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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比较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对当前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2)

http://www.newdu.com 2020-06-03 《晋阳学刊》2019年第5期 廉敏 参加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化
    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了解日益深入,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深刻的整体性也随之日益有所呈现。这种整体性展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与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思想等方方面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展示出中国传统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有机的结构,其样貌与今天的历史学非常不同。近年,有学者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有关认识仍有待提高。这里仅以数例来管窥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以及这种整体性对于当前史学理论的启发。
    以中国传统“史论”为例。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通常以“某某曰”的形式附缀于编年体、纪传体等史书的行文之间,其独立形态反而显得微弱,学者亦多不看重。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理论”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古代的史论遗产时,我们意外地发现,除却对历史的理论思维值得发掘之外,中国古代史论还呈现出“历史理论”无法尽数容纳的其他内容:中国古代史论具有逐渐稳定、并有所发展的形式——“史论”;它包含一系列相对稳定、并且有重大意义的命题;它具有上及于“天”(类似于历史哲学)、下探于人事(即具体历史)、旁及思想方法等相当完善的思考层次;它很早便提出了自己的“义理”(相当于今天所讲的理论指导);它还与中国史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史学之外的经、子、集形成了有机的联系;它呈现出无法割断的历史承继性……总而言之,它体现出相对独立、完整而且内涵颇为丰富的整体性面貌,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由“历史理论”看中国古代史论,结果是中国古代史论溢出“历史理论”之外,这已经暗示出中国古代史论的独特价值。
    而反观“历史理论”,则由不得我们不产生这样一些基于中国古代史论而提出的追问:“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中是否也具有类似于东方史论这种整体性的面貌?就个别问题(如哲学与方法是否统一、是否根植于某种传统,等等)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但是,似中国古代史论那样将各种问题融合于一体,“历史理论”则殊难相类。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理论”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很少涉及体裁、文学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中的位置等问题,在内容上不似中国古代史论那般丰富,由此,中国史学界又发展出“史学理论”这一概念与“历史理论”相提并论,共同承担史学领域的理论建设;而且,“历史理论”出现在西方历史的近现代时期(Modern history),前有中世纪史学,继有后现代史学,后者对前者的颠覆远胜过继承,在时间延续方面显得短促、变幻,不似中国古代史论那般绵长,流波所至,中国学人遂有史学理论“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感……可以说,与中国古代史论的整体性相比,“历史理论”的专门性虽然更为突出,但其表现出的局限性与片断感也的确相形见绌。
    再以“本末”、“源流”等中国古代思想为例。“本”与“末”或者“源”与“流”对举,体现的是一种对历史事物来龙去脉的纵通认识,这也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特点的认识方法。带着这样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当前的史学,可对其“碎片化”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体认:
    其一,“碎片化”现象的本质可能是“循流忘源”。多年来,我们埋头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即使研究对象十分具体、边缘、生僻,以至于不同领域间无法交流、对话,我们也总是能够发现足够的研究空间让我们兴致勃勃、不知疲倦地钻营下去。这种情形极其类似于清代章学诚批评末流学术时所讲的“循流者忘源”。
    其二,“本末”、“源流”思想提醒我们探求“碎片化”现象的本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处“末”或“流”而问题频出,那么,就应当返回“本”或“源”、在本源之处用力。根据这种思想,我们就应当追问当前史学“碎片化”现象的“本”或“源”在哪里?对此,有学者曾经这样回答:“文革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与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历史学针锋相对、对着干的30年。”他指的是,1984年前后我国史学所进行的反思抛弃了前30年史学的一些珍贵遗产(如“史观”或者“理论”)。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史学的“碎片化”现象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对史学理论的反思,来自于这次反思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史学讲求“理论”的背离。这一认识符合事物由本及末、源流有自的发展规律,具有说服力。
    其三,“本末”、“源流”思想启发我们进一步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认识史学“碎片化”现象。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前后史学理论的变化虽然可以解释80年代之后史学“碎片化”现象的出现,但是,它不能解释“碎片化”为何像唯物史观传播中的教条主义一样仍旧以一种“理论流弊”的样貌出现。对此,有学者这样理解:“近十几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通惯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薄弱,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细碎化倾向,将历史研究的目的仅仅理解为重建历史,都可以看作是这个值得反思的传统的现实注脚。”这里所说的“值得反思的传统”是指“不能真正地将具体研究与宏观的理论概括结合在一起”。也即,当前史学的“碎片化”是研究者理论能力不足的表现。何以理论能力不足?该学者谈到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中国现代史学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缺乏具有原创性的历史解释模式和概念系统。”这一看法实际上将史学“碎片化”视为中国现代以来片面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结果,推进了我们对史学“碎片化”根源的认识。不过,这里的认识仍处于自发阶段,与中国古代自觉的“本末”、“源流”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
    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我们的启发是连续、深入的,对于我们改善当前史学“碎片化”时所表现出的茫然失措状况有所帮助。
    得益于中国传统史学整体性的启示,我们也应当提高对西方史学整体性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整体性认识的不足,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有时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情况。
    这里,以我们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为例:“人类理性思维的方式,主要为‘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两种,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些问题的研究以‘逻辑的方法’为主,有些以‘历史的方法’为主。逻辑的方法是打破事物原本的时空状态,通过一系列的归类、综合、概括、推理得出抽象性认识;历史的方法是依照事物发展中原本的时间顺序,在自然的时空联系中认识事物。单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主义与思维的‘历史的方法’是一致的,历史学应当特别注重事物的时间联系,所以将历史主义作为历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没有疑义的。”这里将“历史主义”与理性思维方式之一“历史的方法”视为“一致”,非但令人无法明白什么是“历史主义”,反而产生了一堆困扰:
    一则,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歧义。如果“历史主义”与两种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一致,则意味着“历史主义”与“逻辑的方法”不一致。换句话说,“历史主义”无需遵照逻辑的方法。这样一来,疑惑便油然而生:不尊重逻辑方法的历史主义靠得住吗?如果“历史主义”不讲逻辑,还要发扬“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岂不荒唐?!
    二则,“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是否能够明确区分?恩格斯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采用的方法时的确提到“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没有对这两种方式加以解释。不仅如此,而且,恩格斯先是指出历史方法的弊端,表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然后又表明逻辑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这无疑使得“逻辑”与“历史”两种思维方式颇为纠缠。应该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如果政治经济学无法单纯使用逻辑的或者历史的方式,那么历史学就能单独采用“历史的方法”吗?令人怀疑。
    三则,这里忽视了“历史主义”在西方语境中的另外一义,即强调历史学的理论性及其预示性。波普尔讲到:“在这里,我只要说我所谓的‘历史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说就够了。”这样的“历史主义”明显不是“注重事物的时间联系”之义。
    综观上述“历史主义”所引发的诸种困惑,其症结在于,没有意识到学科与思维方式像物体与元素一样是无法比较的两种事物;但是,其更为深刻的根源恐怕在于,我们未能对“历史主义”等概念所牵涉的文化的整体性产生足够的自觉,对外来的概念与理论存在着轻率的碎片式理解及运用的情形。这不由得令我们想到,精通西方史学理论的学者曾经谆谆教导:“仔细定义,并且明白这些概念在其本来学术脉络的地位及角色,以及其传入中国学界的历史背景。”
    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整体性”并非没有思考。以对西方“知识论”的研究为例。有学者指出,西方“知识论”对史学和史学理论有着持久的影响: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理本”传统、近代欧洲的“人本”趋向、科学实证主义和专业历史学的产生、反理性思潮对史学的冲击以及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批评,无不与“知识论”有关。这里,以“知识论”来贯通西方史学理论,说明西方史学理论自身也有其内在的通贯性;继而,这种以“知识论”为特点的史学理论也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迥异的风格。这正是一种纵通性的整体性的认识带给史学理论的启示。只是,像这样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太少了。学界倾向于认为,多数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通常只是流于浅层的个体研究与流派研究,无法顾及到西方史学的整体性的内在联系,研究深度有待提升。
    上述四个示例,即从中国古代“史论”的视角反观“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短时存在、运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本末”“源流”观念反思当前中国史学的“碎片化”、忽视整体的语言文化环境而对“历史主义”形成的似是而非的理解、运用整体性观念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及其“知识论”所提供的启示,都是基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入了解而对当前的若干史学概念或理论产生的批判性认识。在这种古今联系及比较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中国古代史学不同于当前史学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看到了当前史学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碎片化存在,看到了语境、文化在中外史学思想交通过程中潜在的制约作用。这对我们促进中外史学理论的高效交流具有启发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自我”与“他者”的敏感与自觉,而这正是理论敏感与理论自觉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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