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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事语》与“语”类史书的繁荣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与楚庄王在谈太子教育时涉及诸多历史编纂形式，其中“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昭注：“语，治国之善语。”这说明，春秋时已有“语”一类体裁的史书（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春秋时诸侯国史，其中一种形式就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又记言（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211页）。传世的《国语》，是汇集各诸侯之“语”而形成的一部重要史书，成功地创设了以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陈其泰《〈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左传》列为“春秋”类，刘知幾将其列为“六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语》作为“春秋外传”而存在，是一部被边缘化的史书。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揭示《国语》何以称为“语”，这种史书体裁为何产生于战国前期，书中记载的“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和宝贵的价值（陈其泰《〈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而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清华简《越公其事》等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战国“语”类史书提供了实例。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其体例与《国语》接近，先叙事后议论，记言是重点，最后用事件的结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注重前后因果关系，有“综其终始”的写作追求，且一些篇章中的见解还是很深刻的，显然这是经过编纂而成的。说其为战国时的一部史书是没有问题的。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当时就指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只不过，《春秋事语》叙事简单，事件的本末记述不够完整，内在逻辑性也不强，更符合早期史书的一些特征（王莉《〈春秋事语〉研究二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事语》整体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史书编纂的影响，这或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史学观念的特点以及发展状况（罗新慧《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兼论战国时期的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这些让我们看到了战国“语”类史书的多样性。《国语》只是流传于世且带有经学化的一部“语”类史书。再有，《春秋事语》的议论多为《左传》所无，侧重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再现性或完善性展示，除了具有再现历史真实面貌、反映当时历史形势、揭示某些历史规律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改变叙事的展示视角、省文可知以及准确鲜明地再现或表现人物的历史表达及其文学上的价值（龙建春《〈春秋事语〉记言论略》，《江淮论坛》2004年第2期）。故《春秋事语》的发现，使我们对战国史学的发展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清华简《越公其事》11章，是目前所见楚竹书“语”类文献中篇幅最长者，主要记述“勾践灭吴”，这一叙事主题与《国语·吴语》《国语·越语上》《越语下》“语”类史篇密切相关。如果将其与《左传》《国语》等传世史书叙事对比，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史书形态。从具体叙事来看，《越公其事》的记述形式，没有采用君臣问答或单纯叙述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概括，再以时间的次第分别叙述，既有政论的特点，又不失记事的大体；“五政”是作者对勾践灭吴历史经验的总结，依次排列，不仅有具体的施政内容，而且有施政次序，具有明显的史论特点（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23—124页）。当然，就整体的越国灭吴历程来看，《越公其事》的记载与传世文献相比，要简略一些，时间线亦不明显（熊贤品《论清华简七〈越公其事〉吴越争霸故事》，《东吴学术》2018年第1期）。勾践攻打吴王的背景性描述，《越公其事》略之，且其对具体战役的记载也很少。总体而言，就清华简而论，《系年》与《越公其事》是两类史书的代表，前者可以视为春秋类记事文献，后者可以视为语类文献，是两篇各有价值的优秀史书（李守奎《〈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文物》2017年第6期）。 由《越公其事》、郑国“语”书等来看，“语”类文献的叙述主题都表达出“多闻善败以鉴戒”的编纂意图，显示出战国史学“资政”功能的特点。如果从更为广泛的简帛“语”类文献出发，“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最多”（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202页）。尤其是清华简中为数不多的“语”类文献带有明显的历史化倾向，这就提示我们墓主更重视有依据的历史，而不是“大众之语”（李守奎《〈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 对于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王国维早已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5页）。就中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出土文献，尤其是简帛史类文献，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西晋时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邱锋《〈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清华简《系年》等简帛史类文献的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先秦史学面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例，让我们对战国史书编纂、历史叙事、史鉴思想、史学传统等有了新的认识，既看到了战国史学的共性，也认识到战国史学的多样性，这对先秦史学研究无疑会带来更多启示与反思。可以说，这是继《竹书纪年》之后再一次激发了学界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必将推动中国古代史学史，特别是先秦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因此，对于简帛文献在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我们不能以“边角料”的态度待之，既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要充分认识到它们对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