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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路易》——勒高夫的实践
《圣路易》是勒高夫“新传记”理念的具体实践。该书共分为“圣路易的一生”、“国王何以长留人们记忆之中：圣路易存在过吗?”和“独一无二的理想国王”三部分。 在第一部分，勒高夫依据史料，按传统传记的结构和编年写作手法叙述了圣路易的一生。他从1214年圣路易的出生写起，根据结婚、两次十字军东征和封圣这四个人生节点划分为五章。传统传记通常把十字军东征视作圣路易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做法被勒高夫保留了。该部分的主旨并非颠覆有关圣路易的传统认知，而是告诉读者传统传记的样式，为后面的解构和重构做铺垫。 在第二部分，勒高夫对圣路易同时代人的记忆进行解构，如王家记忆（官方文献）、教会人士的记忆（托钵僧和圣德尼修道院修士撰写的传记和编年史）、民间记忆（借助历史故事进行说教的《喻示录》和兰斯说书人的故事）以及圣路易的密友儒安维尔的记忆（《圣路易传》）。解构记忆是要弄清它们是为何以及如何出现的，为此，勒高夫对这些史料的特定体裁、内容和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了剖析。他指出，这些材料所呈现的“圣徒国王”“国王圣徒”和“约西亚的变形”等形象是传统意义上的国王和圣徒形象，是一个又一个的典范，而作为个人的“真实的”圣路易已淹没在这些“典范和格式化记述之中”。然而，抛开国王和圣徒这双重身份，圣路易也是“一个与凡夫俗子一样的普通人，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如果舍弃这些看似与政治和宗教无关的细节，那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圣路易就很难说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圣路易”。此外，勒高夫特别强调，儒安维尔撰写的《圣路易传》打破了传统圣徒传的程式化书写模式，以第一人称和对话的方式呈现了日常生活中圣路易的思想、行为和语言，是我们能够走进圣路易内心深处的重要依据。显然，第二部分旨在通过解构史料，从圣路易同时代人的记忆中梳爬出圣路易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和思想，这是撰写“新传记”的前提，也是史家撰写传记的优势。 第三部分其实就是勒高夫所指的“新传记”。在这一部分，勒高夫按世界、时间、肖像、言行举止、国王职能、家庭和信仰等专题，去考察圣路易的不同侧面。勒高夫没有刻意建构圣路易的人生轨迹和人生转折点，而是“努力从圣路易与世界的关系中和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经由他的生活和活动来接近他”，“试图进入圣路易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勒高夫呈现的圣路易既是圣徒国王，也是一个有个性的普通人，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显然，第三部分运用了结构分析方法，这与传统传记的历时性叙事方法不同，体现了年鉴学派“问题史”的传统。 《圣路易》的结构和内容反映了“新传记”与传统传记在样式、写作要求和目的上的显著差异。这是由于勒高夫把结构分析方法与传记体裁融为一体，通过解构史料把握圣路易和历史表征或典范的辩证统一关系，力图把在传统传记中通常扮演布景和舞台角色的社会环境，变成形塑个体又为个体所改变的能动的历史要素，从而在传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呈现传主的一生和个性。这是《圣路易》的根本特征。概括来说，这一根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勒高夫努力呈现一个整体视域下的圣路易。他指出：“个人仅仅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而这种纷繁复杂同时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天地。只有了解社会，才能观察一个个人如何确立他的社会地位并生活在社会之中”。例如，13世纪的地中海是拉丁欧洲、拜占庭和穆斯林三大文化和政治势力相遇的重要空间，也是一个经济空间，但对圣路易来说，地中海“归根结底是一个具有宗教性和象征性的空间”。因为圣路易是“通过基督教徒英雄的所有道路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他的极端虔诚使“他的同时代人（和教会）都把他视为基督教徒国王的典范”。勒高夫还指出：“想要知道圣路易在他扮演了主角之一的那段历史中占有什么地位，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他。如果把历史封闭在主角所生活的那个狭窄的空间里，纵然是法兰西王国也罢，肯定会由于没有参照物和比例尺而对这段历史做出错误的判断。对于路易的一生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走出法国，作用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包括那些他并未亲身到过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勒高夫特别强调拜占庭、伊斯兰和蒙古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认为这对理解少年圣路易的心态和处境有莫大关系，即使少年时期的圣路易并没有离开过法国。 其次，勒高夫努力呈现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下的圣路易。圣路易所处的时代属于农耕文明时代，“圣路易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农民的国王……圣路易光荣的统治确实建立在他们的勤奋劳作之上”。正因如此，中世纪基督教国王身肩“繁荣的保障者”的职能，国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保障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神奇农夫”。勒高夫指出，尽管与查理曼、达戈贝尔和腓力二世三位国王相比，圣路易的“神奇农夫”形象明显逊色，但由于他的“圣洁”和十分突出的“神奇治病”能力，同时代人也认为他是“繁荣的保障者”。显然，圣路易的品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世人对“繁荣的保障者”这一职能的认识。不过，勒高夫也清醒地意识到人与社会环境并非是“对号入座式”的关系。他指出，圣路易造就经济繁荣这一传统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从长时段的经济局势来看”，圣路易基本“实行了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因此是“在不经意间适应了他并未发现的机制”，“他的王国却从中得益，变得繁荣富足，国库充凛”。 再次，勒高夫注重把握个人与历史表征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历史表征就是“典范”，反映了同时代人的“心态工具、时代的感受性及其记忆方法”。圣路易同时代人尽管在传记中着力把圣路易塑造成一个又一个“典范”，但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国王留给他们的直接印象，他们的亲身经历迫使他们有时会描绘出一个真实的国王，而不是典型的、理想的国王”，“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历史上的个性特征”。因此，勒高夫强调：“典范与真实在路易身上互相交混”；“当我们试图通过一个人的特殊行为捕捉个性，并自以为已经成功时，事实上却往往难以摆脱集体、典范和格式化的记述”。正如“饭桌上的圣路易，其实无非是以餐桌上的查理曼为模仿对象的卡佩王朝国王而略加夸张而已”，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圣路易将卡佩王朝诸王所继承的罗马皇帝的理想化形象“臻于完善”。 最后，勒高夫在写作中保持着一种“有依据和有节制的想象”，既把自己视作圣路易的“朋友”，又与圣路易保持一定距离。 作为圣路易的“朋友”，勒高夫相当熟悉圣路易及其生活的那个时代，并努力进入圣路易的“内心世界”。他认为，国王腓力二世史无前例的隆重葬礼必定在圣路易内心引起反响，而作为王储的圣路易会“从中看到，一个国王是不能随便地安葬在什么地方的，驾崩的国王比任何时候更是国王。”这样的猜测符合圣路易见过祖父腓力二世并把祖父视作偶像的事实。又如，勒高夫认为，12岁的圣路易在“沉重而求新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加冕礼，就像他的祖父辈“一样坚强，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熟悉国王职责”。这样的想象符合少年圣路易在登基时遇到的种种难题。再如，13世纪蒙古人西征在基督教世界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是“圣路易所经受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宗教体验”。这一推断是由13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集体心态决定的，也符合圣路易“末世论”国王的形象。 作为圣路易的“朋友”，勒高夫能够指明圣路易“在何处留下了正常轨迹，在何处留下了异常轨迹。”勒高夫认为，圣路易并没有自幼就被教导成为圣徒国王，但也承认圣徒国王是圣路易后来努力追求的角色。所以，这里的“正常轨迹”指圣路易身上符合圣徒国王这一角色的行为，“异常轨迹”则指与上述行为相矛盾的行为，二者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圣路易。为此，勒高夫呈现了这样的圣路易：“贪图肉欲和美食，却把控制食色作为自己的理想……国王的职责要求他有奢华的排场，可他却是一个谦卑的君主……他宣称‘我比任何人更珍惜生命’，可是他却经常出生入死，时时想到自己的死和已经死去的人；他越来越是法国的国王，却念念不忘地要当基督教世界的首领。” 与圣路易的距离感使勒高夫没有预设圣路易的生命轨迹，以避免“时代错乱”和“后见之明”。勒高夫指出，认为圣路易的婚姻存在爱情就是一种“时代错乱”的观点，因为“爱情仅存在于诱拐、姘居、通奸和文学中，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中世纪没有任何意义，近代的西方式爱情诞生并长期存在于憧憬或非法的状态中，很久以后才在实际夫妇关系中得到体现”。又如，史学界传统上认为，圣路易与英王亨利三世在1259年签订的巴黎条约是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间接原因。勒高夫认为这是“后见之明”，“圣路易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占卜师”。圣路易“借助当时最坚实的联系即封建臣属关系实现了英国与法国的和解，而法国国王在这种关系中明显地处于优势地位。”这个条约后来变成了“战争工具”是由复杂的社会事态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