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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学者主导期(1937～1952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华西学派在偏安一隅的西南反而加快进入到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与中国学者对学术主导权的逐步掌握息息相关。其一,日本侵华伊始,民族的灾难推动了在华基督教的本色化[25]和教会大学的国家化进程,[26]集结了人类学研究主要力量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也开始谋求本土化。1931年,时任会长的戴谦和带头修订了学会对会员数的限制,之后葛维汉、刘延龄、黎富思等人大力推动中国学者加入,使得中国学者占比越来越高,且产生方叔轩、杨少荃等多位中国会长。[27]其二,抗战爆发之后随着众多文教机构内迁,资源共享的办学模式与频繁的观点交流帮助中国学者群体集聚出一体化的巨大生产力,成果得到在华西方学者的肯定。其三,国家危局向历来以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华西人类学提出了加速发展的要求,各种中国学者主导的新研究团体涌现,占领话语高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1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所”,牵头人李安宅与成员任乃强、于式玉等人一起开创了康藏研究的辉煌时期。 此阶段的华西学派以中国学者为主,包括华大的学者资源,他们分布于华西边疆研究所、社会学系、博物馆、医学院等机构,如李安宅、任乃强、郑德坤、刘立千、谢国安等;同时期位于成都的其他大学的人类学研究者,例如四川大学的胡鉴民、冯汉骥;以及因抗战而迁至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四校社会学系的学者,其中既有南派人物,如徐益棠、柯象峰和马长寿等,也有北派代表,如林耀华等。在与华大合作办学期间,内迁学者与华大学者相互影响,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者着华西学派研究的特色形成。 (一)多元理论的争鸣 与1937年之前西方学者主导时不同,由于中国学者受教育履历和知识谱系上的归属较为繁杂,因此形成了多元理论并存的特征,这为学术交流和观点碰撞提供了机会,也为华西学派的理论本土化探索提供了积极场域。 在华大学者中,李安宅与任乃强的著述最为丰富,存在大量的理论探讨空间。李安宅的学术轨迹发轫于燕京大学,他师从吴文藻,因此多有研究者将其放于功能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中来看待,[13]这种解读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陈永龄的研究。[28]然而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将李安宅归类为功能主义者并不准确,强调李安宅的研究是融通各家理论之长的结果。例如,《〈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使用的文化纲要是借鉴于美国历史学派的威斯勒;[29]在《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30]既能看到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影子,又能看到他对吕嘉慈的语义学等理论的借鉴。[4]任乃强出身于农学和地理学,他的研究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史地理论的变化。在他初期的康藏调查札记,如《西康诡异录》中,字里行间充满对“野蛮”的猎奇,隐含着人种的优劣之别,进化论色彩较重,这与他独特的社会进步观有关。出身于农学的他,一直将现代农业和实业作为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尺。但在长期的康区工作中,任乃强一方面受到藏地经验的熏陶,另一方面受到与藏族妻子罗哲情措的私人生活影响,他认识到康区汉藏两族密切的交往既是该区域历史变迁的动因,也正是促进边疆和国家关系稳定的核心因素。在之后的严肃作品中,任乃强专注于以史观今,以地界、疆域、聚落形态的变迁为线索叙述康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与社会生活。此外,华大的郑德坤等人以考古学和神话文本研究见长,刘立千、谢国安则以语言研究见长,当时的考古学和语言学无一不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除了华大学者,当时四川大学的胡鉴民以他的羌族研究推动了华西学派的发展。胡鉴民早年游学法国、比利时等地,对传播学派施密特,社会学派涂尔干、布留尔等人的理论进行过钻研。他于1937年夏赴羌族地区考察,发表了《羌民的信仰与习为》,运用传播学派的比较研究解释羌族宗教,同时借鉴了法国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强调宗教仪式对社区的整合作用。[31]他在国内积极引介布格雷的“政治起源于分化”、[32]涂尔干的“心理的社会支配”[33]等学说,并提倡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与民族危机研究中去。另一位川大学者冯汉骥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人类学,留美期间受进化论学派影响较深,其博士学位论文《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34]运用人类学理论和相关学术标准研究中国古代的亲属制度,考察中国古代亲属制度中各称谓的由来,以及不同婚姻制度在历史脉络中的阶序。回国任教之后,冯汉骥开始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开展民族考古工作。 除了原川内高校的学者,抗战时期的内迁学者是华西学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川期间贡献了大量研究成果,且各有理论侧重。金陵大学的徐益棠留学于法国,师从社会学派莫斯。他在华西坝期间对雷波小凉山的“儸民”[35]和康区的家庭与婚制[36]进行深入调查,在方法上他多运用传播学派的比较法,“从族际流动与文化接触的视角来考察民族文化”;[37]而在理论特征上,他又坚持法国社会学派的整体论,认为康区的一妻多夫与繁衍行为本身并没有关系,而是为了提高主人地位、整合社会结构的结果。原就职于中央博物院的马长寿,他在来到华大之前便四次进入康藏地区调查,其凉山罗夷的研究是将实地调查与史籍记载进行结合与相互参证的典范,[38]被认为是受到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和进化论学派的共同影响。[6]随着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以及1942年之后金陵大学的内迁(马长寿当时短暂任教于金陵),马长寿也将他的学术实践理路带至华西。林耀华作为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研究汉人社会,但随着燕大的内迁,他于1943年开始对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将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带入对彝族头人、氏族血缘与社会等级制的研究中,让人们看到彝族社会结构因其制度体系的严密整合是难以从内部发生改变的。[39]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等人类学理论都为当时的各学者所用及所长,甚至有的学者本身就擅长对多种理论进行因地制宜式的运用。多元理论的争鸣能够为华西学派的本土化探索提供思考与创造的给养,以及批评与改进的参照系。 (二)本土化探索:史学传统与“文化互动” 在西方学者主导的前半期,葛维汉是为数不多剥离宏观史论而持历史特殊论的学者。但历史特殊论在美国的本土实践中一直存在缺憾:无法获得真正的历史片段。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但他同时也承认“遗憾的是现在还找不到历史资料”。[40](P9)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历史学派虽然认识到社会是经历多样的历史过程才形成的,但局限在于无法获得更多“历史过程”的信息。[41](P10)他们的“历史”始终停留在一种价值立场上,成为学派的口号,最后导向如米德和本妮德克特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学派,依赖于集体心理特征、族群性格模式来定义文化的相对性和特殊性。 当华西学派进入中国学者主导期,葛维汉提倡的对待历史的态度恰是中国学者一以贯之的研究准则并且非常擅长的部分。随着中国学者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具有实质内容的历史研究逐渐成为华西人类学的标配,与田野工作一道成为研究的两大支柱。他们不约而同运用传统史学经验(兼具国学功底),通过对史料与考古成果的发掘和考证,不但可以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种宗教之所以如此的源流和变化原因,还能从历史中发现更多可供进行功能考察、社会整体分析甚至意义阐释的有用材料,从而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相融通。例如李安宅基于对中国传统之礼的历史考察,将威斯勒所列的文化纲要进行了适应性的修改,以此来考察中国社会中的礼制制度及其秩序构建功能,这被研究者认为是“以中国文明改造欧洲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洲历史学派人类学,是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最早时间”。[13]事实上,李安宅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就是从批评本妮迪克特的祖尼宗教研究缺乏史料开始的。[42]无论是李安宅关于藏族宗教的系列研究,还是任乃强关于康区地理建制和民俗风物的大量作品,抑或是马长寿考察嘉绒社会变迁和钵教源流,徐益棠探讨儸民和康藏亲属制度的成因,他们都以历史进程为脉络推导现实,史实是他们解释民族异同的统一根基。 理论的创新往往需要新的观照视角与方法路径作为前提,并从新的研究议题中产生。随着上述“史学”方法和“史实”材料在研究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华西学派先前具备的区域研究传统与中国学者的治史传统得到结合,理论的本土化意涵开始变得清晰。 如研究者们所注意到,华西学派在前半期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博物学色彩,[24]博物学的基础和自然科学式的研究理路必定不会以民族或者社区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是立足于自然地区或文化区域。另外,华西学派在前半期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托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进行,该学会以研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尤其是这四个因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为宗旨。[43]他们的研究同样不以人群为区隔,而是从区域的总体特征观察民族的具体情况。所以华西人类学自发轫之时,就与南、北两派的进入视角有别——它以区域观照为主。在区域观照的整体视角下,不论研究者对具体民族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其最终目的都必然会导向对“民族间关系”与“区域内外关系”的思考,从而才能理解多民族的并存与共融逻辑。另外,中国学者的独特史观与治史方法的运用,也必然使得研究不会围绕一个族群及其社区的内部结构展开,而是会上升到一个更为长时段的宏观结构层面上,从而进入对族群、地方、国家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探讨。因此“关系”始终是华西学派后半程研究的焦点,它决定于上述区域观照的整体视角和历史学的方法路径。正是由于“关系”这个新议题的聚焦,本土化的探索与尝试才有了言说的空间,其成果集中体现在李安宅与任乃强二人对“文化互动”的阐述上。 在李安宅的藏地宗教研究中,他虽然以大师和寺院为叙事线索,但他将各教派间的关联、藏传佛教大师与印度及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大师或喇嘛与地方的关联、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的关联等等关系统合在内,在历史的脉络中呈现出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44]得益于对关系的思考,李安宅产生了一套对宗教和谐的独特理解。他将宗教的潜在冲突解释为信仰的表现形式即宗教制度的冲突,而制度冲突的实质是外在利益的争夺,而非信仰本身不相容。因此在一个国家之内,只要不同民族的利益目标得到统一,其宗教信仰可以通过良性互动达到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即李安宅所谓的“取精多,用物宏”,意在取长补短,相互包容,如此一来宗教(或是广义的信仰)的和谐必将成为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45]在宗教研究之外,李安宅还将民族间关系和区域内外关系纳入到了边疆与国家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他认识到边疆与内地、边疆与国家之间总是处于互惠、互动的动态关系中的,由此提出了区域分工与协作的观点。[46] 任乃强在抗战前对康滇间地区域(藏彝走廊)的研究中,以“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该区域社会与文化生成和变迁的三大动力:木氏土司的兴衰、蒙古族的南下与治理和喇嘛教的宗教影响。[47](P445～461)这种集社会关系、政治过程、宗教功能于一体的认知与解释体系,彰显出整体论意味,它是强调区域时空内族际互动关系的结果。任乃强的三大动力研究,也使后人看清楚藏彝走廊多族群和谐共存的存在理据,它是来自于充满多样性与包容性的互动关系模式。[48]进入抗战时期,中国学人面对边疆危机开始思考“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认同体系,任乃强此时更为重视藏彝走廊地区的“汉”与“非汉”的文化互动,他以史实、调查经验和自身“汉-藏”结合家庭的体悟证明,虽然不同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或特定地理空间之内有强弱势的对比,但彼此接触造就的结果是相互的融合,“汉化”“康化”“羌化”是同步发生的,这种族际融合才是造就现代国家与国民的基石。[49] 在李、任二人的论述中,文化互动首先是一种“整体主义”式的互动,不同宗教、不同政治、不同社会传统之间都处于互动关系中,族群间一旦有了地理上的互通,从制度到风俗必定会发生接触。其次,文化互动不是单向的授与受关系,复杂社会与简单社会、王朝与边地、所谓文明与野蛮之间都能向对方输送文化,文化涵化是相互且多重的。再次,文化互动能够带来“互惠”,既利于族群间的和谐共处,又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向内,还利于培养现代国家所需的一体化国民。 综上所述,在引入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后,历史学派强调的微观的、具体的文化史得到了真正的书写,突破博厄斯以降的研究困境。经由华西学派学者的实践,历史特殊论不再只是一个理论前提,它除了表明价值立场之外,还成为研究的实质内容,历史特殊论得以用“特殊的历史”解释社会与文化。在区域观照的视角和史学的方法路径的共同导向中,使得“关系”成为一个突显的议题,于是以李安宅和任乃强为代表的华西学者得以总结出“文化互动”的普遍真相。经由提炼,“文化互动”的论说既可以作为以史为鉴的现实解释模型,又能提供经世致用的实践与应用指导,因此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性,成为华西学派理论流变的最终形态。 四、结语 抗战结束之后,即李绍明所划分的华西人类学研究“继续发展阶段(1946～1952年)”,内迁高校陆续迁回,华西人类学的力量被削弱,但由于其自身积淀深厚,足以支撑继续向前发展。1950年华大社会系招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社会学、民族学本科学生,人类学走向为新中国民族工作服务的轨道。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华西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被裁撤,学科以民族学的名义被保留下来,并开始以苏联民族学的模式进行观念改造与教学实践。至此,作为有自身谱系和专注领域的华西学派逐渐式微。 在它短暂的三十年间,华西学派始终有其清晰的理论图景,实践着带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通过从宏观史论过渡到历史特殊论,再从多学科、多理论并存的局面中撷取区域观照的整体视角与历史学的方法路径,华西学派的研究最终通过结合“史实归纳与总结”和“田野例证与检验”,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情境中总结出了藏彝走廊族群间“文化互动”的普遍关系事实。这种事实经过华西学者的提炼,成为华西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理论指导和解释工具,用于看待与分析华西地方社会的生成逻辑;更重要的是,华西学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普遍文化构想与国家治理图景。“文化互动”的理论雏形在当时蕴含了两点创新:一是强调文化生成的相互作用,批驳了持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的进化论和传播论等主流的人类学理论,用事实证明文化的相对性与等量价值;二是强调文化生成的动态变迁与外部影响,这是坚持静态观和系统均衡论的功能主义学派所忽略的,正如克拉克洪的评价:“功能主义学派追求描绘社会的稳定静态,但中国人类学家们却惊人而一致地从中看到‘变化’的存在,寻找变化的线索与可能性,并考虑到能动性因素”;[50]同时这也是美国历史学派虽然在意但却不曾获得民族志依据的一种学说。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华西学派完成了理论本土化的一次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 [1]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J].广西民族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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