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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有助于认识《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系年》与中国早期史书的编纂 大量简帛史类文献发现之前，研究中国早期史学所能够利用的史料，不外乎《春秋》及“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世本》等。而《左传》《国语》《战国策》，羼入了战国之后的编纂因素，很难再现春秋战国史书的原始形态。西晋时汲冢墓出土的《竹书纪年》虽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但缘于当时的保护条件，传世的只是清人辑佚出来的一部文献。《世本》同样具有这方面的窘境，且有更多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特别是近些年发现的史类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春秋战国史学的历史面貌和史书的形成及原始形态，显得尤为珍贵。 清华简《系年》是继《竹书纪年》之后又一部新发现的战国史书，被学界誉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与《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史著一样，代表了先秦史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系年》的出现，就像曾侯乙墓编钟改变我们对音乐史的认识一样，也会改变我们对先秦史学的认识（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0日）。这些高度评价，道出了《系年》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确，《系年》所展现出来的史书编纂、叙事风格、著史观念，既有战国史学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如果对清华简作整体性审视，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页）。中国的史书编纂，多讲史体和史例。史体是指史书的体裁，史例是指史书内部在组织形式上的安排。从《系年》整体叙事来看，它是遵从编年记事这一早期史体的。总的来看，《系年》有两种编年记事形式：第一种是明确“表年以首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不过往往用某年的时间坐标书写两年或多年的历史，这一现象在《系年》中是常例；而且“《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便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国各以其君主纪年”（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二种是以世系为序进行书写，其中有的文中还有明确纪年。虽然《系年》没有严格按照“通比其事，列系年月”（《汉纪·序》）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春秋经传集解序》）这一成熟编年体编纂原则进行书写，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系年》为编年体史书这一判断，只能说它是一种编年体早期史书的代表，与《汉纪》这样成熟的编年体史书还是有差距的。 如果从战国史学的发展特点和历史地位来看，显然这种认识也是成立的。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在谈到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特点时说：“所有这些，说明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经有了，但基本上都还处于早期状态，还没有达到成长的阶段。”（第49页）此即为“中国史学的童年”。他举例说，如《春秋》及“春秋三传”是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史书，但都还是按年编次，连首尾起讫的原因都还不显著，这说明它们对于史书应具的规模还是不够的（第49—50页）。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早期史书形态时，这样的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显然，我们不能拿成长阶段的编年体编纂原则与童年时期的编年记事作对等评判。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认为《系年》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并提出“我国纪事本末体的形成当可上溯至战国中晚期，提前一千年之久，甚至早于纪传体的出现，《系年》的出土，无疑具有改写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的重大意义”，恐怕言过其实。从史例层面言，纪事本末书写手法（简称纪事本末法）在中国早期史学发展中是常见的。《国语》就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陈其泰《〈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左传》关于晋文公重耳的叙述，是编年史中典型的纪事本末法。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对《左传》的这一史学创新称赞有加：“《左传》把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运用于编年史之中，作为编年体的补充，这是很重要的创举。对于后来编年史的体裁是有影响的。”（第231页）从其解读语境来看，这里的“纪事本末体”理解为“纪事本末法”，似乎更符合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也说明，史书编纂过程中，多种书写形式的综合运用，早在先秦史学中已有很好的体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系年》的独特价值就在于，“提供了战国时期史书编纂中体裁融合的范例”（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从这一点来讲，《系年》有着类似《左传》的史学创举。 选取何种材料进行编纂，显示出编纂者的历史见识。据相关研究，《系年》的史料来源，一是本于西周王朝史官的原始记录，包含“书”类、“语”类文献，二是诸国史记，三是少量的传闻故事（参见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对于诸国史记，有“春秋”纪年类史料，还有“世系”谱牒类史料，这类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从所采诸国史记的国别来看，主要以楚、晋、郑为主，与《左传》的郑、晋、魏为大宗相对比，其共同点是重视有关郑国、晋国史记的选取，不同的是《系年》偏重楚国的史料采择。这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区域特征，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时代背景的史学反映。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提出晚周史学三系的认识，即南方楚人、东方鲁人和中原三晋，“故书传之陈古史，驳文虽多，要不出此三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这对我们分析《系年》，乃至整个清华简史类文献的史学价值，是有启迪意义的。如果以此反观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有关史料选取的差异及所表达的不同历史观念，也就好理解了。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历代史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从史学功用角度讲，史学的另一项重要传统就是书法不隐。秉笔直书，说明的是某人做了某事，属于陈述，即记录的直笔，齐太史兄弟“崔杼弑其君”就是典型代表；书法不隐，说明的是做某事的是某人，属于判断，即定性的直笔，晋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是典型体现（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言的“书法不隐”与今文经学家积极追求的“一字褒贬”不能相提并论。孔子修《春秋》，追求直笔下的“微言大义”，把秉笔直书与书法不隐相融，是中国早期史学的重要开创。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三曾言：“《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以往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注意到这一层区别。 《系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春秋》的这一优良传统。虽说是以楚国为中心进行选材和记录，但“楚师无功，多弃旃、幕，宵遁”“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这样的叙事，显然是秉笔直书。再如第五章记楚“伐息赣陈”事中的“息妫过蔡”，《左传》《史记》记述含蓄，称蔡侯对息妫“弗宾”“不敬”，而《系年》则直言“蔡哀侯妻子”。这样的事例，在《系年》及清华简的其他史类文献中还有很多。《系年》的叙事，不仅实现了直笔，还体现了编纂者“多闻善败以鉴戒”的编纂意图和叙事视角。通鉴观念、盛衰观念在《系年》中有很好的体现（参见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39—157页）。更为突出的是，《系年》在记述西周直至战国时期历史发展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时，不同于《左传》《国语》的是，它并没有选取有关卜筮的材料，也没有记述类似《左传》的神异预言，而是更多地从人的活动方面进行考察。这种述史的平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战国时人著史的理性观念，开《史记》叙事之先河（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66页）。这些均说明，《系年》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所开创的秉笔直书与书法不隐二者相融的史学传统。 以《系年》为代表的简帛史书，让我们对战国时期盛行的著史观念有了很好的了解，如叙事跳出了时间的绝对限制，有选择地重视特殊国别与重点人物，以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存在一个共享西周—春秋—战国年代史观的现象（参见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63—164页）。从而使得我们对战国史学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一是编年记事下多种叙事方法的融合是战国史书编纂的常态，也是一种优良史学传统；二是晚周史学三系是存在的，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史学是战国史学繁荣的重要体现；三是秉笔直书与书法不隐相融的史学传统是承接相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