旭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的密切关系，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唯物史观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与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唯物史观在探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在现实层面上印证了这一道理，从而使之更具合理性。”乔治忠则强调：“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壮大之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唯物史观获得较为系统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坚定、学术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新的史学理论推行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如何推动学者们自觉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好唯物史观，仍是学界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就必须对违背唯物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和评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为此，《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作为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的第一期，专门组织了一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专栏文章，分别是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左玉河《“魔鬼”还是“天使”：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辨析》、吴英《驳中国非社会主义论》、高希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容否定》及韩炯《因果解释的迷失：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批判》，从学术和理论层面深入解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深化了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本质的认识。 于沛从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入手，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以“解密历史”“还原历史”为名，对客观历史事实“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抽象化，去“重写”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违背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都是唯心史观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杨军则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新表现：“借助大众娱乐恶搞、消费历史，扰乱社会公众的历史认知”“以‘精日’言行颠覆历史记忆、消解民族尊严”“以‘纪念’改革开放之名歪曲改革开放的性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陈元明的著作《历史虚无主义对西南地区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研究》则以西南地区大学生群体为研究个案，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和蔓延的背景、历程及其核心观点、实质。 夏春涛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和主要特征，将其危害概括为三个方面：传播错误的历史观，颠覆了历史，否定了现实；严重扭曲了价值观；严重败坏了学风。他还在某次会议中提出，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要把概念搞清楚，避免泛化。有论者将历史虚无主义追溯到民国初期宣扬“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有人说，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是十分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夏春涛认为，这是“左”的错误倾向的表现，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指右的错误倾向，特指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重点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高炳亮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抢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用错误的民族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用错误的国家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用错误的文化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严重地销蚀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谢礼圣则认为：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本体论上固守偏执的唯心主义立场、在历史认识论上带有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在历史价值论上鼓吹历史评价的多元性，因此终将陷入虚幻的价值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了历史进步的观念，加剧了历史认知的碎片化，助推了历史的娱乐化，阻碍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何坚持唯物史观并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界在学理、思想和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张政文从历史书写和历史阐释的角度提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张有奎认为，针对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认知教育；针对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教育；针对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依法严厉打击。冯兵、关浩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一切从史料出发”，要求研究者要尊重材料、尊重历史和当时的客观实际，不能本着为我所用的目的去“割裂史料”、任意解释历史事实；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利用意识形态化的言语来批判，写出材料扎实、逻辑严密而有说服力的历史作品更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手段。高希中对克服文学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提出两条建议：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坚定文化自信。丁辉、陈奕锟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与批判》一书，从虚无主义在西方和东方的演化历程、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在现实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主张以发现其理论软肋、解构其理论内核，完成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