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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路易》是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吗？
作为一部传记，《圣路易》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圣路易：生活在13世纪的圣路易，与家庭成员相处的圣路易，与朋友在一起的圣路易，作为国王的圣路易，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圣路易，以及被封圣的圣路易等等。由此，读者可以了解圣路易的个性和一生。《圣路易》是勒高夫对年鉴学派在面临挑战时的回应。一方面，勒高夫坚信年鉴史学方法的科学价值，甚至对于撰写人物传记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他积极探索年鉴史学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的融合之道，避免把年鉴史学方法变成僵硬的框架和模式，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结构史、整体史和“长时段视角”的同时，也能看到事件史、个人生活史、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等方法。因此，《圣路易》的创作方法是开放和包容的，也是年鉴史家在新时期自我调整的一次重要展示。这不仅对思考学界时常出现的批判与修正思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对史家书写传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圣路易》提供了一种新样式的人物传记，力图把结构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融为一体。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把社会环境与作为个人的圣路易更紧密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以使读者能时刻感受到圣路易所处的时代及圣路易与时代的互动。勒高夫说：“我相信传记正成为一种关于个人和集体的一种整体史式的研究方法，也是历史人类学最重要研究的领域之一。我在《圣路易》中做了这些尝试。”也正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圣路易》为传记树立了更高的标准。罗贝尔·福斯耶指出，常见的传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看到人物而且不放过任何与大家所知道的有关人物的细节，另一种是很快就忽略他所选择的人物，对人物所生活的时代做一般性的概略描述。不过，最高水平的做法是理解选定的目标人物，带出隐藏在典范背后的人，并抓住他……勒高夫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圣路易》是关于个人的“整体”式研究；勒高夫“避开了传统文献和圣路易传统形象布下的‘陷阱’，没有对圣路易这一人物做过多的想象和议论”，而是以“十分自然的状态”呈现圣路易，从而使作品“具有巨大吸引力”。本杰明·林利·怀尔德认为，“《圣路易》不仅仅是一部传记，更是对13世纪法国政治与社会的研究”。罗伯特·斯旺森也强调，《圣路易》“不是一部简单的传记”，是勒高夫完成的一个“更有趣和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它打破了‘历史’的外壳，关注被包裹在里面的个人，以确定圣路易是否真的‘存在’”，因此“这本书是漂亮的”。他还指出，“勒高夫通过呈现圣路易与家庭成员、随从等人的人际关系等，把作为个人的圣路易给呈现出来了。这同时也是内心化的一种写法。”H.斯柯达强调，勒高夫正是凭借着对13世纪的社会结构、行为习惯和意识形态的了解，对历史文本中的圣路易进行了深入的解构，从表征中把握圣路易的个性和心理，继而呈现“真实的”圣路易。勒高夫通过解构史料，创造性地阐释了结构、个人和历史表征或典范这三者的关系，对历史学家撰写传记极具启发意义。著名的美国学者威廉·切斯特·乔丹也指出，勒高夫解构史料的方法是新的和深刻的，是试图在实证主义和后现代方法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 《圣路易》是运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撰写传记的一次重要示范，推动了传记史学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出现了所谓的“新传记”；近十年来，“新传记”逐渐成为英语学界关注的热点。2007年《政治经济史》第5期是有关经济史学科范式与传记书写的特刊；2009年《美国历史评论》编辑部围绕着“历史学家撰写传记”为主题，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2010年，《交叉历史》第3期开辟“传记与历史”特刊，希望通过全球史家的努力，推出“新传记”。从这些成果来看，英语学界强调传主的“自我”是变化的和多样的，并主张“新传记”就是在社会文化与个性、个人与时代、过去与现在等互动关系中呈现和解释传主“自我”的表现。这些与勒高夫所强调的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呈现和解释历史人物的多样性是相同的。因此，英语学者讨论的“新传记”与《圣路易》在本质上都是针对传统传记的，都主张运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撰写传记。由此可见，《圣路易》对当下整个西方学界探讨新传记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意义。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