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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与新文化史 概念史在得到国际认可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新近的不少研究表明，文化研究对概念史兴趣浓厚，而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亦能反作用于概念史。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文化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挪移了概念史的整个考察层面：从科学转向知识，从审美转向艺术品，从理论转向实践和技艺，从词语转向其他媒介。换言之，晚近的文化研究不仅在方法论层面，也在研究对象上改变了概念史研究。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究竟如何理解语言与非语言、物质与含义、物与词之间的界线。文化研究的发展还能让人看到，文化史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或曰“两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相互跨越”。这种杂糅在新近的研究中颇为突出，尤其是当代不少思想史研究亦关注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现象。 与传统史学或老式“新史学”的研究取向相比，新文化史注重查考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政治、经济、社会或军事等，转换到社会文化范畴。新文化史强调人的身份、意识和心态等，而不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权力、经济基础等。以新文化史为标志的文化转向，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可以理解为三重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在文化史学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轻视文化向重视文化、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 虽然文化研究亦寻求社会视角与文化视角的融通，但摆脱了传统思想史的德国概念史，以结构史为基础，注重对具体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语言运用的钩稽，这在研究重心上与新文化史有着明显区别。不过，若考察文化史在英美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对接努力，两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都很强调语言亦即概念研究的重要性，这在观念史领域的学者那里尤为突出。例如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在其综述《观念史杂志》的历史以及新的发展方向的文章中，最后也论及概念史（科塞雷克）研究取径。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虽然只字未提概念史，但是间或也能看出概念史旨趣，例如他在描述概念意涵的国际传输、接受和变化时所论及的翻译作为文化史的方法。 对概念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关于资料来源、数据提取方法以及历史研究之理论前提的各种讨论。对概念史具体实践的一个常见批评，也是针对资料来源的选取和使用。此时，批评常会指向研究所依托的文献不够周全、未查考不应被忽略的史料和视角，而且批评还会来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其实，这类批评中外都一样，就连科塞雷克亦即《历史基本概念》也未能幸免。应该说，这类批评往往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能够让人看到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改进可能性。尤其对新文化史来说，已有概念史研究很可能成为其非议对象。总的说来，新文化史家更注重大众心态、传播、接受和通俗史料，这些自然也是概念史本当顾及的历史之维。然而，不同的研究或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学术旨趣和追求。例如年鉴学派热衷于日常生活史，书写社会史及文化史更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的希求，这就必然有其重点关注的史料。面面俱到是许多人的追求，却是概念史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史料不可悉数，即便一个研究团队也可能望洋兴叹，只能有的放矢。尽管史料永远是史学之本，且多多益善，但大包大揽还不是当下能够做到的，或许也很难驾驭，能够或应当做到的是对能够说明问题的史料的合理使用和精当解读。此时最不可取的是因噎废食。 仅从新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往不少概念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精英文化和经典文本，未能放下身段看民众的做法是无法忍受的。但问题是，概念史能轻而易举的与文化史融合吗？连带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能否完全站在文化史的立场上判断概念史的得失？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且以新文化史的重量级人物福柯为例。他热衷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主题与方法，喜于关注各种非传统、非经典的话题与关系，并重新定义史学边界：注目于看似无联系之物之间的联系。显然，福柯走的不是德国经典概念史那条路，评判的标准亦当有别。 若从1980年代算起，新文化史已经走过40年岁月。尽管新文化史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它正在逐渐式微，已有学者看到明日黄花，呼吁“超越文化转向”。这有其实际原因：晚近的文化研究对“语言论转向”进行泛化和极端化处理，强调所有文化之表征形式的认识论意义。新文化史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过分夸大文化因素，许多研究给人留下唯文化论的印象，大大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其二，滥用“文化”概念，即所谓“一切皆文化”。可是，若无福柯那样的哲学素养、视野和眼光，不少文化研究过于琐碎，说得严重点是鸡零狗碎：葡萄酒的文化史、巧克力的文化史、教室的文化史、时装的文化史、口红的文化史，还有那些未必谁都敢于启齿的文化史，而且不厌其烦。毫无疑问，对于文化史来说，这些著作自有其价值；但对讲究关键概念或基本概念的概念史来说，包罗万象的新文化史却是难以承载之重。 进入21世纪以后，源自德国的“概念史”这一跨学科研究方向又一次重整旗鼓，见之于人文科学的不少领域。倡导概念史的所有尝试，都旨在为失去后劲的文化研究寻找出路。各种尝试的共同点是，探求概念史在新的理论语境中的适用性和实用性。面对强势不再但余威尚存的新文化史，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改建，是否和如何对历史语义学范畴和方法产生影响，并在多大程度上关乎概念史的跨学科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