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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翻译难题 概念史虽在理论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却依然如此富有魅力。我们或许可以说，概念史基础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可在实际研究中继续探究。研究者可根据具体材料，尽量贴切地考证具体历史语境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厘清历史的认识价值，自然亦可成为具体研究的任务，甚或是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动因。或许正是放弃寻觅通用的理论，抛开具体研究之可能的概念史理论依据，才使研究展示出勃勃生机。人们得以悉心辨析材料、推究事源，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是偏要将具体研究与哪个宏大理论相勾连，更无必要服从后现代理论，尽管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功不可没。 纵使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不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就连时代分期也是西方设定的（现代、后现代等），但从历史上来看，西方是现代发展的起点，在全球史考察中，似乎也只能以西方概念为出发点。换言之，虽说欧洲概念基于欧洲经验，但只要还没有其他与之抗衡的概念体系形成普世性，我们就不得不以欧洲概念为基准。当然，不能把欧洲概念看作唯一标准，也不排除欧洲之外的经验和概念。一方面是概念史的国际化，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各种语言差异和特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无法回避的。与不同的语言打交道，势必面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差异。 伴随着概念史的国际化，以及跨国或全球视野的拓展，一种现象愈发明显：在思想与概念的国际传输中，不少概念在被译为其他语言时，时常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概念词语，双语词典中的译词只不过是大致符合。汉译西文是很典型的事例，即使新造词语也很难真正胜任。关于跨文化误解和“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问题，国际学界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可译性”及其后果，我想暂且避开中西天差地远的传统知识文化体系与迥然不同的语言结构之间的翻译困难，选择一个不难理解的事例，即同一文化圈中的翻译问题来做例证。 直到19世纪，欧洲不同疆域中的多语种文化现象是常态，源于一种外语（如拉丁语、法语）的“外来词”，常会以模糊的词义进入本土语言，这在近代早期的许多文献资料中很常见。吸纳外来语词，极可能出现语义偏移或一知半解的现象。外来词起初那种言之不详的含义，自然会带来多种用法。比如一个外来词的贬义内涵，可能会改变本土语言中某个相近词语的意思，进而引发原先未有的语义分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德语中的法语词“bourgeois”（资产者，富有市侩），该词最迟在马克思使用之后的贬义内涵，使德语词“Bürger”（市民，公民，中产者）获得了不带主客观色彩的褒义蕴涵。又如马丁·路德用德语词“Bund”（同盟）翻译《圣经·旧约》词语“berith”，使得原先的世俗概念“Bund”获得了宗教色彩，这一隐含意义进入19世纪之后还相当明显。 博尔赫斯曾有名言：辞典的编纂显然基于一种还未被证实的假设，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是由相互对应的同义词组成的。应该说，这种假设并不令人信服。在不同语言中，真正对应的同义词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再以欧洲为例：欧洲国家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和语言源流，但各种语言的固有特色，亦即不对应之处，常使译者大伤脑筋。例如英、法、德之“环境”概念“environment”“milieu”“Umwelt”，并不能简单对应，它们各有不同的政治意涵。又如“启蒙（运动）”或“自由主义”等一直被看作表示欧洲共同经验和价值观的概念，其实在欧洲语言之间很难完整对译，或只为了标准化才翻译的。看似相同的概念背后，是不同社会各自特有的经验和期待。欧洲疆域内的语言互译况且如此，世界上诸多语言之间的翻译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概念传输中也有类似状况，即字形相同的概念，含义未必相同或完全吻合。 按照帕洛嫩的说法，“翻译”概念对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具有中心意义，且有不同意义指向：过去的词义与现在语言运用之间的中介；事物史的概念体现；文本的深度挖掘和阐释；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照此理解，翻译就不再只是文本概念，而是宽泛地表示物质和文化的含义表述。全球视野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考析，要求学者具有优异的语言和文化感受力及判别力。此外，对于西方范畴的翻译，绝非纯粹的学术问题，往往带有政治倾向，这就会有含义流失和新增意涵。在聚焦于交往过程、知识传输和翻译之时，这样的考证亦能钩稽各种关系和交流中微妙的等级关系和先入之见。 倘若比较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探讨其相互间的翻译活动，那么，语言运用、概念形成和“事物史”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预设和比较对应概念的相似性，毋宁探索对应的历史经验与社会状况，查考不同语言是如何把相应的经验、问题和期待转变为概念的。而在概念史之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